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写在绢帛上的文书。已出土楚帛书和汉帛书。帛书又名缯书，是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现存实物以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为最早。

楚帛书发现于长沙子弹库楚墓，1942年被盗出，今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保存完整的1件，墨书楚国文字，共900余字，奇诡难懂，附有神怪图形，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数术性质的佚书，与古代流行的历忌之书有关。汉帛书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共12万余字（见马王堆帛书）。此外，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也发现一件长条形帛书，是裁制衣服时留下的剪边，墨写隶书30字，记边塞绢帛价格和来源。

子弹库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宽38.7厘米，长47厘米，文字为墨书，共900余字，字体为楚国文字，图像为彩绘，帛书四周有12个神的图像，每个图像周围有题记神名，在帛书四角有植物枝叶图像。

1973年湖南博物馆发掘该墓，判明该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之间。帛书的最早摹本出现在1944年的<<晚周缯书考证>>。

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如1951年湖南长沙五理碑，1954年长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古墓，1957年河南信阳台古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土墓，发掘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另外还有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帛书（1945年流入美国），又山西侯马盟书等。无论是写在竹木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帛书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的帛书

帛书指书写在帛上的文字。帛的本意为白色丝织物，即本色的初级丝织物。至晚在春秋战国汉书·苏武传系帛书国语·越语越王

现存最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唯一的完整帛书，1942年9月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子弹库楚墓。根据同墓出土的帛书残片分析，可能原有帛书4件。完整的一件长约33厘米，宽41厘米，图文并茂，中间部分有两组方向相反的文字，一组13行，一组8行。四周有图像（另见《帛书图像》）及简短的注文。整个帛书共900多字，内圆外方平扁

楚缯书，即帛书，内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字的四周绘的12个怪异的神像，帛书四角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树木。

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帛书的画像列于文字的四围，先以细线勾描，然后平涂色彩，看似漫不经心随意绘出，却将12个神录描绘得姿态各异，活灵活现，他们或立或卧，或奔走或跳跃，个个栩栩如生。同时所绘神灵像又显示出很强的写实性，如一些神像身上的斑纹，描绘得细致真切，仿佛从虎豹身上揭来。特别是帛书四周所画的树木，随物赋形，繁枝摇曳，依像图貌，茂肚婆娑，可谓用笔之工、描绘之细分毫不爽。楚帛书不仅力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珍奇。

流失

楚帛书是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一段图文并茂的画及文字，字体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楚文字，全书共900余字，分两大段，四周有12个图像，旁各附一段文字，四角还有植物枝叶图像。它是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一件千古奇绝的书法作品、楚文化充满想像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四时、天象、月忌、创世神话等，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价值。

楚帛书流失的过程极为曲折，直接经手的当事人也已去世，记者几经走访，并查询相关资料，方才了解了事件经过。

珍宝被当成废品附送

1942年初，一群盗墓者在长沙子弹库发现一个洞，便一起去发掘。其中一人名叫任全生，他于1953年加入湖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后来的马王堆汉墓等考古发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全生曾向博物馆同事说起当年盗挖子弹库楚墓的过程。

盗墓者当时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找到了一批铜兵器、漆器、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在盗墓者眼中，以铜器、木器最为抢手，所以纺织品被盗墓者当成废品一并送给了古董商唐鉴泉。他们不知道，这件纺织品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商承祚得知楚帛书出土，打算购买，正在联系时，湖南著名古董商蔡季襄从外地回来，迅速以3000元法币将帛书和其他文物买下。

蔡季襄刚拿到帛书时，帛书被折叠成数层，放在一个竹篓里，底下还有很多破碎不堪的帛书小块。随后，蔡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秽用毛笔洗干净，将帛书展开，并对其进行临摹和研究，1944年，蔡将帛书的研究成果印成书，名为《晚周缯书考证》。

美国人柯强骗走楚帛书

1998年出版的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上，刊登了蔡季襄1974年8月21日写给商承祚的信的原文。信中，蔡季襄详细讲述了楚帛书流入美国的经过。

因为帛书上面许多文字模糊不清，1948年（商承祚在信上写了一个问号，并将“8”改为“6”，疑为1946年），蔡季襄携带帛书到上海，想为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

蔡找到“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帛书。柯强托人引见，主动找上门来。柯强的英文名叫柯克斯，据商承祚所说，柯克斯在抗日战争前几年，以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冒充“文化考古学者”，掠夺长沙文物。

柯强对蔡季襄说，家里有两部新式红外线摄相机，可以帮忙。蔡季襄便将帛书带到柯强住处，柯强拿着摆弄了一阵，借口镜头出了毛病，要求蔡把帛书多留一天。

蔡当时急于想弄清楚帛书上的文字，就答应了。第二天，蔡向柯索要帛书，没想到，柯已擅自托人将帛书带回美国了。蔡预料到大事不好，气愤地要求柯马上退还帛书。柯强欺骗蔡季襄说，拍摄完照片，大约一周后就可将帛书寄回。根据蔡的记述，当时柯强是美国派驻上海的情报员，有权有势，且已“先斩后奏”，只能听任其摆布。

最后，两人签下一个协议，写明帛书价值1万美元，柯当场支付1000美元，如到期不寄回，柯强需再向蔡支付9000美元，实际上等于强买，蔡季襄吃了个哑巴亏。

索要帛书一再被拒

一周后，蔡季襄再向柯强索要帛书，果然不出所料，柯强又找借口推脱。此后，每隔两三天，蔡就去询问一次，柯或说“已写信去询问”或干脆不在家。当蔡又一次向柯催要时，柯的佣人告诉蔡，他已经乘飞机回美国了。为了打探音信，蔡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中金尽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

蔡后来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是柯强的学生。蔡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存柱，请他向柯强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回信，说与柯强见面了，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把价格压低一下。蔡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无论如何不能卖，请柯强马上将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定金。后来吴存柱回信说，柯对退还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

解放后的努力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

同年，为核实蔡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当时吴存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的高至喜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