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翔华，1918年10月22日出生于福建省将乐县闽北山区高滩乡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鱼类生物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水产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是中国鱼类寄生蠕虫种群生物学的奠基者，在鱼病生物防治、家鱼人工繁殖和草鱼营养、饲料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为渔业生产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培养出许多人才。

1918年10月22日 出生于福建省将乐县。

1938～1943年 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学系并毕业，获理科学士学位。

1943～1947年 任厦门大学生物系助教。

1947～1948年 任清华大学生物系助教。

1948～1951年 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院学习海洋生物生态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1951～1952年 任岭南大学生物系副教授。

1952～1958年 任中山大学生物系副教授。

1958～1975年 任暨南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兼系副主任。

1975年迄今 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

廖翔华先生于2011年5月13日去世

廖翔华，家中弟妹众多，父亲教书收入菲薄，生活清寒。1930年迁家福州，他考进英华中学，借助学金读完中学课程。1937年因日本侵略，福州沦陷，他逃难回到闽北山区，深深体验到中国农民生活的艰难。1939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师从郑作新教授研究鸟类生态，常常利用寒暑假期，只身深入山区观察研究高山鸟类生活，同时也常常随渔民划竹筏沿江捕鱼，对鱼类的分布、生活习性萌发了浓厚兴趣。

1943年在协和大学毕业，到厦门大学生物系任助教，课余翻山越岭，研究鸟类区系分布。更多时间由于教学需要，常到海滩采集无脊椎动物标本。在海边目睹渔民受渔霸的残酷剥削和欺凌，渔民贫穷悲惨的生活使廖翔华决定放弃鸟类研究，转向从事渔业的研究，暗下决心，但愿有朝一日能帮助渔民过上好的生活，使他们衣食不愁。1947年受聘任清华大学生物系助教，1948年秋经过面试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海洋生物学，在研究院学习1年后，因成绩优异、经导师推荐列为荣誉生，免修硕士课程，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两个寒暑的拼搏，提前完成学位课程的论文答辩，于1951年取得了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的导师著名海洋生物学家J.H.奥顿（J.H.Orton）教授希望廖翔华能继续研究淡水生物学。当时美国密西根大学淡水生物研究中心也聘请廖翔华为该中心的研究员，他有意前往发挥自己才干，并扩充自己的水生生物学基础。但当到驻英的美国使馆签证时，美方向廖翔华提出，到美后不得返回赤色中国，只能在美定居或赴台湾服务，美方这一无理要求深深刺痛了廖翔华一颗爱国赤诚之心，他毅然放弃了这份他十分感兴趣、待遇优厚的工作，决心回国服务。过港时，他又拒绝了港英政府和英国文化协会让他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或留在香港工作的邀请。他脑际时时萦绕着旧中国渔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怀着振兴中国渔业科学的抱负，坚决携眷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途。

廖翔华赴英留学时，专攻海洋鱼类生态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被岭南大学生物系聘为副教授。当时因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广东尚不具备海洋研究条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他毅然转向淡水养殖业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养鱼业恢复时期，鱼的病害威胁着渔业生产的发展，他深入研究广东省育苗期严重危害幼鲩的“干口病”，找到病因，采取了有效的生物防治措施，控制了病害。面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家鱼天然种苗丰欠不定的威胁，他又着手研究四大家鱼的人工繁殖，1958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20世纪70年代初期淡水鱼业处于重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这时他指出鱼饲料的不足是渔业生产发展的障碍，于是积极组织力量研究鱼类营养和饲料，在草鱼营养和饲料配方上取得重大成果，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他急渔农和国家水产业之所急，在鱼类生物学的鱼病、繁殖和营养这三个重要领域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回国至今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把所学的生态学学识贯穿在他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对鱼病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幼鲩“干口病”（绦虫病之一）的研究直到以后的扁弯口吸虫生活史和中国舌状绦虫分布及其种群数量变动等等的研究，可以说都旨在揭示鱼类寄生蠕虫种群变动的规律。他是中国鱼类寄生蠕虫种群生物学的奠基者。

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担任国家科委水产专业组成员，中国鱼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鱼病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动物学会第三届至第六届理事长，广东科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南海海洋研究所学术委员，《水生生物学报》、《动物学报》、《水产学报》编委，他还曾被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人民代表，广东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等职。

