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壁古堡_山西省介休市境内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壁古堡

山西省介休市境内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壁古堡，又名张壁村，位于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

历史沿革

起源

关于张壁古堡的起源主要有四种比较有说服力的看法：

一是张壁与十六国时期后赵大将、同时也是地方巨族的张平所建坞壁有关。在晋室南渡、北方大乱的背景下，地方豪族组织起来自保，筑堡是主要手段。而张平正是活跃在“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以及河东等多地的实力派人物，有学者推测张壁极有可能与张平有直接关系，并进一步确定张壁可能建于永和元年至晋升平五年之间（345-356年）。虽然张壁的始建时间仍可能早于这个时间段，但可以据此推定的是，张壁应是在晋室南渡、北方出现权力真空进而导致边防瓦解、各少数民族进入山西争夺政权的背景下，地方豪强为求自保而修筑的防御性邬堡，因之，这种邬堡集军事、居住与农业生产等职能于一体，且在当时得政治角力中军事作用相对突出。

二是张壁曾为后魏至周时期的“南朔州”城。乾隆《汾州府志》引《山西通志》又说介休城：“魏孝静帝时始建，迁朔州军备外患，筑土为垣。案《魏书·地形志》：西河郡介休有介休城，是北魏介休不复治汉故城，其所治者在今东南二十五里。《元和郡县志》云：后魏明帝时为贼所破，至孝静帝时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然则北魏之介休城宜建自太和中，至孝静帝但修之耳，非始建也，其城亦在今县东南而非今之县志。”有学者据此推测张壁即为后魏至周时期的“南朔州”城，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此说成立，则张壁应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作为介休城存在。但是，北魏太和八年的介休城不是之前的介休城，而是迁来的。从张壁周边情况看，显然并不具备建设县城的条件，因此，这只能是临时性的。故而，张壁的始建年代应早于此，在已经具有的 “城”的基础上，才会在临时性的“徙治”中被选为介休的治所。

三是张壁为北魏权臣、北齐王朝奠基人高欢所筑，因其善挖地道，而张壁古堡地下正布满地道，且地道营造攻守兼备。不过，这一说法证据不足，有附会之嫌。

四是张壁与隋唐之际受封于突厥的“定杨可罕”刘武周有关。据嘉庆《介休县志》：唐初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夏，刘武周使黄子英寇雀鼠谷。……秋，裴济据刘武周、宋金刚于介休，军溃，宋金刚遂据介州。三年（620年），秦王李世民奉诏击宋金刚于柏壁。金刚走介州，秦王追及雀鼠谷，一日八战，大破之，偏将尉迟敬德合余众守介休，王遣谕，乃举城降。”从武德二年夏至武德三年，最多一年半中营造出如此规模且明堡暗道相结合的古堡，虽然技术上并非不可能，但是却缺乏足够的直接证据，因此，该说法存疑度较高。

无论以上哪种看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张壁古堡正是在特定时代和地域背景下产生的军事城堡，其军事性质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也使得其与介休乃至晋中地区明清时期因受蒙古各部扰掠或明末农民起义影响而兴筑的堡寨聚落明显地区别开来。

金代

至迟在金代，该村“张壁”之名已见于史料。村西南金大定四年（1164年）的墓志②确凿地证明了金代张壁古堡的村名已为“张壁”；元延祐元年（1314年），村内又曾重修可罕庙（图4）。未发现张壁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作用；也尚未发现在聚落形态方面显著变化的痕迹，仅仅是局部的更新和完善。这说明在宋金元时期，虽屡经政权更迭，但大一统中央王朝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张壁所在的晋中地区已经脱离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张壁村也已开始了由军堡向民堡的转型。

明代

明代绵山空王佛信仰逐渐兴盛，给处在自介休城至绵山的交通线上的张壁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围绕着满足过往行人的止息和礼佛需求，村中古寺不断得到增修改建，如古刹寺于隆庆年间经功德主捐资，增修“南禅堂三间，东西廊各三□（间）”；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又“于正殿则接重檐、换隔扇，于南禅堂则起盖焉，于东西廊（残）妆，顒然可敬，周围四壁，重叠彩绘，烨然可观。”万历三十年（1602年），村内又修建了空王祠。

