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是中国东周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源自周文化，是周朝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

楚文化源自周文化，是当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两周时期，楚人兼收并蓄商周中原和南土文化精髓发展成为别具一格的楚文化。曾国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楚文化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艺术品更是独步海内外，其设计形式和风格充分体现了想象力和审美意识。

楚国艺术设计乃至整个楚文化的成熟是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明有关。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申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为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楚成王时，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其余脉蛮子国为楚昭王所灭，此后，楚国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商代的楚蛮居住在汉东和鄂豫陕交界地区，周代的楚蛮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很难区分，早期楚文化是江汉土著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楚蛮当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所谓“文明”，包含多种含义，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指文化的总和，即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具有特定性的文化，有时也指某一延续时间长、传播地域广且又有若干分支的总体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等同于文化。

二是指一个氏族制度已然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当一个先进文化达到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运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已经发展到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等方面的某些问题时，才表明它已进入了文明时期。楚文化最重要的便是编钟。

楚俗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

楚人认为自己是日神远裔，火神嫡嗣，日火皆为赤色，故而尚赤。但楚王族是祝融（中国神话中的火神）后裔于史有载，尚赤之俗源远流长。

祝融，本名重黎，中国上古神话人物，号赤帝，后人尊为火神，广东一带亦有尊为南海神。有人说祝融是古时三皇五帝三皇之一。

据《山海经》记载，祝融的居所是南方的尽头，是他传下火种，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

《史记·楚世家》：“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帝喾）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这里祝融是一种官名，祝，大也；融，明也。

祝融氏是神农氏时代，或者早在伏羲氏时代出现的一个以善于取火管火用火而闻名的部落，对中华先民用火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到五帝时代，“祝融”又因此被用作官职名称。

东君，中国古代楚国神话中的神祇。

关于东君的神格，历来说法不一。通常认为东君是指太阳神，但也有月神说，也有认为东君和东皇太一为同一位神明的说法。屈原所著《东君》被编入《楚辞·九歌》中。

太一在民间信仰中，视为北极星，是最尊贵的星神，在《楚辞》中称为“东皇太一”，有人奉之为“天帝”。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太一操控人间吉凶祸福，纬书《春秋命历序》：“太一主风雨、水旱、兵革、饥疫、灾害。”祭祠太一，可以招致神仙。拜祭时，信众以歌舞娱神。

《东君》 -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

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

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

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

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儋兮忘归；

緪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

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

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敝日；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楚人，与中原华夏氏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楚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为华夏族南迁的一支，给楚地带来了华夏文明的先进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楚文化。从统属而言，楚于西周初年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统治。而且实物资料也表明，西周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它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中原文明特点，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别于其它区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兴起与其它文明一样，也应具备相应的文明诸要素，我们可以此来考察楚文明兴起的大致时间。楚自鬻熊至熊绎受封的阶段，文献均记其“居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而非“都丹阳”，加上又无相应的考古学资料相印证，当时丹阳只是一个地名，而非都城，也无城邑的建制，大型礼仪建筑也尚未发现。

就是怀疑为楚国制作或断为楚国所有的青铜器，不仅未见于考古发掘，即使是传世品中也一无所见，文字就更不用说了。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其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以较单纯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楚的社会形态自然也比较原始。

熊绎受封是楚立国之始，他五传至熊渠之间的事实史载不详，也无明确的考古资料面世。看来，楚即使立国，也未必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代。但到熊渠时，楚有了第一次扩张，它应是楚经济、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的反映，青铜兵器应该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湖北当阳赵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铜器，并有极少量的传世铜器遗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青铜冶铸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已有少量疑为楚城邑的遗址发现。而且楚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成了由部落联盟集团的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

熊绎文化大道位于湖北省保康县城南牌坊湾地段，南起土门三岔路口，北至封银岩嘴，东至道路红线，西至清溪河边。沿途兴建10个早期楚文化街头景点和2个早期楚文化广场，并与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长廊连为一体，构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观带。熊绎文化大道配套建设启明广场、承水玉桥、楚源凤台等3项景观节点。