廖翔华回国一进入南大门——广州，即被广东省所挽留。广东省海岸线绵长，海洋渔业急需这方面人才。省有关领导说服他取消了拟北上就业的安排，并答应日后将筹建海洋研究所，暂时安排在岭南大学生物系任教。紧接着院系调整时并人中山东大学学任教。1年后，他见广东省淡水养殖业潜力极大，正待振兴，决定转向淡水养殖生物学的研究，即接受广东省水产局委予兼任筹办水产研究所的重任。当时一无人员配备，二无所址，三无足够的经费和仪器设备。面对重重困难，廖翔华勇敢地挑起重担，满怀信心地开展了筹办工作。他认为水产研究所必须深入养鱼区扎根渔农之中，就渔塘生产问题进行生物学研究。1952年，他带领2名大学毕业生和3名中专毕业生，带着几部显微镜和解剖镜扎到南海九江大正的省水产公司水产鱼苗试验场建所。所谓的“所”，就是在公路边一高叠的“炮楼”里布置了一间可供几个人学习工作的小室。周围都是连片的小鱼塘，场里有有经验的养鱼技工和渔农，有取之不尽的研究材料和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他早期发表的“九江头槽绦虫生活史及其防治研究”就是解决当时危害家鱼育苗成活率的“干口病”的研究成果。经过5年艰苦创业，终于创办了广东省水产研究所（珠江水产研究所的前身），跟随他建所的几个人，20世纪50年代后都成长为该所的骨干研究力量，活跃于广东水产战线上。

1956年廖翔华兼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筹办了该所设于中东大学的鱼类生理实验室，开展家鱼人工繁殖研究，1958年夏，他成功地获得了首批人工繁殖的鲢鳙鱼。

1958年秋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廖翔华被调往筹办水产系（生物系前身），担任系副主任。他又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水产系养殖专业筹办海水和淡水两个教学、生产基地。淡水养殖基地选址珠江边磨碟砂约300亩低洼蔗地建场。他带领年轻助手勘察选址，规划，绘制蓝图。系党总支组织该专业教师学生在他带领下，搭茅棚，睡地铺，住扎蔗地边，劈蔗挖鱼塘，经过一冬春的奋战，建起了棋盘化配套鱼塘的教学科研基地，占地面积近300亩，水面70余亩。他带领师生利用基地开展现场教学，继续开展家鱼人工繁殖研究，又获得草鱼人工繁殖成功。他组织师生深入各村鱼场，为推广普及和提高家鱼人工繁殖技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科学研究和办学的成绩，暨大生物系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廖翔华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积极分子，出席全国群英大会，于1964年，应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观礼，上了天安门。随后他在生物系创办了水生生物研究室（教育部部属），“文化大革命”前已初具规模。这段创业、兴业的艰辛和甘甜，曾引起他不时的追忆。

1970年暨南大学撤销，生物系并人中山大学。1978年暨南大学复校，磨碟砂基地也被暨南大学收回，而廖翔华却被留在中大。此时他作为“开荒牛”又只好再度白手起家，重新在中大校内挖鱼塘，建设刚成立的鱼类研究室的试验基地及组建研究队伍。饲料不足和利用不当是当时养鱼业恢复和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障碍，但是这方面研究尚未得到有关领导的足够重视。廖翔华提出饲料是高产的物质基础，迟早必须研究解决，并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去呼吁，去唤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他亲自组建了鱼类营养组，并加强研究力量，争取承担了省及国家鱼类营养和饲料的有关项目并领导科研小组完成了国家的“六五”、“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六五”攻关项目，“草鱼营养需要量和饲料配方研究”，1989年得到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们的成果也得到了国际的重视，草鱼营养的研究项目曾获得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的资助。

廖翔华毕生的精力更多是用在开拓鱼类寄生蠕虫种群生物学研究方面。在他筹建广东水产研究所期间，他目睹当时南海九江广大渔塘年年遭受鱼病侵害，鱼塘失收的惨景，使他决心从头学起，把研究方向扩展到这一新的领域。

当时最严重的鱼苗病为幼鲩（小草鱼）的“干口病”（渔农俗称），越冬期鱼苗的死亡率高达90%，渔农以为是饵料不足导致鱼的死亡。廖翔华经深入观察则认为鱼苗死亡是由于病原体的感染，解剖检查发现病鱼都感染大量的头槽绦虫（后来定名为九江头槽绦虫），使消化道机械阻塞。绦虫掠夺宿主营养，导致宿主体重锐减，引起恶性贫血和肠道慢性炎症。幼鲩感染头槽绦虫，感染率达20%～100%，平均都在65%以上。按传统鱼病防治办法是用药物驱虫，但鱼生活在水中，一旦患病则不摄食，又不能强制喂药。在珠江三角洲几万亩育苗塘，大面积用药，耗费浩大。有鉴于此，廖翔华萌发了另辟蹊径的设想，他提出应以预防为主，防止病原体入池塘。他设想：首先要摸清病原体（寄生虫）生活史中的各个环节以及各环节的数量消长与环境条件的关系。然后切断其生活史中最薄弱的环节，从而控制病原体的蔓延。这是一种崭新的生物防治构想。