明代张壁古堡也受到社会动乱的影响，因此对防御堡墙一直十分在意。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村人共同重修了堡的南门。崇祯十年（1637年），村中又曾加固堡墙。除了堡门、堡墙的加固维修外，村落格局也获得了变化的契机。因堡内用地紧张，在堡的南门外紧邻堡门创建关帝神祠一间，使得村落的格局开始突破堡墙边界向外扩展。

清代

嘉庆十三年（1808年），村内魁星楼迁移至村外，后于道光五年（1825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因基址毁裂而搬回旧址，考虑到“旧址颇窄，因复广地若干，又从而砖砌之，下接砖窑二间，上建阁三楹，高插云汉。旁立灯杆一座，元灯不坠。……至于地藏堂、眼光殿、吕祖阁、龙神庙、北门外照壁，一时并建。虽因创不同，而乐善如一。”

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南堡门外已有观音堂、韦陀殿、魁星楼等公共建筑及僧舍、禅堂等供住持僧人使用的附属建筑；道光二十年（1840年），再度重修二郎庙并空王殿、痘母宫。“二郎庙栋宇崇高，垣墉孔固；为屏为翰者，照壁建焉。又东北隅，痘母宫仍其故址扩而充之，即如神灶鼎新以为贡献造作处。其他北门内门房重修，更房新立，及堡墙险要之所缩版以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金妆空王殿佛像，彩绘壁画%。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建堡外南侧的藏风桥。

清代的村落建设集中在乾隆至道光（1736-1850年）的一百多年间。这一时期，村落格局进一步扩展，北堡门的建设相对集中，且明显受到风水思想的影响；同时，还兼有系统安排村落排水组织等技术因素。

现代

民国时期，张壁古堡的建设相对沉寂。抗日战争期间，村内地道入口还遭到破坏。解放后张壁古堡内人口迅速增加，古堡范围内的用地已经不能满足居住的需要，于是在古堡外侧、紧邻东堡墙发展出了一片新的居住区，并在东堡墙上开设券门“小东门”，以加强堡内外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选址于古堡东侧高地的张壁新村已经次第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无论是多层的集合住宅还是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都标志着古老的张壁村再一次焕发了青春；同时，村内道路、广场等基础设施也获得了全面的提升。张壁古村已经在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了新、老并存、相得益彰的新格局形态。

建筑格局

张壁古堡呈长方形，东西374米，南北244米，城堡周长1300米，堡墙为板筑夯实，高约5至7米，大多构筑重修于唐代到明清时期。古堡依塬傍沟而建，南高北低，左、中、右三面临沟，背靠绵山，属易守难攻、退避有路的风水宝地。整座古堡遵循中国传统星相和堪舆理念建造，地上阴阳五行，地下六壬奇门。已发现很多建筑物与星座对应。张壁古堡村名的来由也源于二十八星宿之张宿、壁宿。古堡建有南北两座堡门，北堡门为砖砌，门外建有一座提升防御能力的瓮城，瓮城之上还建筑了多座宗教祠庙。瓮城城门面向正东偏北开设，与北堡门构成了两道堡门。两道堡门不在一条中轴线上，这既遵循了古代军事防御的原则，同时又寓有风水不外流之意，并使瓮城城门指向800米外的一座小山丘“照壁”和“照壁”上的象征北斗七星的七棵槐树。南堡门为石砌，堡门上有一座石雕龙头，象征龙首；门外有九条红石铺路，象征龙须；进入城堡，是一条连接南北两个堡门的长约300米的石板街道，象征龙身；清朝年间，堡中居民出于谐调风水和兴盛文运的考虑，由堡外花费人力财力运入石材，将街道中央的青石板挖起，铺设了三列平行的红色长石条，一直从南堡门延伸到北堡门，它象征着龙脊。古堡主次街道分明，街巷格局严整，房屋门楣考究，砖、木、石雕精美，保存完好。

