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乃湘西北重镇，历史名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汉置临沅县，先后有临沅、监沅、武陵、嵩州、朗州、鼎州、常德等名称；历为县治及郡、州、府、路、行署驻所。据考证，始称常德在宋朝。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在鼎州设常德军，后升州为常德府。此名取材于《老子》“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和西汉毛氏《诗·常武》序“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焉。”其义为上行德政，下安本分，谓之常德。

据周新国先生的《武陵藏珍》，常德古城的基本布局和规模形成于元代。《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元年（1330），常德路人口达1026042人，比北宋崇宁年间鼎州人口（130865人）多了7倍。这其中，常德城区人口大量增加。常德路郡守纳粼不花主持筑土城将常德城扩建。由于工程浩大，一时未能完成，后来蒋大不花继续主持，才最后完工。明代，在元代扩建的土城基础上，开始将其改建成砖城。《武陵县志》卷八《城池》载：“元至顺三年纳粼不花筑土城。明太祖取常德路，总管胡汝即旧城修之。洪武六年（1373），卫指挥孙德辟旧基，垒砖石，覆串楼，作六门，浚濠池，而制始备。”

常德古城始建于何时？一说为汉代，另一说为春秋战国时期。十几年前，常德市改造老城区，拉通武陵大道南路。在老城区中心，即武陵大道与人民中路交汇处（原兴街口所在地），为修地下人防工程（即如今地下商场），挖了一个长50米、宽40米、深8米的坑。在考古学上这相当于一个大探方。从这个坑的出土物中，可以明显看出常德地下有三个文化堆积层：

第一文化层（上层）：器物以明清砖瓦和碗、碟为主，杂以少量杯、瓶、坛、罐、素三彩瓷俑。碗、盘内印有花纹和文字图案，如盛开的莲花、蝴蝶、龙纹和几何图形等。文字印纹有“寿”“拱”“福”及纪年款大明成化年造，大清同治年制，光绪年制等。

第二文化层（中层）：有唐开元通宝、宋崇宁通宝钱、双凤纹铜镜及陶瓷器。器形有鸡腿坛、瓷罐、瓜棱壶、兔毫盏、碗、碟、瓷人头哨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常德斗姆湖窑产品。从出土物看，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唐宋元之际。

第三文化层（下层）出土物有：（一）陶罐。口部微侈，平沿外折、圆折肩、圜底为凹。从颈至腹部饰6道凹弦纹、绳纹。鼓腹、泥质灰陶，火候尚高，口径10.5，腹径24，高20厘米。此陶罐与湖南溆浦战国楚墓出土陶罐形制相同。（二）陶豆。泥质灰陶，火候高，细长柄，盘已残。形制与长沙市白泥塘5号战国墓出土陶豆相似。（三）铜矛。骹部两侧各饰两个半环系纽，中脊断面呈六边形，两翼有血槽、骹作圆锥形。通长13.7厘米。湖南著名考古学家周世荣在《湖南商周秦汉兵器研究》中，把这种类型的铜矛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四）石锤。这是第三文化层中早期夹杂物。形似榔头，两头稍尖，表面磨光平滑，有钙质腐蚀，器身中间有一穿孔、孔径2.1厘米，径口外大内小，通长10.6、厚5.2厘米，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其年代距今约四千多年。根据地层形成的规律，下面的地层早于上面的地层（即远古在下，近者在上），晚期地层里可以有早期的遗物。可见，这第三文化层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无疑。常德城就是在此基础上堆积起来的。

据史记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一支古老部族，一直活动在湘西北（今常德）一带。这支部落，史藉中统称为“百濮”和“群蛮”。常德处于沅水下游，古代为出入滇黔必经之地。往上可通夜郎，巴蜀、滇池；往下过洞庭入大江，可达鄂渚、夏浦、九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因此，先民们选择此地集中居住。《史记》和《资治通鉴》载：“秦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六国……，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楚人拥有“黔中”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早。屈原《离骚》云：“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以陈辞。”诗人言“济沅湘以南征”，当是追忆楚自文王以来对南方夷越、百濮的征伐事业。《史记》载：“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蜀中郡守张若伐楚，取得巫郡和江南，设为黔中郡。”《后汉书·南蛮》说：“汉兴改为武陵。”可见，传说张若伐楚，夺取“黔中”地后，在此筑城是可信的。其目的是防御楚人的反抗。这座城史称张若城，即今常德城之故址。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山南道·朗州》云：“张若城，在（朗）州东四十步。初，秦昭王使白起伐楚，遣张若筑此城以拒楚，并统五溪。”清代常德方志《武陵县志》卷八《建置·城池》云：“县城附府，滨沅水之阴，即张若城遗址。”

据此，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周新国先生推断：常德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迄今已是229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