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珙( 1904～1968) ，汉族，广东梅县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化学教育家、科学史家。1919 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前身) 化学系。1924 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27 年考取清华大学庚款赴美留学。1930年7月，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哲学博士学位。不久便回国，先后在厦门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和武汉大学任化学教授。作为化学研究和化学教育工作者，张资珙也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开展科学史( 尤其是化学史) 的研究，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现上海理工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27年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赴美留学。

1930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厦门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执教。

1931年起，张资珙在华中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教授，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使该校化学系在国内名声鹊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对抗日军的毒气战，张资珙赴耶鲁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毒气的防护问题；还去了哈佛大学与著名科学家萨顿教授共同切磋科学史的研究。

1944年8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学两年，并应邀去巴黎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讲授中国科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化学史，在西欧学术界引起轰动。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劳动改造。1963年2月，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为645年级开英语选修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六十四岁。1982年平反昭雪。

张资珙对中国古代炼丹术在化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他用翔实的资料证明，世界上最早炼出镍的是中国，认为宋代瓷器是当时全世界水平最高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是世界第一。

早在20 世20年代，张资珙就开始从事科学史研究与科学传播活动，曾从思想史进路分析了过去中国于科学上的贡献甚微之原因。之后，他又从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萨顿( George Sarton) 那里获得启示，在实证主义纲领下，对中国古代炼丹等技术的产生、发展以及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和考证。科学思想史和实证主义编史纲领，是西方科学史研究理论的代表。张资珙在某种程度上将它们应用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力求在科学与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诚如他在《化学元素发见史》( 1952 年7 月上海中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出版) 的“译者赘言”中所言: “此书之成译与增释，能与国人更深知科学与文化之关系与科学史实之宜审求者，诚为译者之幸。”

张资珙先生毕生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先后在沪江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香港岭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执教40余年，其中在武大执教时间最长(1947年-1968年)。他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培养了几代栋梁人才，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等均受业于他的门下。

出版有《化学之创造》（1927年），译有《化学元素发见史》（1952年），编有《英汉化学专业常用词汇》。

父亲：张淑皋，清朝举人，晚清外交官

妹妹：张碧兰，中学教师

妹夫：蔡辉甫，大学教授

女儿：张祖武

外甥：蔡少甫，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张资珙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中国古汉语、古文学及诗词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精通英语，通晓德、法、日、俄等多国文字，是一位既懂科学，又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方面知识的学者。他能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有所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特殊的科学教育经历，另一方面是其较好的国学基础。另外，张资珙与西方科学史大家萨顿和李约瑟的相关讨论和交往，对他的科学史研究工作亦有不少的助力。

张资珙的国学基础与其家学渊源和喜好阅读是分不开的。1904年，张资珙出生在广东嘉应州(1911年复名梅州，1914年改名梅县) ，为当地崇文重教、具有典型客家精神的留余堂宗族之后裔。张资珙的祖父张麟安在清代主持过广东崇实书院，著有《真吾斋诗草》。他的父亲张淑皋于1904年以嘉应州优廪生考取广东省特等第一名，被广雅书院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官费留学，毕业后历任东京使署、横滨总署、神户领事馆总领事。

张资珙开创了我国最早的分析化学理论体系，是我国的普通化学、理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文献、化学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通晓英、德、法、俄日等多国语言，在化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从事“钾的定量分析测定”方面的研究。他自编试用教材讲课，深受学生欢迎，重视科学研究，特别重视实验教学。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他的大量研究成果。（武汉大学评）

张资珙是我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工作者在科学史研究领域卓有成效的代表之一。通晓中西文化，具有良好的西方科学教育背景，注重同西方科学史家的学术讨论和学术交往，是他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驾轻就熟，并能做出一定成就的主要原因。他从思想史进路，研究了中国数千年来于科学上贡献甚微的问题，是“李约瑟难题”提出之前，类似问题的早期解答版本之一。他在研究和著译实践中，遵循实证主义编史学路径，巧妙地对中国古代炼丹等技术在化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给出独到见解。另外，他也不失时机和场合地向世人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并与萨顿、李约瑟同道，奉行新人文主义理念，反对科学的“欧洲中心论”，主张多元科学观。总之，张资珙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堪称西方科学史研究理论成功应用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典范。（上海理工大学评）

2005年4月24日，武汉大学举办活动，纪念已故教育家、科学史家张资珙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除追忆他对中国教育事业以及科学史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外，主办方还展出了张资珙先生的部分珍贵的图片、手稿和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