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秋》是夏坚勇创作的历史散文类著作，首次出版于2019年4月。

该书以庆历四年秋季底层官僚苏舜钦等人的一次寻常聚会为切入点，又以这波人在官场的“灰飞烟灭”为结局。这个小小的引子，不仅回答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宿命”，同时也让人性的阴暗昭然若揭。全书展示了从宫廷到市井广阔的生活面，政治、社会、军事、外交，错综复杂；变革、权争、阴谋、人祸，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朝廷新政被置于日常性的生活描画之中，既有细密精微的人情洞察，又有对于天下大势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

2015年秋，作者夏坚勇在南京参加《钟山》文学奖颁奖活动时，《钟山》编辑部的贾梦玮找到他，想要他为《钟山》写一个专栏。夏坚勇答应后，很快就形成了几篇文章的构思，其中第一篇就是关于庆历年间的进奏院案事件。在选择了以进奏院案作为切入点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题目《庆历四年秋》。夏坚勇觉得这题目不错，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第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现在他把“春”换成“秋”，作为文章的题目，对读者的诱惑力是大可期待的。但是把这样好的题目交付给一篇万把字的文章似乎太奢侈了，夏坚勇决定重新规划架构，于是就写成了这部20万字的长篇格局散文。

《庆历四年秋》既延续了《绍兴十二年》的视角、姿态，而在技巧、主题上又有所深化。正如书名所昭示的，也是选取了宋史的一小截，然而在写法上显然是很不一样的。

首先它有一个核心事件，也就是进奏院案。进奏院案的起因是苏舜钦带着一帮文人用卖废纸的钱公款吃喝，这在当时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件，因为这方面一向执行不力。结果却是仁宗大怒，将这帮文人严厉地驱逐出了朝廷。作者用一些例子来证明，这件事小之又小，跟发生在仁宗身上的其它事情比显得微不足道，仁宗的震怒显得十分蹊跷。这部长篇散文就从探讨仁宗的心理开始入手。读完全篇会发现，作者正是以“进奏院案”为一根隐形线索串起了全篇。而这本书，可以说以仁宗为主体展开叙事的。

说是“隐形”，这或是这部作品跟《绍兴十二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庆历四年秋》是环形叙事结构，以“进奏院案”为一个引子，引出对庆历四年之前，皇帝、朝臣、文人以及相关背景事件的描写，到了篇末，又回到了“进奏院案”。作品里出场的人物非常多，所以读者在读到该书最后谏官余靖谏言将口水喷到仁宗脸上那部分，会感受到一种影视化的效果。这个叙事特点是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散文文体上的一种探索一一当然，在这大的环形叙事结构里面，在环形的起始两端之间，总的来说是倒叙，中间又不断有一些小的叙事时间点的变化，比如在某个点上会回溯到后唐时期，回溯到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卖给契丹的那段，诸如此类。无论从叙事视角抑或是结构方面去看，这部作品都显得很立体，很有层次感。

此外，由于《绍兴十二年》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写法，作品中的人、事，包括背景，都是平列的；《庆历四年秋》则是进一步弱化了对背景事件的描写。其中，较大层面的事件，显然是北宋与西夏、契丹的战争、议和，作者在写这部分的时候，相较于《绍兴十二年》，并没有铺展得太多，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交待当时皇帝、朝臣的心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对人际关系、人物心态的着笔之多（典型的如关于“拆桥”还是“留桥”，几路人马来来回回折腾），使人想到一个词：一地鸡毛。但这可能正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一地鸡毛”是指所写内容，非常日常化、生活化。比如这里面写所谓朋党之争，写到朝臣之间各种复杂缠绕的关系，都是琐屑之笔。如写夏竦这个人物，此人聪明狡诈，善于溜须拍马，被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推荐为枢密使，因为石介的反对没当成。而后他怀恨在心，让家里的婢女伪造他的笔迹，去皇帝面前打小报告暗示他有谋反之心……诸如此类的笔触，读起来非常有戏剧性和画面感。人物性格的全部是活灵活现展开于读者眼前的。