在这种设想下，廖翔华和他的助手花了5年的时间研究绦虫的生活史和种群动态，他发现九江头槽绦虫寄生在幼鲩前肠的消长规律可分为初染、繁盛及消敛三个阶段。从初染至消敛为期约1年。治疗方法可以采用药饵，但收效甚微；亦可用石灰或漂白粉清塘，但成本又较高。如果运用绦虫消长规律，切断其生活薄弱环节，则不费分文可彻底消灭池塘中的绦虫。防病措施为早春清塘时毒杀在池塘中的病鱼，此时成虫亦随之清除出塘，而存留在塘底的是亿万的虫卵。通过研究他们又找出虫卵在一定的温度下最长的孵化时间，同时又找出已感染原尾蚴的剑水蚤在此温度范围内最长的寿命，这两段时间的和约为50天，以之作为控制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塘底的卵都已孵化，已感染原尾蚴的剑水蚤也都已死亡，头槽绦虫因之自然消灭。这时培育鲩苗即不再感染。这一成果在广东一些渔区，如顺德的伦教、均安公社和南海九江公社大面积推广，多年来这些地区未再出现绦虫的感染。原来越冬期鱼种的死亡率为90%以上,目前转为成活率90%以上。这一科研成果为渔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帮助渔农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至今渔农有任何有关鱼病问题仍与廖翔华联系。询问解决的途径。这一成果到20世纪80年代在理论上仍为国外寄生虫学上学者所引用，也为中国鱼类寄生蠕虫种群生物学的研究播下了种子。

20世纪60年代在广东养鱼又出现一种流行鱼病，即饼形孢子虫的感染。在育苗11天内，使鱼苗死亡率达90%以上。这一病害又引起了廖翔华的关注，他深入养鱼区，住进养鱼技工的草棚调查研究，经过大量解剖病鱼，他发现，育苗11天后幸存的幼鲩的肠道结缔组织增厚，将孢囊层层包围，孢子因此死亡。而成鱼不感染此孢子虫。这说明其寄生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异性。廖翔华提出在生产中可以运用这一特点防治和控制病害。即以流行此病的鱼苗塘养成鱼，而用成鱼塘来培育鱼苗，轮换使用就可以有效控制。他又一次运用生物防治措施使药物难以杀灭的饼形孢子虫自然消灭。

寄生蠕虫种群生物学在国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新兴的寄生虫学分支。中国寄生虫区系丰富，环境条件多样化，为发展这门学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为了深入研究危害鱼类最严重的寄生蠕虫，廖翔华深入研究假叶目绦虫在中国分布最广的舌型绦虫和头槽绦虫的分布、种群结构和种群动态。虽然年逾花甲，他仍不辞辛苦，每年都利用寒暑假只身跋涉全国各大河川、湖泊、水库，遍及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等边远地区，亲自划船、下网、取样，采集了成千上万的标本，逐个分析，以期获得第一手可靠数据。这项系统的研究工作，为中国鱼类寄生虫种群生物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受到国内外鱼病研究工作者的重视。1985年廖翔华应美国寄生虫学会邀请出席该会6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宣读了中国舌型绦虫分布的研究论文，并在美寄生虫杂志上发表，被同行学者认为是对绦虫研究的重大贡献。

廖翔华在整理中国绦虫分布区系时，发现头槽绦虫的分类在国外十分混乱，很多寄生虫学家误将寄生在草鱼和鲤的头槽绦虫统称为头槽绦虫。头槽绦虫是日本蠕虫学家山口佐仲根据单一标本而命名的。廖翔华发现，在中国，寄生在鲤鱼的头槽绦虫只分布在黑龙江、黄河和长江流域上游，而寄生在鲩鱼的则只局限分布于珠江流域。两种绦虫不但自然分布区不同，而且具有明显的种的特异性。在北方鲤鱼严重感染头槽绦虫的水体中，草鱼无一例感染；而在南方草鱼100%感染头槽绦虫的水体中。鲤鱼则安然无恙。因此可以认定寄生在鲤鱼和草鱼的头槽绦虫是决然不同的两个独立种，皆非国外鱼病学者所认为的可以不加区分而全归属于头槽绦虫。

廖翔华把绦虫区系分布、种属特性的研究成果与鱼病生物防治联系起来。东北抚顺和四川省前些年水库网箱养鲤发展迅速，但饲养中由于鲤鱼感染头槽绦虫损失惨重，使用药物治疗虽能排出部分绦虫，而病害仍然威胁生产。他根据寄生虫种的特异性，建议渔场在网箱改放草鱼就可避免感染头槽绦虫之害。