保康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楚国800多年的历史，在保康就有 350多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料记载，熊绎，为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后裔。周成王时代，熊绎受封为楚君，赐“子男”田地。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绎命名，寓意是将“荆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扬祖先熊绎率部族“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坚韧不拔、开拓创新、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精神。

由于在西周早中期，楚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响下发展，因而，楚人统治区内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风格，是时，楚文明虽处于襁褓中，但其个性特征开始孕育。西周早期，随着楚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有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改造。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

楚文化美术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鹿角立鹤、虎座凤鸟、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青铜器上斑驳陆离的色彩等等，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无碍于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花朵流动与生长的造型，正给人自由、生动的想象。楚国盛产细腰美女。

楚文化科技：在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战国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传说是楚国无头将军墓，因他在前线吃了败仗，被楚王所杀，但楚王后悔，就以一金头厚葬了这个将军。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战国时楚将唐蔑。这个墓葬很可能是齐楚垂沙之役中战败的楚国将军的墓。在距该墓不远处还发现有东周城址，而湖北枣阳在春秋时代就是唐国的故地。唐蔑很可能是该地的封君或是出生地在此（唐地），则称唐蔑。再说齐楚垂沙之役，垂沙在今河南唐河县，双方在沘水（即今唐河上游）交战，楚将唐蔑等战死。枣阳离这个古战场（河南唐河）非常近，仅仅隔着一个桐柏山，也许楚国正是调动了方城以内的驻军与随枣地区的古唐地的驻兵进行作战的。可推想，楚军战败后，楚王怒杀楚国将领，后又因楚国随后发生庄矫起义，使楚国四分五裂，所以楚王在懊恼中厚葬了战败将士，其中就有唐蔑。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古墓葬群，属周代楚国重要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出土了“长子狗”铜鼎和“公大史”铜方鼎等重点文物。铜器造型严谨，花纹繁缛，创新了铜器制作工艺，大大改良了制造工艺。

这一考古发现，与随后的荆门包山二号墓漆奁彩绘等，给考古学以至艺术史学界带来空前的惊喜。史学家称，这一批文物的出土，使得中国美术史的源头上溯至三代。破除了中国文化的“西来说”，为中国美术本原做了根本性补充。艺术界兴起“楚文化热”。

楚武王熊通即位后开始谋求向外发展，“辟在荆山”这一狭小的区域也不能满足发展要求，楚文王迁都位于今荆州纪南城的郢，自此至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师攻陷郢都止，是为楚文明的成熟定型期。这一时期的楚国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逐步吞并了江汉地区、南阳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数十个文化因素各有特点的国家，这一范围内各种经济、文化因素相继融入楚系，从而为楚文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因素和有利基础。

实物资料表明，独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来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的洗礼，通过融合、吸收被吞并的众多周王室同姓、异姓封国及其它诸侯国的先进文化因素加以综合、提炼并经过创造而成，正是在此时，楚文明以非凡的气势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篱，从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转折。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击败吴，后昭王迁都于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为楚文明的繁荣鼎盛期。

这一时期楚国历史虽然有起有伏，但楚国的发展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是连续不断直至达到最繁盛、最光辉的顶点。其政治体制方面有断断续续的改革，旧的县由大化小，并已在全境范围内普遍设立，边境设郡，官职爵秩已经相当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楚文明的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政治局势迅速改观。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在北面与诸国争雄，时有进退；西北、西南分别防御秦与巴蜀而主要是来自秦的威胁，以秦岭、巫山山脉相阻隔，并分别设立了汉中、黔中、巫郡等；东面是楚国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的方向，其军队多次出入齐鲁国境，并直至海滨，但战争频繁，建设难以连续持久；南面主要是“蛮夷”之帮，楚人沿洞庭湖两侧南进，直到五岭，这一区域基本没有大的战争，政局稳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续发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就主要在江汉平原及楚国南部的今湖南境内发现，并向楚全境辐射。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迁都陈城，习称陈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城，习称寿郢，直至楚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是为楚文明的滞缓衰退期。

