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铨(1899—1977)，字克刚，仙居县城西门村人，四川大学教授。

1921年考入燕京大学皮革学系，

1925年毕业后留校任讲师。

1937年，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皮革研究院深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1940年8月归国，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成都高级制革职业学校校长。

1941年发表论文，提出单宁与生胶原的结合是物理——化学的总和，为发展植物鞣革科学作出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华西大学化学系主任兼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化工学院(后改称成都科技大学)皮革教研室主任，四川省化学化工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四川省科普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原料皮、皮胶原、植物鞣料、制革工艺研究，提出了植物鞣料吸着理论。

1952年夏，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制革专业——皮革、毛皮及鞣皮剂专业。

1955年，受聘兼任林业部植物鞣料研究室主任，同年兼任高等院校皮革工艺专业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皮革工艺学》。

1959年9月，率领我国皮革专家小组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皮革学术交流会议，宣读《中国皮革涂饰剂生产、应用和研究的概况》论文，博得与会专家赞赏。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铨(1899.10.11～1977.11.2)，字克刚，浙江省仙居县人。世代务农，佃土耕作，家境清贫，张铨的父亲上过私塾，初通文墨，生性纯朴，为人正直，毕生勤劳；有远见，重家教，重孝悌，重人才。

幼年张铨，天资聪颖，五岁启蒙，智慧过人，过目成诵，同窗朋侣无不称羡。而个别纨绔子弟却怀有嫉妒之心。一日，塾师之子诬告张铨直呼乃祖名，即被当作大逆不道严遭戒尺惩罚，致使手不能持筷握笔。张铨回家哭诉，父母十分伤心和气愤，但也无可奈何；父亲趁势劝导张铨说：“记住这次教训，你只有用心读书，将来出人头地，才不会受人欺侮。”最后，还得由父亲出面向孔子牌位赔礼道歉，才算了事。从此，张铨发奋立志要争回这口气。八岁，父亲送张铨到县里基督教会创建的洋学堂-芥种小学读书。张铨求学如饥似渴，中文各科、英语单词，熟读强记成绩优异，年终会考，名列前茅。

1913年张铨小学毕业，被教会保送到杭州之江大学附中就读。暑假，他在省城打工，寒假徒步三百里回家过年。之江大学附中读后，再升入之江大学。第二年，慈母仙逝，家中又连年遭灾，张铨不忍父亲于困境中变卖家产供自己读书，不得不中途辍学到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教书。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它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想，振憾着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灵，张铨先生就是受到影响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之一。百年外侮，皆因中华羸弱，只有民富国强才能敌外侮，而要民富国强，必先振兴科学，师夷之长技。而振兴科学的具体方法之一，就是搞工业，工业可以救国。怀着“工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张铨首先决心北上继续求学。在北上之前，他首先排除万难，说服父亲，退掉封建的娃娃亲，同时忍痛变卖薄田，筹足路费，并得当时之江大学校方的谅解和支持，向燕大校方写了一封推荐信。

1921年，张铨先生终于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同年考入燕京大学制革系学习。张铨先生在燕京大制革系勤工俭学，刻苦攻读，

192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系主任温森教授看中，留系任助教。由于勤奋的学习和优异的工作成绩，两年晋升讲师。

1927年，国民革命北伐，北洋政府局势动荡。燕京大学一批外籍教师纷纷离校回国，制革系两位美国教授(包括系主任温森教授)也先后离任，系里只剩下张铨一位专职教师，校方打算停办制革系。在此关键时刻，张铨心急如焚，认为制革工业是我国大有希望的民族工业，亟待振兴，而当时燕大制革系是国内培养制革专业的学科，是制革工业的摇篮，一旦被裁撤，势必极大地影响我国制革工业的发展。他毅然向校长据理力争，在师生一致声援下，校方才同意保留制革系，并任命他为代理系主任，负责维持局面。

张铨先生任系主任后，一个人要担任原来两个教授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他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竭力开创新局面。但是，次年，校方以经费为由，将制革系合并入化学系的工业化学科，张铨先生仍然坚持教授制革课程。

在此期间，张铨先生一方面千方百计购置一些小型机器设备，扩充皮革实验场；另一方面亲自带领学生动手操作，同时还争取到校方同意招收三年制专科生(连续办了两班)。张铨先生在燕京大学期间，为我国制革业培养了一批高级骨干力量，为我国制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铨先生十分重视民族皮革工业的发展，在教学之余，先后调查了北平、蚌埠地区皮革工业状况，写了调查研究报告，提出发展皮革工业的建议。他还利用假期到张家口考察毛皮厂，到绥远、宁夏、陕西等省区调查皮革和植物鞣料资源，向各地建议设置皮革厂、毛皮厂，利用植物鞣料制革，开发各种资源和特产。往往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辞辛劳，步行数十里爬山涉水，深入山区考察。在1930年～1937年间，为了传授新法制革，他还受聘兼任著名的天津春合工厂制革监理(总工程师)，为工厂制订球革技术操作规程，给工人上技术课，讲解新技术新工艺，并亲临车间指导生产，使该厂通过技术革新上了新台阶，产品誉满中外。

