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胡同位于西长安街地区南部。南北走向，南起前细瓦厂胡同，北至后细瓦厂胡同。全长97米，均宽3米。以卫生极差周围多垃圾粪便而得名。1911年后雅化改称八宝胡同。1917年夏天，鲁迅曾在巴巴胡同住过一个星期。

以卫生极差周围多垃圾粪便而得名。1911年后雅化改称八宝胡同。

1917年夏天，鲁迅曾在这里的巴巴胡同住过一个星期。7天的时间看似很短，却有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准确地说，当时还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当时他在教育部供职，住城南绍兴会馆。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为抗议复辟活动，周树人愤而辞职。后来段祺瑞出兵“讨逆”，战火顿起。周树人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同二弟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以避战乱。由于“觅食甚难”，甚至断炊，所幸老朋友齐寿山在不远处的镇江胡同开有一家粮食店，方可“得一餐”。周树人1912年随教育部来京，只因教育部薪水丰厚而自己家庭负担颇重才不得不从事那很不喜欢的工作。那些年，国事纷乱，前途渺茫，他始终陷于苦闷的情绪中，张勋复辟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由此而断然辞职，说明他已不甘于沉寂。一年后，在朋友的劝导下，他奋笔写出《狂人日记》，并署名“鲁迅”，就此成为一代文豪。

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蒙古语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作为微型水库)，供居住的军民饮用。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虽然他们尚不很适应人烟稠密的都市生活，门前若有水井相伴，也一样可以“饮马北京城”。况且那是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水井就是命根子啊。你去那些最古老的胡同走走，仍然能发现几口已枯竭的井眼，有的井栏上有绳索长年累月磨损的痕迹——在岁月面前，石头也是挺脆弱的，有些上面索性盖一个盖子，估计是提防孩子失足失藩。看着这些废弃不用的枯井，你会觉得是对胡同的名称最好的注释与追悼。当年水井可是深宅的居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无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至于迷路。我甚至于有个浪漫的猜测(考古学家们不一定注意)：四合院之所以有开阔的天井，没准是为了方便蒙古人养马的，马匹是他们个人的交通工具，相当于今天的自行车；他们即使移居都市，也习惯了以坐骑代步，否则为什么要把胡同修得那么直呢?天井是马圈，胡同是跑道，人马同居，是一种牧歌般散漫的生活方式。

水井既要饮马，又要养人，难怪蒙古人对此感恩不尽，甚至把日常居住的街巷命名为胡同呢。宋朝时曾如此形容词人柳永在民间的影响：“有井水处皆有柳词。”妇女们在井边淘米洗衣、梳妆打扮，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柳三变的慢词。蒙古人取而代也、夺得江山之后，又是什么情景?应该是“有井水处皆有元曲”吧。关汉卿、王实甫成了当红的明星。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使元大都戏曲界鼎盛一时，元大都俨然已是举世瞩目的文化中心。一曲传出，便在帝国的疆土上众口相传、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