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是作家杨绛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1981年7月。

《下放记别》：讲述了杨绛人生的三次离别。第一次离别是杨绛、女儿、女婿送别下放干校的钱锺书。杨绛本打算和钱锺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锺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钱锺书就得下放。第二次离别是杨绛送别文学所和另一所的主体人员。第三次离别是女儿钱瑗送别下放干校的杨绛，此时女婿王德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已在一个月前含恨自杀。

《凿井记劳》：讲述了作者参加集体劳动的故事。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又参与掘井的工作，产生了“合群感”，从而有“我们”和“他们”的分别。“不要脸的马屁精”、“摆足了首长架子的领导”，是“他们”；“我们”则包括各派别、受“我们”看管的人。这种阶级感情，不是基于各人的阶级背景，而是基于人性。但在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又变成了“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

《学圃记闲》：记的是作者看守菜园的故事。杨绛在干校专管菜园，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钱锺书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钱锺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他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锺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杨绛陪钱锺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

《“小趋”记情》：讲述在干校劳动改造之余大家集体收养一只流浪小狗“小趋”的故事。小趋是一只被“田园诗人”从劳作水渠边捡回来的小狗。这头瘦弱的小狗，因为得到众人一丁半点食物救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朋友。小趋作为一只小狗，对于收养它的好心人发自内心的感激与依恋深深影响着干校生活的每一个人。后来干校搬家，狗不能带着走，大家便见不到小趋了。

《冒险记幸》：写的是作者自己为和丈夫钱锺书团聚而冒险走夜路的故事。其中一次，杨绛在满地烂泥的雨天只身奔去看钱锺书。荒天野地四水集潦，几经磨难，冒险过河，总算到了钱锺书的宿舍门口，钱锺书大感惊讶，急催杨绛回去，杨绛也只是逗留一会，又只身而返，路上的危险也就自不待言了。

《误传记妄》：一次，钱锺书听闻自己将获遣送返京，结果只是谣传。杨绛自然十分失望，她想到去留的问题，便问钱锺书，当初如果离国，岂不更好。钱锺书斩钉截铁地说不，他引柳永的词自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幸而二人最后还是一起获准返回北京。

《干校六记》的书名和篇目，均源自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钱锺书在书前小引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文革”期间，政治混乱，批斗无日无之。弥漫全国的，是互相猜疑、互打报告，乃至于文攻武斗的局面。

1969年，同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绛、钱锺书与其他知识分子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1969年11月，文学所的钱锺书被下放至河南的干校。1970年7月12日，杨绛所在的外文所“连队”动身下干校，夫妻二人得以见面。1972年3月，北京叫学部干校遣送第二批“老弱病残”回京，其中便包括杨绛与钱锺书。

1981年，杨绛从河南干校回京8年后，回望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写下散文集《干校六记》。“文革”其间多少大事，但杨绛在该书中独记“小事”。她说那番往事是她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她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干校六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的宗旨。杨绛和钱锺书的遭遇，虽然比不少受批斗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到底是一种屈辱，也是人才的浪费，杨绛谈到这段经历，并没有激情的呐喊。虽然说作者怨而不怒，但在字里行间，还是对人性的丑恶有所讽刺，每多言外之音。如《小趋记情》一章，隐然处处以狗和人相对照，人不如狗的婉讽跃然欲出。乱世中人与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动。又如《凿井记劳》一章，对农民似有所不满，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对农民或“农民性”的鄙视，无异落入唯阶级论的窠臼。作者想说的，其实是人的贤愚好坏，并不应由其出身阶级等先天因素决定。