张铨是一位苦于实干的制革化学教育家，也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他在燕大工作期间，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修完了研究生课程，但看到我国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早就有出国深造报效祖国的愿望。

1935年他在燕大校刊上发表《因真理得自由》的文章，充分表达了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同年，为了准备出国留学，他首先让夫人去日本短期学习蚕桑专业一年，结业回来可以任职为养家助一臂之力(夫人后因长期患病，没有工作)，接着便向校方提出申请。不久，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和系主任威尔逊告诉他，只要愿意，可以送美国攻读生物化学。张铨认为这是校方有意迫使他放弃制革化学，就婉言谢绝了。

机遇不负有心人。

1937年，张铨的恩师温森教授(Vincent，原燕大制革系主任)给他争取到两个奖学金，可以去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Cincinnati)大学制革研究系深造。是年6月，他安排好家小后，就雄心勃勃地从北平启程，漂洋过海到达美国。

张铨在美国留学三年是很不平凡的三年。是时他已经38岁，在美国学费和生活费用昂贵，还要寄钱养家，他不得不节衣缩食，生活十分清苦；而学业负担又很繁重，短短三年要通过多门学位课程考试答辩，进行上千次实验计算，犹如挑夫满负荷翻山越岭，困难重重，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出色地完成了学位论文，仅一年就取得了理科硕士学位；

1940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在辛辛那提大学学制革学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博得师生同行的赞誉。他的学位论文都是有关植物鞣革的研究，硕士论文研究了植物鞣革中合成鞣剂对乳酸发酵的影响，在植物鞣液中加入合成鞣剂LEUKANOL NS 能促进植物鞣剂发酵，产生乳酸，有利于鞣剂(栲胶)与皮胶原的结合，对植物鞣革生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博士论文更有突破性进展，在制革学前沿，深层次探索植物鞣革机理，研究中国五棓子鞣质、鞣酸与胶原结合，提出植物鞣质与胶原相结合系物理化学吸着作用的假设，并作了科学论证，为国际辛辛那提学派植物鞣革机理吸着学的创立，提供了开篇之作。

1940年5月张铨在美国皮革化学家学会第三十七届年会上宣读了他的博士论文，与会专家反响热烈；张铨回国后陆续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引起国际广泛关注。

张铨在美国留学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考虑到皮革是民用工业品，又是军需品，于是，下决心在完成学业之后回来报效祖国。当时辛辛那提大学老师和有关方面都再三争取他留下，并许诺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和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还提出将其夫人和两个孩儿从日寇占领区接到美国，他还是婉言谢绝了。

1940年7月，他毅然起程回国。他在回国途中，历尽艰难险阻，

于1940年8月到达香港，和从北平敌占区辗转来港的妻子会合，然后绕道越南入境到昆明，同年11月安抵成都，旋即受聘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和乐山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作为教育部庚款讲座教授。当时，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开设纺织染色科和制革科。他起初开出制革工程和蛋白质化学课，同时继续植物鞣机理的研究工作。

1942年春，始在设在乐山的中央技专上课，中央技专于1939年4月成立，制革系只办了三届，张铨给第二届学生上制革工程课。因交通不便，而路途更有兵、匪骚扰，十分辛苦，每月约去一周的时间。后因无实习场地等种种原因，技专停办了制革科。最后一届即第三届的学生，还是由他安排在华大借读毕业的。

四川省立成都制革科高级职业学校是在抗战时期四川省为培养制革技术干部而设置。于1941年1月创办，首任校长是徐士弘教授，不到一年徐先生去重庆大学任教，教育厅长郭有守先生诚邀张铨担任制革校校长。他很重视办好制革校，首先，严选师资，请他的高徒乐以伦兼任教务主任，一批高材生担任化学课和专业课教师，他自己也讲授一门专业课，同时也强调动手操作。毕业生有的到军需制革厂和皮革公司，也有的考上大学深造。

日本侵略帝国主义发动珍珠港事件后，将北平燕京大学查封。燕大校友筹备在成都复校，张铨也参与复校筹备工作。

1942年担任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化学系主任。当时，化学系学生都在华大上课，一直到1946年夏燕大迁回北平时止。

1946年秋他又被四川大学聘请兼任该校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的指导教授，先后带了5名硕士研究生，同时又为化学系学生授课。

1948年起他还在成都铭贤学院和成都理学院兼课。他先后讲授工业化学、工业化学计算、蛋白质化学、有机化学等课程。在讲课中，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旁征博引，使讲课内容丰富多彩，深受学生们的好评。他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和治学方法，谆谆善诱，严格要求，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有的学生后来虽然不在皮革界工作，但在蛋白质化学、生物化学、生物高分子、林产化学方面以及化工界都卓有成效，国内外享有盛誉。

