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华（1912年—1937年12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吉林省
永吉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张中华考入哈尔滨铁路扶轮专科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张中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4年底，张中华到吉东地区任共青团
宁安县委书记。1935年6月，张中华调到吉东特委任共青团特委组织部长。1935年冬，张中华任中共宁安县委书记，亲自给地方武装队编写抗日歌曲。1936年初，张中华调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任政治部主任，曾同副军长
柴世荣在宁安南部将伪军一个连缴械，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80多支。4月，中共道南特委建立，张中华兼任道南特委书记，除参与五军的领导工作之外，还积极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9月24日，张中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宁安留守处主任，率留守部队坚持绥宁老游击区的游击斗争，同时兼任中共道南特委书记。1937年3月，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张中华被选为省委委员。入冬以后，张中华率领五军留守部队在
牡丹江、宁安各地进行抗日游击斗争。
1912年，张中华出生于吉林省
永吉县乌拉街，在原籍读完小学和中学之后，于九·一八事变前考入哈尔滨铁路扶轮专科学校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中华在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影响下，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蛮罪行，赞颂东北人民的各种反日行动，鼓动大家武装起来保卫祖国。
193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哈尔滨，在民族危亡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张中华开始走上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道路。他靠近党组织，接受组织分配的工作，在完成各种任务中表现卓著，被地下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中华入党后，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培养教育下很快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对组织分配的工作，他从不讲价钱，叫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1934年底，
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吉东特委党、团工作的领导，派张中华到吉东地区任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
1935年6月，张中华调吉东特委，任共青团吉东特委组织部长。张中华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他在吉东特委做团的工作时，总是生活在群众当中，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细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因此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因工作卓有成效，同年冬，组织派他回宁安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张中华在担任宁安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经常深入到马莲河、卧龙河、卢家屯、北湖头、七间房等地的广大群众中。因他个子高、同群众关系密切，群众都亲热地称他“张大个子”。他在这些地方发展党、团组织，组织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地方武装等群众组织，发动、组织群众以各种不同形式，配合与支援抗日军的武装斗争。张中华在宁安工作这段时间里，走遍了宁安的山水村屯，做了许多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年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和抗日群众还都记忆犹新，都说说张中华是个好同志。他工作积极、热情，肯于帮助同志，有工作能力，既能讲又能写。他曾亲自给地方武装队的同志们谱写抗日歌曲，大家唱起他编的曲子，激发了阶级仇、民族恨。后来这些同志有的参军上了战场，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为革命而进行斗争。这一时期，宁安县委领导下共有80多名党员。
1936年初，由于敌人对吉东地区的统治越来越严，中共吉东特委遭受了破坏，地方组织的活动也越来越困难了。张中华调离了宁安县委，到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部工作，任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在地方工作时，群众称他是个好同志，好书记，到部队工作后，大家仍然称他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指挥员。他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注意提高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经常给部队战士讲政治课、文化课，亲自教战士唱革命歌曲，深受战士的爱戴。张中华不但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在军事工作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开辟新的游击区，抗联五军先遣部队开始向
中东铁路北转移。为了策应先遣部队向道北转移，张中华同五军副军长