此外，书中写夫妇之情十分细腻，这种情，也是在字里行间表达，而没有那么激情的宣言。六记中，杨绛处处显出对钱锺书的关怀和了解。在《冒险记幸》中，为了见钱锺书一面，杨绛便独自冒险前往。在回忆中这些险境写得稀松平常，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当时境况，命悬一线的险状，令人不寒而栗。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体现了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敬坚守，有自己的判断与立场，是非明辨，据理力争。“文革”初期，钱锺书被声讨轻蔑领导，杨绛明知申辩的后果但仍据理力争，自写小字报要求查明真相。当时不相互揭发以求自保就已经不易，夫妻离婚以求自保更是不在少数，杨绛坚持实事求是，有着知识分子过人的胆识和坚持。在回京的期望落空时，杨绛写到：“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在“文革”的境遇中，人的选择抑或坚守才愈发见其人之真性情。《干校六记》中记叙的多是生活中的凡人琐事，点滴感悟，其中蕴蓄着的是人事变迁，命运沉浮，从琐碎的小事中思索人生，躬身自省，有作为知识分子理性的智慧，有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待苦难和命运不公的宽容与悲悯。

作为叙事散文，《干校六记》在叙事风格上独具匠心。六记在题材处理上，明暗互现、冷暖杂陈、忧乐相伴。在叙事结构上，该书似乎很是平常，是规规矩矩地依时间先后顺序来写的：以下放开篇，以回京结尾，头尾呼应。事实上，六记分别记述了钱锺书夫妇在河南息县等地下放过程的生活过程的方面，杨绛截取同一时空的不同侧面，注重每个侧面内涵和特征，使得六个篇幅均可独立成篇，同时又保证六个篇幅的精神和内涵的统一性，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叙述技巧上，不论记叙之事的纷繁复杂，作者也能做到举重若轻，张弛有度。《凿井记劳》中的凿井过程，先写凿井起因，再写前期工程之凿地、铲泥，最后写攻坚阶段之做助手、后勤，娓娓道来，层次分明。

《干校六记》的艺术经营，充分体现于对含而不露、返璞归真的美学境界的追求上。具体到写作策略，就是以平出奇，以反写正，悲剧性就在这种变反常为正常的过程中隐隐渗漏出来。比如写女婿在“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遭受迫害死于非命，仅寥寥数语，没有控诉，没有追问，然而细细品味，却别有一种大悲无言的哀痛。再比如，作者这样描写首批下放的文学所出发时的情形：“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不无调侃的冷幽默中，揭开一幅荒诞的画面。

1982年，由日本汉学家、大阪女子大学中岛碧教授翻译的《干校六记》，在日本的一家杂志上连载，并出版单行本，此外还有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俄译本等。1983年，英国《泰晤士报》在文学副刊上发表学者书评，称《干校六记》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薄薄一册《干校六记》，既不同于臧克家不明大势，为五七干校唱赞歌的《忆向阳》，也不同于巴金直面惨淡人生、反思“文革”惨祸的《随想录》，保持了特立独行，但又不摆出对抗的姿态。

前苏联汉学家索罗金：该书通过几个短篇描述的平常事件、日常的喜怒哀乐，精心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部分的精神面貌。

《井冈山报》：杨绛的《干校六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曾经的民族劫难与个人遭际的一种反映，抑或说弥补钱锺书创作上的缺撼。杨绛先生选取了在干校发生的六件小事，看似在记载夫妇俩的点滴小事，但并无赘述儿女情长思念之苦云云。杨绛像在用文字画一幅素描，每一笔线条都用心写实，但却也只是写实，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点缀。

《干校六记》写于1980年，最早由香港《广角镜》杂志1981年4月号刊登，后由三联书店1981年初版。该书出版时还有一段故事，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记录如下：“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刊登了。”

《干校六记》刊登后，被胡乔木读到了。他随即传话给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认为这些文字应该在大陆出版。不久，胡乔木对钱锺书谈到了《干校六记》的出版问题，并对这部作品给出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得知此事的杨绛便发函三联，商议出版一事。1981年7月，《干校六记》第一版便印出两万册发行。

杨绛（1911—2016），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赴英法留学，1939年后历任苏州振华女中校长，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86年被授予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主要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饮茶》《称心如意》等。译作有《唐·吉诃德》《小癞子》等。其中《干校六记》获全国优秀散文奖，《唐·吉诃德》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