这一时期楚国基本处于动荡之中，尽管有相对的稳定，也是十分短暂的。楚国政治腐败，思想保守，经济上又因国土的沦丧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楚文明也丢掉了赖以发展和昌盛的坚实基础。楚国历史已成颓势，楚文明也随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昙花一现。

而且，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二千年。

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早在20世纪30年代，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秦楚国遗址、墓葬等的发现，激发了学界探索楚文化的热情。其研究范围从先前的文学、哲学领域扩展至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文字、建筑、服饰、风俗、科技、歌乐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渗透，逐步向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

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沙地区发掘的大批楚墓为楚文化这一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契机；上世纪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国故地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特别是枣阳市九连墩战国古墓群位于的发现，使得楚文化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也认为，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引发了学界对楚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也为其拓展和精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盘庚，那么季连活动的年代岂不要向后推约七百年，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所长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纪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这套丛书是20世纪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经过多年的积累，楚文化已经有了全方位、多角度、体系化的研究和总结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当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紧密跟踪考古新发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着力解决其囿于资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难问题。”蔡靖泉说除了注重考古发现之外，将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对于推进楚文化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万全文向记者介绍说，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比如，张正明的《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王纪潮的《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等，就将楚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进行宏观比较。中观角度则是将楚文化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譬如张正明的《秦与楚》，清晰展现了秦与楚的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所谓的微观比较，则是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对比探讨，这也是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

刘玉堂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重大。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不同区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和规律，进而发现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路径。蔡靖泉也表示，将楚文化与并世共存的诸地域文化进行比较探讨，是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不仅能够拓展楚文化研究视阈，也必将促进中国区域文化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纪的深入发展。刘玉堂表示，尽管楚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还比较薄弱，某些关键的研究领域多年没有突破。他认为，上世纪楚文化研究的辉煌，多半基于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轰动性发现，楚文化研究很可能会出现“瓶颈”，甚至无话可说。因此，学界需要对楚文化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寻求方法论上的突破创新。万全文认为，从楚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楚简帛研究的推动。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原因，是由于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相对上世纪有所减少，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很难得到解决。

针对此种情况，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说，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没有上世纪90年代那么轰动，重大考古发现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于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的陆续开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发现，而对这些考古资料进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将这些新发现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据此继续深化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则强调说，除了对楚文化考古资料系统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强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他告诉记者：“准确释读诸如楚简、玺、货币、器物上的文字资料，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寻新的突破点，还能够对过去的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对出土文献这些一手资料辨识的准确性，对于酝酿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无裨益。

由于这一时期的前大半段楚国主要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其经济形态原始，文化也十分落后，楚文明尚无明确的发展成就可谈。到晚期楚文明才逐步兴起，并有了初步的发展成就。因缺少较多的实物资料印证，我们也只能了解局部。

此时虽未发现城垣遗址及大型礼仪建筑，但已发掘了少量的村落遗址，如离丹阳不远的湖北襄樊真武山遗址、宜城郭家岗遗址等，其房屋建造比较简单，既有半地穴式建筑，又有地面建筑，有单间，也有连间，土坯墙，有柱洞，地表经烧烤过。墓葬建筑也比较简单，均为竖穴土坑式，规模不大，无任何附属设施，随葬品也不多。

青铜冶铸业开始初露锋芒，铸造器类主要为小件兵器，其它还有少量礼器，如传世的楚公逆镈、楚公 钟等。整个青铜器发现 数量不多，形制、纹饰一如中原，铸造技术相对较为落后，不仅不如中原，甚至连南方的扬越也不如。

制陶业为主要的手工业，陶器的制作同样比较简陋，器类不多见，装饰纹样也比较简洁。

从传世的楚公逆镈、楚公、钟看，楚文字已经形成，但发现不多，看来，文字的应用还不是很广。

其它方面的成就均不突出。此时的楚文明恰如一只雏凤正破壳而出。

从文化性质来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少量蛮夷文化的特点，时间愈晚，自身的风格突现则相对较多，沿着整个楚文明始则模仿，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

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楚人不再担心来自中原周王室的威胁，可以从容地发展自己。楚人进入江汉平原后，由于逐步向外扩张，文化面貌因而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加上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独创精神，楚文明得以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其发展成就也初步地显现了出来。