柴世荣在宁安积极进行军事活动，曾在宁安南部将伪军一个连缴械，得轻机枪两挺，步枪180多支，随后又在中东路牡丹江以东袭击敌人的军用列车，毙敌40多名，得战马90匹。吉东特委遭受破坏后，地方组织一时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恢复与领导地方组织，坚持老游击区的抗日斗争，张中华除参与五军军部的领导工作之外，还在随部队的活动中开辟地方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5月以后，敌人对宁安地区的统治更加严密和残酷，在军事上以更大兵力向抗联五军活动的以牡丹江为中心的地区进行讨伐，实行残酷毒辣的法西斯政策。除归屯并户外，敌人在东京城及其他各村屯每月以抓“共产党”和“反满抗日分子”为名大肆捕人，每日达数十乃至百人。5至7月，敌人对抗联五军军部活动的西区连续发动了9次进攻。8月初，军部决定：军长周保中向道北转移，以领导主力部队东进。张中华留守宁安，配合兄弟部队坚持老区斗争。张中华不避艰险，率领五军留守部队和二军二师部队联合作战，多次与敌人接触，不断打击敌人。其间较大的胜利是与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
侯国忠率部在
代马沟站附近小砬子设埋伏，袭击日伪军的军用列车的战斗。9月12日黄昏，张中华和侯国忠率第二军第二师第四团一部、第五军警卫营一部以及抗日义勇军黑山队共500余人隐蔽进入穆棱县代马沟以东峡谷，在拆卸了1段铁轨后，埋伏在铁路北侧的高地上和南侧的谷地里。22时许，隶属满铁铁道总局的第970次列车（
横道河子—穆棱间办理客运的货运列车，临时增挂6节运送兵员的车厢，共28节）驶入设伏地域后，主副机车及第3至第11辆连挂的九节车厢（前面6节恰好为运兵车辆）脱轨。抗联埋伏部队乘日军慌乱之机，突然从南北两面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因车门被撞坏，无法下车应战，只得龟缩在车内被动挨打。激战约一个半小时后，抗联弹药告罄，方始撤退。日军死伤100名，其中战死26名，战伤死8名，重伤9名，轻伤57名。另军马6匹当场被打死。抗日联军第四团第七连连长张颜明、第七连战士梁洪章、张发恩等9人阵亡，负伤12人，1人失踪。9月24日，周保中率五军军部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途中，在宁安县泉眼头主持召开了吉东、东满党组织和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即
泉眼头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五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二军二师政治委员王润成、参谋长
陈翰章、四团团长侯国忠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道南特委，张中华任特委书记兼五军宁安留守处主任。会后，周保中率五军军部和教导团第一、第二队继续北进，插进道北同五军主力部队会合。张中华率留守部队在绥宁老游击区坚持游击斗争，统一指挥道南各军的留守部队，领导中东铁路东段道南的绥宁地区及
额穆、
敦化、
汪清、
珲春、
延吉各地党的组织和抗联部队以及南湖头的交通机关等。泉眼头会议之后，张中华率领五军警卫营一部、五军一师三团全部、二军二师五团三连等部队活动在宁安县第四、七、八区等地。他们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反日山林队的协助下，在贝家烧锅等处多次与日伪军接战。
1937年初，张中华在部队工作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同抗联五军和二军一部分队伍一起转战于牡丹江东、西的莲花泡、大通沟、卧龙屯、兴隆沟、徐家屯、百顺沟、烟筒沟、三道通、三道河子、四道河子、
刁翎等地，历经多次战斗，做了许多工作。在部队中，他既做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同时，他还在所到之处进行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3月，张中华率领五军一师三团和二军二师五团从道南来到牡丹江下游地区五军军部所在地三道通，参加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大会。3月14日，由周保中主持在
依兰县（今
林口县）三道通屯子北头、四道子沟口的张家大房身召开了吉东党组织扩大会议。会议在原道南特委、道北特委和下江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吉东省委，张中华被选为省委委员，同时仍兼道南特委书记（至12月）。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对抗联五军的游击活动作了新的部署：军部以三道通为据点，保持与
中共北满省委及其领导下的抗联各军的联系；第一师在军部领导下，以依兰、
方正、
勃利为中心，南进到中东铁路沿线，配合二军分遣队向宁安移动，开展旧绥宁区的游击活动，保持与道南留守部队的联系；第二师以依东为据点，向
宝清、
富锦地区伸张，打通与第四、七军的联系。同时，将张中华从道南带来的第二军第二师
方振声团经整顿补充编为独立旅，并派五军一师三团政委
伊俊山为政委，回南满打通与第一、二军的联系。按照中共吉东省委的部署，为更好地配合五军各部队的游击活动，坚持旧绥宁区的游击斗争，张中华在参加省委会议之后仍返回道南领导道南特委工作，统率活动在该地区的第二、五军部分队伍和五军留守部队。张中华回到道南曾率五军一师一团在桦树顶子与白俄伪森林警察队进行激烈的战斗，消灭白俄伪警50余人，获得一些枪支弹药。同年冬，五军一师派往道南的部队因活动困难，大部分返回依兰、方正等地。张中华则率五军留守部队继续坚持道南的游击斗争，艰苦转战于牡丹江、宁安等地，给敌人以干扰和破坏。当时，以牡丹江、宁安为中心的旧绥宁区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地方组织和抗联部队的活动非常困难。除了张中华领导的部分抗联部队的活动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队伍活动。
1937年12月，张中华率领留守部队在桦皮沟一带与敌人作战中，右臂受重伤被俘。日军如获至宝，想从张中华口中得到抗联部队和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便用各种手段诱降。但张中华始终坚贞不屈，不但不提供任何机密，反而破口大骂，并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日救国有理，抗日救国无罪。当敌人的诱降阴谋彻底破产，在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面前无计可施的时候，终于露出了残暴的凶相，将张中华杀害于狱中。烈士英勇就义时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