尤其是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一一富弼、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这些文人都有儒士兼济天下的理想，而且，他们的理想并非空洞地停留于纸上，而是有行为实践的（因为儒家本就是践履之学）。比如那个石介反对夏竦做枢密使，皇帝迫于舆情，夏竦就没当成；石介写了《庆历圣德颂》，范仲淹却从这里看到了石介的天真与执拗；王伦发动兵变，知军晁仲约在高邮让富户集资款待贿赂盗贼，富弼要杀晁仲约，范仲淹却觉得当政者应该防止“手滑”；欧阳修劝富弼不要杀叛军中的降军……这些都是儒家理想在士大夫政治实践层面的体现，作者将这些写得很生动，写出了历史与历史中人性的温度。

在《绍兴十二年》里，历史的生活化面相很多时候是在物以及制度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的；在《庆历四年秋》当中，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展示。而历史人物的心理层面也是历史的重要面相，有时会暗暗影响历史的走向。

比如，一般人看待“进奏院案”，看待苏舜钦等所谓“君子之党”，之所以有那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是由于朝臣对新政的看法不一。换言之，会认为这是所谓“朋党之争”的结果。但随着作者对仁宗心理变化的层层揭示，读者会意识到，历史的变化，有一个累积、渐进的发酵过程。在仁宗的支持新政和决定废除新政之间，有一些灰色、暧昧、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可能跟当时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有关，也跟当时的社会背景、皇帝的性格、帝王术等综合因素有关。总之，作者在作品中暗示读者，没有所谓的“进奏院”公款吃喝一事，类似于“进奏院案”的什么别的案也迟早会发生。在阅读过程中，使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伏閣”事件。仁宗要离婚，朝臣都反对他离婚，要来劝和，仁宗显然是抗拒的。仁宗的抗拒又跟他早年被刘太后压制的经历有关。这些心理层面的探讨和暗示，使人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里面写万历皇帝想要废长立幼的风波，也使人想起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这些都是小说化的手法，又具有相当的逻辑性，因而很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这样的心理层面的刻画，使读者觉得，历史人物私生活里的鸡毛蒜皮并不仅仅是鸡毛蒜皮，而是蕴含了人性与历史全部的复杂，也未尝不是通常所谓“历史规律”的一部分。

但是在历史散文中使用这样充满主观想象成分的心理描写是否合适？这该视情况而论。总的来说，历史散文是很难写好的，“历史”和“散文”之间存在某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历史”求真，而“散文”求美。

从无论是《绍兴十二年》还是《庆历四年秋》去考察，都可以看到夏坚勇试图在历史叙述的真实可信和文章之美之间作出平衡。除叙事特点之外，作者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在《绍兴十二年》里，看到许多俚俗的、民间的以及时下流行的语言。在《庆历四年秋》里面，这个特点依然很突出。即语言的色调比较驳杂，其中既有口语、俗语，也有文言色彩。从抒写功能来说，既有叙事的节奏感，也有抒情美文的质地以及杂文的笔法。尤其是在品评一些事物时，语言、感觉都非常准确。比如作者品评范仲淹的《渔家傲》：“读了以后，那种荒凉感如同荒原上的暮色一般笼罩着你，让你无处逃遁。但是作为边塞词，特别是和唐人的同类作品相比，总觉得少了几分浪漫骑士式的英雄主义，腔调显得有些疲惫，甚至……无奈。”以及说：“天真是艺术上的高品位”，等等，都是很好的赏析性文字。好的散文没有固定的表达方式，而且审美是没有标准的。读夏坚勇的作品，会产生一种阅读的快感，这跟他作品的语感、质地都是很有关系的。

回到历史散文的“主观性”这个问题。在夏坚勇笔下，“主观性”有时是依据历史材料推断出的，有时想象的成分更多一些。但这部分主观性比较强的笔触构成了这部作品的风格，这也是作品审美性的重要构成。因为说到底，文章的风格、审美性离不开作者的主观性。如果像福柯所言一一“所有的对历史文献的解读都是误读”，那么任何的历史叙事就都是在解构历史。但解构历史肯定不是这部《庆历四年秋》的创作初衷。相较而言，王汎森的观点对类似的历史写作或更具鼓舞性：“过去与现代的对话不见得一定破坏史学的客观性，主观的生活经验不但不会全然破坏客观的重建，而且还可能有帮助；它们有时候帮助史家将手电筒照到一些原先忽略或视而不见的角落或层面。”因此，所有的历史叙事可能都兼有两种意义：历史本身的意义，以及作者的生命经验与时代关怀。也就是所谓的“存真实以关联呼应现实”。历史的真实与作家的现实关怀、价值理想是会碰撞出火花的，这应是历史散文写作追求的高境界。