楚文明的建筑成就集中地反映在楚郢都的建设上，其选址和布局思想已趋成熟，宫城已独立分区，并有较完善的防御设施，外有护城河，内有城垣和瞭望台。宫殿建筑的台榭特点已经形成，台峻高，榭空灵，著名的章华台即筑建于此时，建筑材料以土、木、石为主，并开始使用铜制构件。楚宫已开始设置地室。楚国建筑以四平八稳，气势磅礴为主要风格。

墓葬建筑在春秋中期以前基本沿袭周王室的一套礼制，从春秋中期开始逐渐形成楚国的礼制。仍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大中型墓发现较少，墓四壁较直，少量带有壁龛。

楚人在广泛吸收和综合利用南北农业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了筑陂灌田的水利工程，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思陂就是我国亘古以来第一个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

楚此时在南进过程中占领了铜料主要来源的湖北铜绿山古铜矿，矿井建设得到了初步发展，井、巷及炼炉建设已趋成熟，也有较完整的排水系统，选矿、冶铸技术已比较先进。

青铜冶铸业除了掌握熟练的冶炼技术外，铸造技术已日趋成熟。此时能博采众家之长，将扬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全面掌握并推广了分铸焊合技术，并且独创了失蜡法和漏铅法铸造工艺，从而使自己的铸造工艺超过中原表现出了第一流的铸造工艺水平。此时青铜器的种类大为增加，但几乎全是贵族日常生活用器，往往带有曾经使用过的痕迹，在器物形制和装饰上也不再是模仿，而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表现了自己的风格，与中原同类器物相比已有不少变化，并开始出现独特的器物，装饰纹样大部分是中原常见纹样，但在表现形式、组合关系和装饰手法等方面有不少中原罕见的特点，其装饰中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运用广泛而娴熟，同时铜礼器的镶嵌技术已开始运用，这些特点将中原铜礼器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陶器制作同样显示出了创造性，典型楚式陶器如楚式鬲、长颈壶等已经成熟。此时的陶器种类以日用陶器为主，仿铜陶礼器较少。装饰纹样比较简洁。

楚国的音乐艺术已有初步发展，但乐器品种、数量都不多。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有编钟五十二件，其全部乐音系列可以奏出七声或六声音阶。

楚文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铭文中，单字数量明显增多，字体趋向修长，仰首伸脚，笔画富于变化，多波折弯曲，作美术字体状，并且出现了鸟虫书的雏形，逐步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及其它诸侯国的作风和流派。其它如漆木、竹器及丝织品、皮革、玉石器等也开始发展，铁器开始萌芽。

本期的楚文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向四周传播，与楚国军事力量所及范围相当，甚至更远，被其它文明圈所接纳。

这一时期，楚文明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直至达到极盛。

辽阔的疆域，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以及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机构和人口，促使楚国的城市繁荣起来，不仅城市的数量多，而且筑城技术更为先进。城市规模较大，布局规划合理，防御设施完备，宫殿建筑豪华，台基雄伟，建材多样，装饰精美，特别是楚郢都纪南城一门三道的水门建筑。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的繁华。

墓葬建筑已经完全楚化，并且在不同区域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特点。一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总的规模已扩大，附属设施基本齐全。其大中型墓葬特别是到战国时期一般都有经夯筑的圆形封土堆、斜坡墓道和多级台阶，即使是小型墓，也有不少设斜坡墓道、二层台，少量还带有壁龛。墓坑防护措施除个别为积石积炭外，大多采用填塞经夯筑的五花土和青、白膏泥，另有部分小型墓只填未经夯筑的五花土。大中型墓均有椁室，椁盖板上铺竹席或苇席，椁室采用横、直梁或置隔板的方法分成二至九室，晚期墓还设板门与椁室相通，棺底板悬空，少数棺底板上又有雕花板（苓床），棺椁构筑主要有平列、平砌、榫卯接合、栓钉接合等方法。墓葬建筑的差别是根据墓主身份确定的，也正是这个时期社会各阶层观念形态的反映。

