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衡（原名张全定，学名张钧，字亚衡，别名张驭中），1895年出生于榆中县金崖镇张家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张亚衡兄弟7人，他排行老四。他的父亲张克昌是当地著名的医生，因而比较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张亚衡在兄弟7人中又是一个比较聪敏、喜爱读书的孩子，所以深得父亲疼爱，因而尽全力供其读书。张亚衡没有辜负父亲的精心培养和期望，1912年毕业于金崖小学,1913年8月与同乡张一悟一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甘肃省第一中学，共同的志向使他们结为生死与共、亲同手足的亲密朋友。1917年6月他们从中学毕业。1918年秋，一同奔赴北京求学，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他们与早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丁益三住在一起。

1919年5月4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爱国学生运动。血气方刚的张亚衡与好友张一悟、丁益三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北平学生一起“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参加演讲团和国货维持会，发通电、撒传单、到街头讲演，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同学，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张亚衡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火如荼地反帝浪潮，使他激动不已。他通过书信将“五四”运动的情况，以及他所认识到的进步思想，告诉给家乡的亲朋好友。“五四”运动后，他和张一悟一同南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此期间，他仔细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新青年》等革命刊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4月，张亚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同年底，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同好友张一悟回到甘肃家乡，在凉州（今威武）中学堂任教。他一面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家乡人民，一面协助张一悟开展革命工作，宣传进步思想。1924年，张亚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他协助张一悟在武威召开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张一悟在会上作了《中国时局问题》的讲演，号召青年“关心时政，振兴中华”。由于宣传革命思想，反动军阀对他们十分敌视，欲加迫害。此后张一悟接受张掖县县长柴春林的邀请，去张掖筹办师范学校；张亚衡去了青海湟川中学任教。不久，张掖师范停办，张一悟返回兰州，张亚衡也从青海回到兰州，在兰州师范任教。

1925年10月，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后，张亚衡在“特支”的领导下，在军队、学生、工、农、商各界民众中展开了宣传、组织工作。协助张一悟办了民众夜校和甘肃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所，向民众和青年进行文化教育和“新三民主义”的宣传。他还积极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民代表为反对封建军阀迫害来兰求援的活动，支持“藏民文化促进会”的工作。通过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及进步青年，同国民党省党部内的右派分子田昆山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张一悟、张亚衡等人的政治身份。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党组织决定张亚衡和张一悟离开兰州去陕西工作。1927年春节，张亚衡东去陕西。到西安以后，党组织即派他去驻扎在陕西临潼雨金屯的甄寿珊部队（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十七路军第三师）从事兵运工作，公开职务是师参谋。在该部，张亚衡先后发展了高儒安（陕西省洋县马场乡高堡村人，当时是该部队教导营分队长）等地下党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年6月，冯玉祥命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甄寿珊奉冯玉祥的命令也在其部队中开始清党，撤销了政治处，张亚衡离开雨金屯，到西安汇报工作。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发动一场以许权中部队为骨干的渭华起义。起义中心在陕西渭南和华县一带。这年10月，张亚衡奉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到华县帮助工作。当时的华县县委书记王芾南（又名王林，陕西华县人）将其派往起义的中心地区高塘镇（即第一区）工作，公开职业是县立小学教员，党内担任该区区委委员职务。这时，张一悟也在华县工作，两位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老战友又会聚在华县。在此期间，张亚衡白天给学生教书，晚上深入到附近贫苦农民家中做宣传发动工作。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张亚衡积极带领高塘地区起义农民斗地主、斗恶霸，分地分粮，在这一带农民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渭华起义失败之后，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张亚衡离开华县去了北平，改名张驭中，居住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吴公祠（甘肃会馆）内。

1929年下半年，张一悟从上海来到北平，党组织将其安排在北平“铎民小学”任教。以合法的身份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并常来吴公祠。两位老战友又会聚在北平城。不久，由张一悟通过北平地下党关系，将张亚衡介绍到驻扎在北平西城冯玉祥的国民党第二教导团从事兵运工作。

1930年，张亚衡的同乡陈成义、陆长林等人来北平求学，也居住在吴公祠内。1931年，张一悟在北平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党组织将其又调往山东济南第一女子师范任教。由于张亚衡离开陕西时没有转上党员关系，北京地下党经过一段时间考验之后，根据本人要求，1933年经周平化介绍，第二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张家口联合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下简称同盟军）。冯玉祥第二教导团也被编在“同盟军”之内，张亚衡便随教导团参加了“同盟军”。“同盟军”在吉鸿昌、方振武将军的领导下，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先后收复察哈尔北部数县，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大涨了中华民族的威风。

1933年8月，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策略，派重兵围逼“同盟军”。在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围击下，“同盟军”战败，余部离散四方。同年10月，张亚衡返回北京，仍和“同盟军”战友、同乡陈成义一道居住在吴公祠内。这时，蒋介石的宪兵第三团在北京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青年，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他们回到北平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陈成义遇见以前曾和他发生组织关系的陈新，告诉了他住处，希望通过陈新恢复组织关系。

1934年元月20日，由于叛徒陈新告密，宪兵突然闯进吴公祠，把张亚衡、陈成义二人捕去。在宪兵司令部里，敌人分别核对了张亚衡、陈成义的笔迹，就匆匆转到法院审判。张亚衡与同乡陈成义以“危害民国罪”为由，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关押在北平市河北省第一监狱。

1936年8月26日刑满释放。出狱后，张亚衡和陈成义二人仍然回到吴公祠居住。不久，陈成义去了天津，张亚衡去山东寻找张一悟。到山东以后，得知张一悟已被韩复榘部逮捕入狱，无立足之地，遂又回到西安。两年半的监狱生活，营养不良，残酷折磨，使张亚衡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再加上托着极度虚弱的身体辗转山东，1937年初到西安时已是蓬头垢面的乞丐模样，原想到西安后马上找党的组织继续工作，但他离开西安八九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难以找到关系。无奈何只得先到他在武昌高师时的同学卫勖哉家去。一来暂时找个安身之处，二来急需调理一下自己多病、虚弱的身体。在卫勖哉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理，张亚衡的身体才基本恢复。这时，卫勖哉正好在经阳师范（后搬到铜川改名为铜川师范）任教育主任，他就介绍张亚衡到铜川师范担任教员。两三年后，卫勖哉调往华阴县云台中学（现为华山中学）担任校长，张亚衡也要求去云台中学。

1941年2月，卫勖哉又将其安排在云台中学当生物教员。在这里，他象慈母一样，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他的学生。学生称赞他：“讲课非常认真，讲解动物时常常引用寓言故事，但绝不涉及迷信”。他常常和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相聚谈心，抒发其爱国的赤胆忠心，畅谈其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由于他为人忠厚、淳朴，待人诚恳，在云台中学的广大师生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42年冬，张亚衡先患了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接着又患了急性中毒性痢疾，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学校师生竭尽全力进行治疗，终因治疗无效，逝世在云台中学的云台宫里，终年47岁。逝世后，学校将其安葬在华山脚下的公共墓地，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木质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