建筑特色

张壁的建筑虽不如晋中大院那般豪华气派，但走过之后仍然可以感受到雕刻的精美、内容的多样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砖雕在影壁、樨头中随处可见。较有代表性的影壁是张礼维家的“福”字影壁，硕大的“福”字第一眼看上去像“活”字，左边的偏旁活像一条龙,右上笔画形似鹤首，右下楷书“田”字,寓意生活健康，鹤首有年，田生禄财。村中的樨头多以浮雕形式出现，内容涉及人物、故事、动物、花卉等等，雕刻繁复精致，寓意丰富。石雕主要应用于柱础石。柱础多为鼓式、覆盆式、铺地莲花式等单层式

柱础,但其中也不乏造型复杂的双层式,这要根据所在宅院人家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定。门枕石及柱础窗根、雀替及花板的木雕也可谓精美细腻。居民建筑中的窗极包含多种样式,如方格纹、亚字纹、雷电纹、一码三箭样式极花等。雀替和花板雕刻了花卉、鸟雀、海浪、福寿等,多采用浮雕的形式。

主要建筑

空王佛行宫

空王佛行宫建造在北门丁字门顶上，坐北向南，大殿3间，殿内塑主像为空王佛，山墙上绘有空王佛成佛的故事壁画，殿顶明是代三彩琉璃装饰的，刀工细腻，烧制精致，形象逼真；古地道位于张壁村地下，是古人修建的错综复杂、规模巨大的地道系统，总长度近10千米。

地道

地道匍匐于整个堡村的下方，由于多次地震造成塌陷，大部分地道已经淤塞，清理出的仅有1000余米，现在能看到的仅是原样的十分之一。

地道长达3000米，只挖掘清理出一小部分供人参观，余下还需制定更完善的保护和开发计划才能够开放。古堡分为上、中、下三层，这种立体结构已经显现出了现代立交桥的设计概念，并且设计原理暗含“六壬奇门”之术。最顶层距地面约1米,中层距地面8—10米，底层距地面17—20米，其中有一条呈S形走势，网状结构，与地上堡四通八达。堡内现发现六口水井，井壁上都有着洞口或洞门。洞口可以用绳索和水桶取水饮用，洞门可以搭木板进入另一条通路。地道的墙壁上有些许小孔，用来与外界进行空气流通。壁上每隔一段有一小坑，据说是用来放置油灯的。接下来出现了喂养牲畜的槽；继续往下走会看到洞壁下部每隔一段会有可容下两三个人的洞，这些都是地道的哨位；底层有宽2—3米、长4—5米的洞，用来存放粮食。这里的每个细节都体现了严谨的军事思维,如地道的交错布局、袭击和监视敌人的位置等。地道内既有规模较大的屯兵洞、粮仓、马厩，又有陷阱、伏击坑、射箭坑、淹水道、通讯道、嘹望孔等军事设施，还有排水道口、逃跑出口，并有井从顶层直通底层，进、退、攻、防、藏、逃灵活多变，可屯兵万人。专家考证，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地下工程，绝非民间建造，而是古代按兵法所说“明堡暗道”而修筑的地下军事设施。地道设计暗含“六壬奇门”之术。

宗教祠庙

宗教祠庙密集是张壁古堡的又一显著特点。张壁古堡有独特而丰富的宗教和民俗文化，在不到0.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南北两个宗教建筑群，现存宋元明清时期的寺庙殿堂21处。宗教建筑大多修建在堡墙之上，主要有真武殿、空王行祠、三大士殿、二郎庙、吕祖阁、西方圣境殿、地藏王菩萨殿、可汗祠、关帝庙等等。可汗祠内陈列着一块巨石，相传为建堡时的镇堡之物，巨石上赫然浮现出一幅雄鸡图，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院内还有一架双龙碾，拿水向盘面与碾子一浇，便若隐若现地浮出两条极具写意效果的龙来。当地百姓说，用双龙碾碾出的面特别香，旱船、背棍等民俗活动都别具地方特色。其中，干调秧歌还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罕庙（可汗庙）

