主殿两层，楼上供奉三世佛；楼下供奉观世音菩萨、关圣、韦驮。大殿供奉无量寿佛，两旁十八罗汉。后殿供奉观世音。天王殿供奉韦驮、四大天王、弥勒佛等。现存藏经阁，又名藏经楼，为嘉靖三十年掌丁字库太监李朗所建，原在崇效寺中央，万历年间（1573～1619）修建时，将其移建寺院的后部。清代中叶曾对藏经阁进行大修。

崇效寺藏经阁分为上下两层，面阔5间，进深七檩前出廊，硬山式屋顶。阁楼为磨砖对缝木结构建筑，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崇效寺山门尚存，石制匾额现存白纸坊小学。其他建筑全部拆除，改建小学和宿舍。原寺中的古槐仍存。寺内原存智朴禅师所绘《青松红杏图》，图幅2尺，因有历代名人题词，图卷续延30余丈。清初文人朱彝尊、王士祯、纪晓岚，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在图卷上留下遗墨。旧时崇效寺以花卉著称京城。清代初期以枣花出名，后以丁香花著称，再后又从山东曹州移来牡丹花，尤以绿、墨牡丹闻名京师。明吏部主事杨继盛曾来崇效寺游览，并为寺院题“无尘别境”。王士祯、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许寿裳均曾到此领略寺院景致。1935年北宁铁路局特开观花专车，接运客人来崇效寺观赏牡丹。1949年后，朱德、徐特立、黄炎培等也曾来此赏花。1954年寺中牡丹移植中山公园，并辟有专畦栽培。

崇效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附近。

唐朝，这里是一片荒野丛林。贞观元年(627年)，这里建了一座佛寺。这年，太宗李世民登基，大唐盛世开始。从那时起，历经唐、宋、元，该佛寺香火不断。

公元1341年，元顺帝登基，年号至正。这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社会政治经济一片混乱，红巾军起义和朱元璋大军稳步发展，元帝国灭亡前夕。顺帝命令重建该寺，赐名崇效。显然寓有崇仰效仿李世民治理大唐，有挽救大元于危亡的深意。结果，元朝还是完了。公元1522年，明朝世宗登基，年号嘉靖。这年，内官监太监袁福与高僧了空和尚同心修葺崇效寺，使之焕然一新。这时，寺院规模才算定型，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后殿等。嘉靖三十年(1551年)，内官监太监李朗捐钱，在寺院中央增建一座藏经阁。到了万历年间，风水先生认为位置不好，就把藏经阁移到了寺院后面。藏经阁东北有台，台后有僧塔，僧塔周围种了上千棵枣树。初夏花香似蜜，秋后果红如云，时称该寺一奇。

寺有嘉靖年间郧阳府知府夏子开碑和万历年间翰林院检讨区大相碑，分别记述了寺院修葺与增建经过。隆庆五年(1571年)又立了一块彰显佛家因缘一切圆满的万缘碑。此碑形制奇特——碑首雕镂成瓦屋形，屋檐斗拱一应具备。碑心再依样雕镂成高约一尺的小碑，上刻碑文。小碑上下左右全是并列的小格，共有158个，每个小格都做屋形，每间“小屋”里刻有人名，密密麻麻一万多个。清朝诗人、刑部尚书王士祯过崇效寺，面访当时住持雪坞法师，被甜蜜的香气熏醉，错把大片枣林比作佛国栴檀林，心神爽怡，夕阳落了，竟不肯离去……　后来，周边居家渐多，形成胡同、街道，就依物取名，便有了崇效胡同和枣林街。今天白纸坊小学即为崇效寺旧址，藏经阁还在，是宣武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9年，印刷局改为中国人民印刷厂，承接了印制人民币的任务。为了容纳更多的学生入学，子弟小学迁入北面白广路西侧的崇效寺旧址，办学规模逐渐扩大至容纳学生1200余人。

