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出生于英国一个军人家庭，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生，被视为剑桥学派正统人物及主要代表人物。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庇古出生在英国一个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青年时代入剑桥大学学习，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转学经济学。毕业后，庇古投身于教书生涯，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他任期长达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退休后，庇古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

庇古的学术生涯及学术研究成就，使得他成为了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从外在形式来考虑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并触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中隐含的狂妄自大。在其学术生涯中，庇古前后判若两人。此外，他还是新古典学派思想的重要典范。事实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将庇古作为新古典主义学派中持充分就业分析观点的代表人物来进行攻击的，庇古也进行了反击，称凯恩斯的《通论》是错误观点的混合物。对许多更年轻的经济学学生来说，庇古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和“庇古效应”相联系，这是他回应凯恩斯的一个论据，他试图在古典主义有关工资和价格弹性的假设下通过逻辑完全性的演示，恢复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的地位。

此外，庇古还首先注意到了私人活动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且他还是当时攻击自由放任模型的重要人物之一。早在1912年，庇古就在他的《财富和福利》一书中提出了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近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庇古曾经设法解决的论题是繁荣经济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将威胁到整个体系的合理性。但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够理解庇古的分析所具有的突破性本质。庇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开始质疑这个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并开始为其他可供选择的体系的经济秩序辩护。弗兰克·H·奈特是庇古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唯一一个注意到其已将争论主题从各种经济秩序体系之间的选择转向了改变和改良现有职能体系方法的人。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教授在为庇古所做的悼词中讲到，庇古的分析将争论从革命性变化转变为改良现存体系的方法：“在庇古刚刚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以及在这一理论发表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战时阶段，它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随着凯恩斯革命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加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分歧也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得到协调，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面临庇古曾经关注的那类政策问题，在这些分析中，他是先驱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后来使人们认识到“所关注的问题的片面性”，并推广了几乎在半个世纪之前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庇古就很清楚地预见到的许多问题。

作为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这一学科中最奇怪的人之一，庇古的性格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爱开玩笑、爱社交、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终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费伊（Fay）如下解释他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他将自己在剑桥的大部分假期用于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战争前线参加志愿急救工作。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他对人性和科学问题的热情。

作为一名学生，庇古显示了在人类知识方面罕见的才能。在他24岁的时候，他有两篇文章获奖，题目充分显示了这个年轻学者知识涉猎之广。其中一篇叫《过去50年中英联邦农业生产相关价值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叫《罗勃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在此之前两年，他已经因为一篇英文诗获得金质奖章，他还创作了一首名叫Alfredthe Great的歌曲（战后他的性情大变，他卖掉了这枚奖章以资助饥饿的佐治亚人）。从剑桥英王学院毕业后，他将时间主要用于演讲、出版和致力于关税改革的争论，直到晚年，他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他的一个学生将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外貌描绘为高而挺拔、着装怪异，偶尔会在乡间漫步，或者斜靠在英王学院草地上的帆布椅上。为了表示对希特勒的蔑视，在纳粹空袭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帆布椅上。庇古因为着装而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50年代，他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骄傲地出现在马歇尔图书馆。

庇古出生于怀特岛上的赖德，父亲是一名英国军官，母亲出身于爱尔兰政府官员的家庭。庇古先是就读于一所优秀的英国私立学校——哈罗公学，然后是剑桥的国王学院。起初他在剑桥主修历史，但第三年时在马歇尔的影响和说服下，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90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自马歇尔1908年从剑桥退休后，年仅30岁的门生庇古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庇古曾先后兼任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所得税委员会委员及英国科学院院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1943年庇古退休后，成了一位隐士。他本人被视为剑桥学派的主要诠释者。《福利经济学》是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因为此书他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从总体上，他仍延续着马歇尔的学术传统与分析框架。

庇古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他关于外部性的分析为福利经济学、现代公共财政和环境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其次，庇古是第一个反对由凯恩斯发起的宏观经济学革命的主要学者。

《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

《财富与福利》（1912）

《论失业问题》（1914）

《工业波动》（1927）

《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

《失业理论》（1933）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

《静态经济学》（1935）

《就业与均衡》（1945）

《收入理论》（1946）

《凯恩斯“通论”的回顾》（1956）

庇古在阐述赋税理论中，他把均等牺牲说发展成为最小牺牲说，并认为最小牺牲原则是税收的最高原则。其理由是：

第一，根据一些学者的论述，均等牺牲包括同样并处在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均等牺牲和一切人们之间的均等牺牲。他指出“同样并处在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均等牺牲，和一切人们之间的均等牺牲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前者包括在最小牺牲原则之中，后者无人明确说明它的具体内容。

第二，均等牺牲的原则，包含着要向最穷的人课征若干税收的要求，这是违背增进公民福利的总原则的，而且也是无法做到的。

庇古给最小牺牲原则下的定义是：“为了获得最小的总牺牲，各项赋税应该如此分配，使纳税的货币边际效用，对一切纳税人都是相等的。如果甲纳税人所付的最后一个便士税款的效用，小于乙纳税人所付的最后一个便士税款的效用，则把对乙纳税人的一部分课税额转到甲纳税人的肩上，则能得到总牺牲的减少。所以，符合最小总牺牲原则的税收在纳税人之间的分配，是使所有纳税的社会成员的边际牺牲-而非总牺牲-均等”。

庇古还指出，最小牺牲原则不仅包括上述的均等边际当前牺牲（直接牺牲），而且还包括均等边际未来牺牲（间接牺牲）。在税务实践中，庇古认为，商品税不能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因为商品税无法调节纳税人的收入水平。而所得税由于课税对象不是总收入，也不是毛收入，而是扣除各项费用、基金等后的净收入，所得税比较容易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同时他认为，要彻底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就要实行累进税率。庇古认为，应当对储蓄和固定财产征税，这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均等化。此外，他还提出了几种新税，如垄断收入税和淌得税等。

庇古的税收思想还包括：

（1）利用税收来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促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均平，因为，增加社会福利，不仅要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而且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不均，必然使资源配置不够理想，影响社会福利的增长。

（2）适用税收达到生产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为了说明资源配置的最优条件或最适度，他提出了“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对概念，并给出定义。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第1卷论述经济福利的有关概念，以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

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问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他说明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第2卷中心论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配置就是这一卷的中心。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

第3卷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主要是劳动，所以，第3卷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诸如，一般的劳动纠纷、工作时数、工资的支付方式、影响劳动在不同地区及职业间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减少失业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资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

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要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第4卷详细讨论了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并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议。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愈小；而货币收入愈少，其边际效用愈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例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以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