《庆历四年秋》中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行为中，作者的着眼点显然并非探讨新政的得失或是朋党之争，而是写了北宋文人和时代的关系。在这样的框架内，作者写了皇帝的心理变化，以及文人对自己的政治抱负、文化理想的处置。他写了苏舜钦的失落、不甘；写了欧阳修的人性温度；也写了范仲淹的兼济情怀。在写这些的时候，作者自己是有所寄托的。尤其到最后部分，有一段非常优美的表述：“这些人身上可以缺少任何东西，唯独不会缺少才华。这是一批政治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高度合一的知识精英，他们指点江山则纵横捭阖，舞文弄墨则文采风流……那个时代彰显了知识精英的空前自信，让我们对政治有了更多文学性的解读。”面对现实的失落，这些文人并非一味消沉避世，而是将自己的心灵安顿在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情怀中，至少是部分地守护住了自身的价值与尊严。而作者也在这样的叙述中，将自己的价值理想，安顿在了对历史人物不动声色的褒贬中。某种意义上，夏坚勇是一个具有沈从文式的写作视角的作家。沈从文写的是小说，是以“心力”去扭曲现实；夏坚勇写的历史散文，是尽可能地“存真实以关联现实”。相通的一点，是他们同样具有执着的理想主义精神。夏坚勇曾提及，他很欣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可能影响了他的观察视角，使得他在写作时带上了研究的、学术的自觉一一《庆历四年秋》在史料上显然是很扎实的，但这同样是部具有优秀审美品格的文学作品。

荣誉表彰

2019年1月5日，《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庆历四年秋》被评为散文类第一名。

2019年4月16日，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2017—2018）揭晓，《庆历四年秋》获奖。

2019年12月11日，《庆历四年秋》获首届东吴文学奖·散文奖。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帆：《庆历四年秋》续《绍兴十二年》，但视野更加开阔，内涵更加深刻。这部作品以史为镜，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林林总总的群像，通过对众多人物的生动勾勒，把整个社会的面貌烘托出来了。夏坚勇开创了评点散文的先河，在作品里穿插大量评论，跟市井生活勾连在一起，反映出整个中国上下阶层和社会形成的断面和张力。他的评点是有节制的，点到为止，把更大的空间留给读者去想象。总之，对夏坚勇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新的高度。

《文学评论》副主编李建军：我将这本书总结为“三大”：一是学问大，作者史学知识相当丰富，读书认真细致，有学问的作品就会写得非常有趣、扎实、厚实；二是气魄大，能够从历史看见现实，从现实来反观历史，都需要气魄和眼光；三是才气大，体现在他成熟的写作意识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另外也有一些问题，要对比较松散的东西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油笔”“浮笔”。

《美文》主编穆涛：这本书选取的点让我非常感兴趣，夏坚勇老师的史学修养很好，具备选择材料、掌握材料、使用材料的眼光；而且他既有旧的东西，又在写法上有所开创，不局限于写故事，更是写生态。事实上，从下达新政到范仲淹被免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是一个核，由这个核去拓展，写当时国力的疲惫，跟西夏的关系，跟辽的关系，仁宗性格的形成等等，显示出了了不起的洞察力跟判断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晖：夏老师《庆历四年秋》的特点，一是把宏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放置在细节场面当中，详述之、描述之、评论之；二是艺术地呈现历史的真实风貌，力求用一种人文立场和史家眼光写出可以流传后世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历史；三是主体性和客观性的融合，在力求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出一种非虚构的再现，强调作者主体态度的介入和引领；四是严肃的叙事和调侃、风趣、反讽话语的结合；五是从可读性角度拓展散文文体的空间。

《雨花》副主编育邦：夏老师的历史文化著作知微见著，《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里面有一条隐形的主线，就是以权力为中心，知识分子的坚守和沦丧。《庆历四年秋》选取历史的切片，由点及面，推及一个时代、整个帝国的内外：对外叙述了西夏、辽国的虎视眈眈，对内描述了帝国内部的体制、文化等极其细微的肌理。另外，这还是一个跨文体的综合性写作，夹杂着轻度的虚构，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写作手法。

夏坚勇，散文家，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1979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代表作有系列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长篇散文《大运河传》《绍兴十二年》及话剧《金粉残阳》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等。其散文创作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现代意识见长，是中国国内文化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