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纯之(1175—1224年)，字纯甫，浙江永康可投应人，宋少师应孟明第五子。年少时与大哥谦之、四哥懋之拜在大儒朱熹门下，嘉泰三年(1203)中进士。应纯之从“洪州新建主簿”这样一个地方小吏做起，一步步升迁到兵部侍郎、知楚州兼京东经略按抚使，成为南宋邦畿重镇的军政大员。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宋金之间虽然表面上有“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维持着屈辱而脆弱的和平，实际上大小战事从不间断，而楚淮之地正是双方“战御攻守必先于此”的战略要冲。嘉定八年(1215)，应纯之在朝廷公开“遴选能臣”时被委以楚州太守的重任。到任后应纯之才发现，偌大的楚州几乎是一座空城。原来当地百姓不堪金兵的不时袭扰，很多都已背井离乡，南迁避乱去了，留下的也轻易不敢出门营生，致使耕田荒废、街市清冷。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应纯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带领属员把一座破败的庙宇整修成儒学校舍，通过崇儒术、兴学校来安定民心；其次是增筑加固城墙，在各要害处设观察哨和烽火台，并加宽挖深护城河；三是针对楚州东北方向地势平坦，难以布防的特点，动员军民开凿“管家湖”，设置斗门水闸，使湖荡回还相连，变平地为天险。同时还于湖畔修建“水教亭”，利用“管家湖”教习舟师；四是督导各府县组建民团，忙时农耕，农闲则操兵习武，互为呼应抵抗小规模的金兵袭扰。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楚州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外逃的百姓也纷纷回迁。金兵多次想进攻楚州城，都因无懈可击而作罢。

应纯之在楚州的作为不仅深孚民望，而且也赢得了宁宗的信任和倚重。嘉定十年(1217)，应纯之兼任东京经略按抚使，节制淮东河北军马，并许便宜行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后，应纯之不再固步于防御，而是积极备战、伺机收复被金国蚕食的宋室江山。在已被金国占领的潍州，农民出身的李全拉起一支队伍啸聚山林，因这支队伍的人都穿着红色的衲袄，因此称为“红袄军”。“红袄军”不仅打家劫舍、寇掠州县，又处处与金兵作对。应纯之认为这是一支可以加以团结改造、联合抗金的力量，就设计招降。他一面派出大将高忠皎带兵把“红袄军”围困起来，一面派出有德望的乡绅去做说服工作。李全本来就十分敬佩在金兵中都有“应爷爷”之称的经略公，又迫于形势，很快就答应率部归正了。“红袄军”的归顺使应纯之声势大振，各地豪强义军纷纷投于麾下。而此时的金国却在蒙古大军的步步进逼下疲于应付，并不得不把都城从中都(北京)迁到汴京(开封)，版图只剩下黄河以南的一部分，靠着黄河天险苟延残喘。在这样的形势下，素有收复中原之志的应纯之多次向朝廷奏报，陈明敌我态势，认为收复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朝廷下决心北伐。但把持朝政的奸相史弥远却把开禧二年(1206)韩佗胄进行军事投机而发动的所谓北伐的失败，看成是不可重蹈的教训，坚决不同意应纯之的北伐之请，而只同意把李全等归附的义军收编为忠义军，归应纯之节制。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正如应纯之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分析的那样，在蒙古铁骑的强大压力下已几乎陷于绝境，如趁机出兵，金国根本无力应战。但史弥远惧首畏尾的偷安思想不仅错过了收复中原的最佳时机，而且还使金国统治者更加看穿了宋朝的软弱可欺。为解决国用不足等困境，便想北面损失南面补，不断给宁宗施压，索要的“岁币”不断加码。即便如此，金国想南侵却难以逾越应纯之精心经营的楚州这道门户。于是金宣宗派密使收买恐吓胆小怕战的史弥远，诬说应纯之在楚州经常向大金国挑衅，如果不把应纯之调离楚州，金国就要倾举国之兵与宋朝开战了。这样的空言恐吓居然真的吓住了史弥远，嘉定十六年(1223)，史弥远假称应纯之驻防楚州有功，特升任为兵部侍郎兼东经略使，改镇东广。应纯之虽明知这次升迁是史党阴谋，但皇命难违，只好领旨上任。

东广的情形与应纯之刚到楚州上任时差不多，只是东广的寇匪之患更加猖狂，剽劫郡邑、危害地方更加肆无忌惮。应纯之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方略，设计将几个流寇的大头目生擒正法，很快就消除了猾寇之祸。但还没等应纯之在东广施行像楚州那样安民强军的整治，宋金之间多年的僵持局面已因蒙古主力西征而彻底打破。嘉定十七年(1224)，金宣宗利用蒙古放松对金进攻的时机，集中兵力大举南侵。而到东广上任还不到一年的应纯之此时还没来得及与防区的守将理顺关系，面对金兵的强大攻势，那些守将根本不听节制，反而“望风奔遁”。应纯之只好亲率所部拼死抵抗，虽击退了金兵的一次次进攻，终因“兵少援绝”，力战而死。

应纯之英勇殉国使朝廷震动，为表彰他的忠勇，宋宁宗派特使为应纯之主持盛大的归葬仪式，因应纯之的脑袋已被残忍的金兵割去向金主标功，朝廷还特铸了一颗金头陪葬。一代抗金名将至此魂归故里，供后人追思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