可罕庙是南堡门庙宇群的主体，建在村东侧黄土高台上。南北五十七米，东西二十八米，周边有胸墙。南缘凸出堡墙之外，北缘临大东巷，高都为八米，可罕庙是张壁村的最高点，高墙垛口俨然堡中之堡。庙院分为三个高度，二十多米见方，东西两侧是厢房，北面两米多高的月台上是正殿和钟鼓楼，正殿三开间，通面阔十米，直楞窗隔扇门，四檩三椽，无斗拱，硬山造顶。正殿屋檐的部分“唇瓦”经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张颔先生考证后确认为宋代作品“一支眉”。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考证为宋辽时期的“花边瓦”。屋顶琉璃脊筒与元代重建时更新为灰陶脊兽。正脊中央建制金黄色琉璃饰件，设置年代不详，黄色为皇家专用颜色，登大殿又需登暗九级须弥台阶，可见大殿之“可罕”堪比帝王之尊。

空王行祠

空王行祠重修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大殿坐北向南，殿内塑有空王佛像，山墙绘有空王佛成佛的故事壁画。殿顶的明代三彩琉璃装饰，刀工细腻，烧制精致，形象逼真。另外，在空王佛行宫的前廊下有两尊罕见的琉璃碑，东侧的石碑记述了空王佛修炼成佛的艰苦历程，西侧的石碑记载空王佛行宫修建的经过。

墓葬

在1995年张壁古堡外西南一侧，地名叫“里沟湾”的地里砖场生产中，放土时又偶然发现了并列在土里的两座古墓葬。

墓室为砖结构，落地呈八方，往上两米始做穹窿传递造顶，通过3u层围砖和呈锯齿般的缩层筑王，最后封顶是一个方砖。

在抢救性的发掘中，晋中文化局晋华副教授参与了出土文物的认可。他从用朱砂书写的墓砖字迹里认可“淮大定四年……”为金时期。墓成形于公元1165年。墓主人张姓，非居官职，两墓占地相同，只是内壁砖雕门扇、格扇窗花等大同小异。墓砖记载，张掳伙为其祖父母合葬清棂耗资九万九千九佰九十九贯，择地东至西十三步，南至北十三步……。

墓室分别筑有五或三处耳室，从长1，65米、宽高仅1米的空间里，分别清理出了遗骨两俱，亦有砖雕俑在内出土。

墓室中有祭台，另一墓为一形如脸盆大小的陶盆在中间。落于八方角里清理时有殡灯(陶制)出土。

清理祭台时同时出土内黑瓷釉外粗瓷无釉的梅瓶一只，另有介休洪山仿定州瓷窑烧造的红花(在碗内底部)酒碗，和相当于肉碗规格的小碗四件。镇墓兽为铸铁牛。由涂朱砂石相继出土。墓门过祭台往后有魂瓶出土，门西侧设侍奉者的门窗，门后无设。

其他建筑

张壁古堡尚有中国多数古城均已消失的“里坊”，其巷门、门楼配备得当，若关门落锁，可谓堡中有堡。堡内现有30余所保存完好的院落，住宅比邻有序，民居与城墙保有一定距离，民宅大门与巷道皆有台阶高度，并讲究宽敞向阳，西四巷大多为张、王、贾、靳族富户，门楣考究，砖、木、石雕精美，多为狮子滚绣球、喜鹊登梅、鹤鹿回春等民喜闻乐见的吉祥民俗内容。

历史文化

风水格局

自古“风水理论”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格局之说,即左右有山庇护,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南高北低。相反，张壁古堡是东南依山，西北傍水，这样的风水一反常理，然而却巧妙地利用了地理形势，在北面建立“真武庙”和“二郎庙”抬高了北部的地势；又将北门移位，使巷不对户、街不对门；等等。古堡的宗教文化也十分多元，寺庙所涉及的神仙就包含了佛、道、儒等各方面,还有古时少数民族祭拜的可罕庙。村内有精美绝伦的孔雀蓝琉璃碑,难得一见的泥包铁像，也奇迹般地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