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述，元末至正初年，皇家在始建于唐朝贞观元年（627年）的古庙旧址上营建了寺庙，并由元顺帝命名为“崇效寺”。雕刻着“敕赐崇效寺”的山门石匾，如今就保存于藏经阁下。明代天顺年间重修了崇效寺，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寺院中心增建了藏经阁。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藏经阁损坏，又于寺院后方重建。重建之后的藏经阁至今仍在白纸坊小学校园里，1990年被列为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是校史陈列馆。　藏经阁东侧有5间办公室，是民国时期寺院方丈募款营建的东花厅，室内墙壁上镶嵌着《营建东花厅题记》碑和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陈尔锡的草书墨迹碑。　陈尔锡，字壬林，湖南湘乡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考中举人以后被保送至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律系，曾任湖南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大理院民庭庭长等职，创办过当时颇具影响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陈尔锡精于草书，在北京的崇效寺、法源寺、文天祥丞相祠、国子监、孔庙、东岳庙、陶然亭等多处名胜都留有诗文碑刻。

清代《光绪顺天府志》记述，崇效寺藏经阁周边曾经环植枣树千株，清初学者王士禛由此为崇效寺另取别名“枣花寺”。千株枣树至光绪年间仅余少量遗存，但是因枣树得名的“枣林前街”地名则被沿用至今。现在寺院旧址前方的“崇效胡同”，也是因崇效寺而得名。

青松红杏图画卷　《天咫偶闻》等书籍记述，明末洪承畴兵败于关外的松山和杏山，被俘之后投降清朝。洪承畴手下有一名扬州人姓张的副将不愿投降，隐居在京东的盘山出家为僧，取法名“智朴”。智朴画了《青松红杏图》，用以影射松山和杏山战役，寄托着兵败流亡有家难回的痛苦。智朴后来将画卷携入了京城崇效寺。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游览崇效寺时发现了《青松红杏图》，感叹之余在画卷上题字赋诗，此后300年间又有朱彝尊、翁方纲、纪晓岚、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上千位名人相继留名题诗，画卷被陆续接裱为长达三十余丈的长卷，卷起后的直径“粗如牛腰”。还有不少附庸风雅的无聊之徒，在画卷上狗尾续貂，乱题歪诗，有人甚至还将自己的名字并列在古代名人题咏之旁，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1903年张之洞曾经来到崇效寺，“求观《青松红杏图》不得”，因为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崇效寺惨遭兵灾，《青松红杏图》一度流落民间，虽然10年以后画卷回归寺院，但是名人题咏很多的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部分片段已经不幸缺失。

白纸坊小学校园里那两株高大的楸树，都是崇效寺遗留的古树。楸树是紫葳科梓树属的乔木，每逢暮春时节，那两株楸树都会盛开上万朵淡紫色的小花，映衬得校园里繁花似锦，灿若云霞，因此学校将恰逢花季的校庆日命名为“楸树节”。

楸树在北京存量稀少，仅有33株，仅见于故宫、皇家园林、王府、古庙等处。楸树自古享有“美木”、“木王”的佳名，常入文人诗词吟咏。唐代李远有诗句“谢公何岁掩松楸，双鹤依然傍玉楼”，宋代苏东坡有诗句“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明代米万钟有诗句“高亭梵阁杂松楸，云尽烟沉翠欲流”。　在北京故宫的宁寿宫花园里，有一座依傍着一株古楸树兴建的古华轩，是乾隆皇帝观赏楸树开花的地方。乾隆皇帝为古华轩所作的对联写道“明月清风无尽藏，长楸古柏是佳朋”。在故宫御花园的坤宁门前，也有两株楸树，在清朝被称为“神树”，每年都要从关外的奉天（沈阳）运来黄土培放在树根下，以示不忘故乡，因为古人将楸树与桑树、梓树和松树并列，称之“桑梓松楸”，视为故乡的代称。

崇效寺旧日曾有清初名士王士禛、朱彝尊等人种植的梅树、丁香、海棠，还有引自山东曹州的名贵的绿牡丹和墨牡丹，朱德和徐特立、黄炎培等曾经前来校园赏花。后因学校扩建教室，牡丹被移植到北京中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