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的一种。秦汉之际，有将印文镌刻于带钩的钮上，一半多为圆形，称之为带钩印，带钩长些的有数寸或尺许，短些的约为寸许。

将私人姓氏铸或凿刻于衣带钩的钩纽上，既作皮带钩，又兼作私人印信，一物两用，很为便利，深得古人推崇，所以在带钩印中数量最多。姓氏带钩印为战国古玺私印之属，但较之古玺私印则更为精巧娟秀。如图一中“李若思”带钩印，在不足一厘米直径的钩纽上，合理地分布三字，既有随形布篆的效果，又照顾到印面的疏密关系，在抬高中间“若”字后，下部的空间有意识地以“若”“思”二字的拖笔来填补，使印面轻重平衡，疏密得当。又如“私玺”带钩印，厚实的边框、古朴的线条，苍古中透出一丝灵动。

秦汉之际，佩印之风十分流行，而带钩印即是吉语的载体。日常人们往往随身佩戴有瑞兽祥禽图案和吉语的印章佩饰，祈求吉祥和驱邪；也有期望得到高官厚禄的，如“君宜高官”；有表达对安定生活向往的，如“民乐”“安众”；有渴求财富的，如“日利”“巨侯千万”。这些吉语内容广泛，含义隽永，从中可以体味出古人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和丰富多彩的个人情趣。图二中一件出土于湖北的神人抱鱼铜带钩，钩纽上铸有云纹，钩身上刻有“丙午神钩，位至公侯”字样；又如“钩常辟兵”带钩印，正是古人祈求高官、避免兵灾的心理写照。

肖形印是中国印章史上的奇葩，它起源于华夏文明的初始，且一直延续到当代仍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彩。肖形带钩印更是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形态，内容有神话、图腾、神兽、生肖、四灵等，它兼容了绘画、雕刻、社会生活、传说等古代艺术特征和审美特征，有着丰厚的古代宗教、哲学、美学等方面的内涵。图三中有一件程训义先生收藏的蝎、蜥蜴图形肖形带钩印，该印别出心裁地把两种动物设计在一个钩纽上，形态逼真生动，极富动感，艺术上简洁质朴，同时体现了我国民间以毒虫为辟邪物的传统，具有浓郁的民俗情趣。

由于带钩纽面积狭小的局限，所以大多带钩印以单字形式制作。单字带钩印一般取主人姓名中一个字，如“衍”，或是有一定寄托含义的单字，如“生”（见图四）。一般是姓名中一个字或吉语的一个字，有些单字带钩印的文字至今还难以释读。但从其艺术表现形式看，或遒劲古朴，如“之”“禾”；或凝重高雅，如“张”；或天真自然，如“平”；或湛凝耐看，如“和”。总之，单字带钩印是战国古玺艺术形式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在带钩印中有个别的精奇巧思，把带钩与钱币、四灵、符节等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透出另一种意趣。如图五中作为符节所用的铜带钩，长10.8厘米，头部呈鹅形，下部表面有纹饰，钩纽上刻有“长乐”二字，独辟蹊径的是此带钩可从中间一分为二，在两个截面上分别铸有内容相同的阴文和阳文：“兹夏侯勿伤”，两半合并后阴阳文互相勘合，浑然一体。这件带钩印应该与古代“虎符”“鱼符”等出入宫禁或调兵遣将的作用相当。另如西汉半两钱上铸有带钩图案，即成为一种特殊标记的货币。带钩印绝大多数印文为阴文，而图一中“正行”“私玺”等带钩采取阳文铸出，在带钩印中亦属罕见。另外还有纹饰带钩印和以纪年入印者，如“云纹”“丙午”带钩印，均不多见。

带钩和带钩印是古代人的生活必需品，因而时有出土面世。它以多姿多彩的艺术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有可贵的文物收藏价值，而且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直至后世各朝代的书法、绘画、篆刻、宗教、社会历史和古代社会生活、服饰制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和艺术借鉴。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首先，带钩印给予篆刻艺术的启发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一是学习古人在印面局限的情况下，如何以高超的技巧配篆布局，掌握其虚实对应、疏密得当的结构关系；二是学习古人丰富多变的艺术想象力，尤其是肖形带钩印和特异带钩印的艺术构思及表现形式，可开拓我们的创作视野；三是带钩多姿多彩的造型对印纽设计和雕刻有一定的启发，对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是一种继承和弘扬。

带钩印从春秋时期至明清已历两千多年历史，在这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祖先把艺术和智慧倾注于小小的带钩之中，创造出了大量千态万状、光艳夺目的带钩艺术品和带钩印篆刻作品，我们为古人巧夺天工、质朴深沉的艺术匠心叹为观止。不仅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独具魅力的带钩艺术作为一门专门艺术门类确立下来，使其成为考古、史学、书法篆刻艺术、工艺美术、收藏和民俗学的深入研究的题材与课题，从而形成“带钩艺术”这一新的学科。

带钩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存世量大且艺术含量富足可鉴。带钩在古代亦称“寿钩”，含有长寿之意，故为时人乐意佩带。我们当今的工艺美术界、服饰行业、珠宝行业、旅游纪念品业和书籍装帧业等，可以从中广泛地汲取这一古老艺术的创作元素，发挥想象力，充分运用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探索其语言特点，引入现代人的生活，使带钩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尤其是适应人们崇尚汉文化、看重印章图记的习俗，设计制作出新的带钩印，这亦是对古老艺术的传承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