矿井建筑在原有基础上有所革新，横巷的框架变得又高又宽，可承受更大的压力，井架采用密集法搭口式，提升矿石和积水采用辘轳，采矿工具由铜制变为铁制，通风、照明、排水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铜矿数量增多，矿区范围扩大。从而使产铜区更多，产铜量更大。

金属冶铸业更为发达，炼炉有所改进，以缩短冶炼周期。铸造作坊广泛分布于大中城市附近，铸造分工相当细密，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而言，当时已具备足够大的熔炉、足够高的炉温和足够强的鼓风能力铸造大而繁的青铜器，而且还能熟练地采用复合金属工艺。无论是分范合铸、焊接镶嵌，还是失蜡法、漏铅法工艺，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正是由于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冶铁业也有较大的发展，铁制农具、匠器、兵器甚至服饰器在楚国应用之广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块炼渗碳钢制造工艺与生铁柔化技术的出现是楚国冶铁技术的一项重大进步，标志着楚国冶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铁制农具、工具的使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

青铜器的数量多，种类繁，器物形制除了为楚所独有的器物种类外，即使是中原地区同一器种的器物，其形制也有自身特点，整个器物群将纤丽清秀的楚风体现得淋漓尽致，就纹饰而言，楚独有的纹饰不多，但即使是与中原同样有的纹样，楚人也是加以改造，使之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和样式。多数礼器，无论是否明器，纹饰都由繁到简，以致成为素面，同时又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精美单件日用青铜器，特别是一些器物附饰制作之精、纹样之巧世所罕见。凤纹的流行是本期楚装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透雕技法纯熟。

制陶业也是十分发达，不仅制陶作坊分布密集，数量众多，规模巨大，而且陶窑建造技术已比较进步，分工严密，产品数量大，除了烧制当时的各种日用生活用器外，流行的各种仿铜陶礼器，日用的器具都可以见到陶质的仿制品，还有各种建筑材料。陶器造型基本承上期而来，并有向高发展的趋势，装饰纹样已开始流行彩绘各种图案，将漆木器的发展成就运用到了陶器上。

作为这一时期重要标志之一的漆器不仅品种和数量繁多，而且被广泛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有生活用具、家具、乐器、文书工具、兵器、车马器、手工业品和丧葬用具等。当时漆器以厚木胎为主，薄木胎较少，还有极少数的夹纻胎和竹胎。制作方法因质料和器形不同而异，如木胎是以斫制、挖制和雕刻三种制法为主，竹胎以斫制与锯制方法为主。其造型各异，题材丰富，既有现实社会中的禽兽，传真写实，形肖神似，又有以传说中的龙凤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相结合的“神兽”、“神鸟”，有的雄伟奇特，有的小巧玲珑，十分精致美观。髹漆工艺十分发达，不仅漆色艳丽丰富，而且纹样内容和形式极为繁复。主要花纹有龙、凤、兽、鸟、三角云纹、舞乐纹等，线条勾勒交错，图案优美，富于变化，色彩搭配谐和悦目。此外，楚漆器中还广泛使用了描金、描银的方法，并发现有金箔贴花的装饰手法。

楚竹器手工业也相当发达，编织技术水平相当高。竹编织物不仅品种达几十种之多，而且数量达千余件，用途同样广泛。竹器制作技术有锯制、斫制、编织等方法，其中编织图案多样，美观犹如织锦。

楚国的丝织刺绣工艺也是楚文明鼎盛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此时纺织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纺织工艺技术方法、缫丝、纺纱、染整等一整套工艺技术以及手工纺织机械已经形成，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日趋细密。楚丝织品品种齐全，达数十种之多，织造精良，织物的组织结构完备而复杂，色彩鲜艳，谱系完整，练染工艺纯熟，精炼程度高。其纹饰繁缛，题材丰富，有几何纹、珍禽异兽纹、人物行为纹等类，构图紧凑，线条规整，层次分明，有立体感，同时纹饰组合灵活多变，富丽多姿。刺绣一般选用织造精良、质地轻薄、平面整洁的绢为绣地用双股绣线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锁绣出不同的花纹图案，花纹典雅而富丽，题材与丝织品基本相近，但偏重于珍禽异兽、奇花佳草和自然物象。