在研究鱼病时，他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各个侧面去认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因而能够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要矛盾，加以揭露和解决，达到鱼病防治的目的。这为研究鱼类寄生蠕虫种群生物学开拓了新的途径，也为中国种群生物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廖翔华的成功，除了他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外，还决定于他长期以来勤奋和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态度。

研究结论来源于大量的数据。廖翔华一贯十分重视他的研究记录。在他的办公桌、书架中，可以发现他放着整整齐齐几十本记录，这些记录本反映了他一生一丝不苟的研究历程。他至今还保存着大学时代鸟类研究、留英时期鳕鱼食性分析及回国初期九江头槽绦虫生活史等研究课题的原始记录。不管是野外的还是实验室的，翻开记录本映在眼前的都是整整齐齐、端端正正、密密麻麻的数据。他说没有足够的数据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生态学研究没有大量的数据，难以分析和找出事物间本质的联系。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潦草、马虎，要求研究生也是如此严格。

研究的结果，要对后人负责。廖翔华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个十分坚定的习惯，就是从不轻易发表论文。他认为科研工作者要勇于攻坚，承担难度大的课题，要刻意认识研究客体的本质，绝对不能满足表面现象；科学研究千万不能追求发表文章的篇数，他追求的是论文的质量。他认为研究结果，是要告诉人们科学的真理，而不能给后人制造假象和混乱。例如他对扁弯口吸虫的研究，始于1964年，其后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他取审慎的态度，反复验证，直至满意为止。完成的“扁弯口吸虫的生物学”。第一部分“生活史”论文，在中国著名寄生虫学家唐仲璋教授86岁寿辰学术讨论会上，廖翔华作为献给他老师的寿礼。此外还有第二部分：“扁弯口吸虫雷蚴在螺内繁殖力与种群增长”。第三部分：“光和温度对扁弯口吸虫虫卵发育和尾蚴穿出的影响”。第四部分：“温度对扁弯口吸虫虫卵发育的影响”。这一研究历时20多年。

大自然是生态工作者最好的实验室。廖翔华开始“中国鱼类绦虫区系、分布和结构”课题研究时，已是年近花甲，他每年寒暑假还亲自跋涉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的水库、湖泊，采集标本，解剖分析，不少人劝他年事已高，野外工作可由助手代劳。但他认为野外采集不是简单的劳动，应自己亲临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能从中得到不少启示，能发现事物间的复杂关系，这绝不是别人所能取代的。

廖翔华认为科学研究中一定要超脱名利思想，更不能有半点傲慢自满，即使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惊人的成绩，也不必以权威自居，在科学真理面前，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的一生在宇宙间是如此短暂，而所知的是如此的有限。他时时以此律己，教育年轻一代。因此，几十年来他在科学道路上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是这种谦虚从不自满的美德所促成的。今天，他还在这漫长的科学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

廖翔华从教50多年，在生物学教育中，他十分注意启发学生对自然界的兴趣和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强调不要把“生物”学成“死物”。他任暨南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时，热情帮助学生会组织生物兴趣小组，清晨他手拿望远镜带领兴趣小组在校园观察鸟类，分析、比较它们的飞翔、鸣叫、觅食和筑巢的特点，从而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他带领师生沿西樵山的山沟逆流采集水生生物标本，讲解水生生物如何适应环境；他也很注意室内生物学技能的训练，鱼类实验课之余，他鼓励学生多动手解剖不同鱼类，把特征用生物语言——绘图语言记录下来。他常常取出他的生物绘图让学生观摩，教育学生要把自然界作为自己学习研究的课堂。

他提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认为这是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面。在教育中他主张专业课应创造条件进行现场教学，让学生既能学到书本理论知识，又能学到生产技能，并从中发现问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师生驻扎地处西樵山根的省水产养殖试验场（现南县养殖场），以此为大本营，组成小分队深入到当时的均安、勒流、桂州及广州郊区东圃、新等公社鱼苗场，让学生把学到的鱼类繁殖理论通过家鱼的人工繁殖加以巩固，同时又在生产中为鱼苗场普及和提高了家鱼人工繁殖的技术。在教学改革中，在磨潩砂教学基地进行了两期现场教学，学生边学习鱼类养殖生物学理论，边从事养鱼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在培养学生中，他采取让学生尽可能地发挥他们各自的潜能，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的这种教育思想成功地培养了具有独立能力的下一代，使他的学生中的不少人成为水产系统的得力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