文学、音乐和绘画

文书工具品种与数量增多，发现了一批竹简，内容丰富，竹简的文字别具风格，字体清秀，另外还有不少铜器铭文以及漆器上的漆书与阴刻文字及少量的帛书，都反映出楚文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极富装饰意义的鸟书文字的出现使楚文字的艺术色彩更浓。

楚国的音乐、绘画艺术成就在出土的许多铜、陶、漆器和丝织品上都保存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它们多角度地反映出此时楚音乐、绘画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除了前面所述之外，楚文明发展到这一时期还在天文学、文学、历法、哲学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全方位地折射出楚文明繁荣鼎盛期非凡的发展成就。

由于楚腹心地区的丧失，楚都东迁，楚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滞缓衰退的特征。尽管如此，因底蕴丰厚，楚文明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并占据着领先地位。

楚本期相继迁都陈城、寿春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楚鼎盛时期的城市建筑成就。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考证，陈城前期一直是西周初期立国直到被楚所灭之前的陈国国都，不但城制完备，且气势巍峨，闹市繁荣，宫室府第豪华，楚灭陈后成为楚军事重镇，楚顷襄王东迁陈城后成为国都，楚因此进行多次大规模的筑城行动，使城垣加高加宽，规模加大，采用先进的夯筑技术加固城垣，同时建筑材料品种一应俱全，生产工艺逐渐改进，城市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一大工商业大都会。寿春城则是该期楚人平地而建的新型大城市，是战国末年我国东南第一大都会，始筑于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年），城的建筑吸取了鼎盛期楚郢都建设的经验，根据优越的自然、经济、军事地理条件科学选址，规模较大，规划布局运用了南郢引流入城的传统，并着意规划，功能分区清楚，建筑技术先进，建筑材料齐全。

墓葬建筑基本延续着前期的墓葬形制，其中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仍然保持楚王墓的礼制，是发现的唯一一座楚王墓。其余墓葬与鼎盛期相比，建造相对简陋，楚风渐淡。矿井建筑技术与水平没有大的发展。

青铜器冶铸出现了新的冷加工技术，防锈工艺有所加强，镶嵌工艺更加提高。尽管大部分青铜礼器已趋薄而粗糙，但有个别器物铸造精良，造型新奇。由于战事频繁而激烈，青铜兵器需求量大，制作质量也较高。冶铁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除了继续在农具方面占据主导外，还使用到礼器的某些部位及少量兵器上。

制陶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除了烧制形制大、花纹美的各种建筑材料外，仿铜陶礼器的数量明显增加，它不仅为下层贵族和普通平民所使用，而且为原只使用铜礼器的上中层贵族接受，这一方面反映了礼制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楚经济的衰退。部分陶器造型中吸收了秦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被秦占领的楚地，出现了不少秦式器，有些秦式器也融进了楚的因素。楚货币品种齐全，数量显著增多，度量衡也逐渐完善，反映了楚商业的繁盛。

楚在丧失大片国土的同时，也丧失了丰富的手工业原料产地，从而使楚国的手工业特别是髹漆竹编、丝织刺绣业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其产品种类少，数量不多，工艺水平不高。玉器仍沿用传统的器类和纹饰，但无论是数量、质量都明显不如中原诸国。

这一时期，楚国的哲学和文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19年，在郑州召开的南水北调中线文物考古发现学术会上，郧县辽瓦店子遗址被学界确认为是楚文化源头。

2022年7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开展考古工作，揭露一批战国晚期的文化遗存，除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外，还发现铜块、铜矿石、铜渣等冶炼遗物，属湖北省矿冶考古新收获。

2024年4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安徽省淮南市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了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墓的最新发现。当日，料峭的春风中，记者来到安徽淮南田家庵区三和镇的武王墩墓考古发掘现场。这里西距楚寿春城遗址约15公里，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墓地。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一带，这里是探寻恢宏灿烂楚文化的一块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