抗战期间，内地制革化学品奇缺。张铨先生就结合实际，指导学生进行开发植物鞣料等的研究。例如研究橡碗、桦树皮和姜头的鞣革性能，同时也研究裸皮的浸灰、浸酸、铬鞣、铁鞣、烟鞣(烟薰革，造民族用品)等等。四川的山羊皮驰名中外，但是都是干板皮，如果改用盐腌皮，制成的革质量更好。他指导学生研究了山羊皮保存方法，用工业盐或硫酸钠处理山羊皮再制成革，质量很好。他带领助手和学生在1941、1943和1945年中国化学会成都分会和1949年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自然科学社西区联合会上分别宣读了《中国橡椀鞣质与皮粉结合的研究》《胶原纤维的膨胀》《羊皮保存之化学研究》等六篇研究论文。特别是《中国橡椀鞣质与皮粉结合的研究》与辛辛那提大学罗拉博士等用鞣酸、坚木鞣质与胶原结合的继续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同，这说明了即使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张铨先生的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在世界水平。

抗战胜利的笑容没有维持多久，即被内战的阴云所取代，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财源枯竭，中央技专校和成都制革校先后停办，许多初有成效的研究项目相继下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铨一切发展皮革工业的计划和设想都付诸东流。

他痛感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为梦寐追求的事业不能实现而感伤不已。穷则思变，张铨一心期待着东方的黎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铨异常兴奋的说：“我们都解放了，总算出了这口气。

1950年，他参加蓉渝两市人民政府组织的参观团到东北上海等地考察工业建设，回来后就写了考察报告，提出利用“天府之国”的丰富资源兴建一批化工厂的建议。

1951年年轻工业部号召开展猪皮制革，他即向市政府提议，率先在成都开办猪皮制革技术培训班，并亲自指导传授新技术新工艺，为推广现代化猪皮制革，发展我国皮革工业作出重要贡献。为此，成都市人民政府还为张铨先生颁发锦旗一面。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国家决定在泸州建立四川化学工业学院，设置皮革毛皮及鞣皮剂工学专业，委派张铨为建校副主任委员。他以极大的热情和他的学生同行徐士弘、何先祺等合力建成新中国高校第一个制革学专业，并亲自主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制定四年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改建制革实验场，筹集图书资料等，完成一整套基础建设，从此，张铨多年梦寐以求的抱负有了实现的条件。

1954年5月，泸州四川化工学院，川大，西昌技专部分专业合并成都工学院，张铨先生任皮革工学专业教研室主任兼院务委员。同年初他代表化工学院与川南森工局签订“植物鞣料资源调查和利用”的科研合同；

1955年受聘兼任林业部成都植物鞣料研究室主任，先后组织并指导专业教师和学生对云杉、冷杉、铁杉等树皮和橡椀浸提、浓缩、干燥的生产工艺研究，设计生产设备，为建考胶厂提供数据。这些研究为利用国家资源，解决军需、民用制革所需的考胶，具有实用价值。

1956年，全国高等院校教师定级，张铨被定为一级教授。同年8月，他接受军委后勤军需生产部的邀请，与张文德教授一起在西安讲习班讲学。

1957年首批开始指导研究生，开出制革化学、皮蛋白质化学和专业英语阅读等课程，指导研究生进行铬-植结合鞣，铁鞣等鞣革理论的探索。

1958年6月，他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届社会主义国家皮革会议。他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中国皮革涂饰剂生产应用和研究概况》专题发言。会后，参观了苏联中央皮革研究所和莫斯科轻工学院。带回了大量的教学资料。

1961年他受轻工业部委托主编了教材《皮革工艺学》。他还结合教学先后编著了《毛皮工艺学讲义》、《单宁鞣料讲义》、《皮革整理工程讲义》等大学教材。

1963年，他又带领青年教师和成都制革厂的同行一道，进行锆鞣底革的实用性生产试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获得成功。

1964年他被委任高等院校皮革工业专业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国家高等院校皮革专业教材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张铨先生在教学中要求学生“术德兼修，手脑并用”，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了结合生产实际，他经常结合教学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到成都、重庆、上海、河南各地制革厂参观实习，指导学生实地观察，动手操作；给厂方技术人员上课，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和制定技术操作规程，达到双方受益，都很满意。他十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强调学习理论-科学实验-指导生产，是培养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必由之路，并亲自给学生讲授基础理论课，指导研究生把相关的科学技术引进到制革中来，进行科学研究。

为了引进先进经验，早在四川化工学院筹建制革专业初期他就重视图书资料建设，首先通过调剂和订购得到英美苏各国皮革期刊；后来结合教学专题研究，又翻译了大量资料。为了汲取苏联先进经验，他不顾年已花甲，孜孜不倦地自学俄文。在张铨的努力下，我国皮革科学技术研究取得不断进展，正在欣欣向荣之际，不料爆发了十年动乱，许多研究工作被迫停顿下来。

文革期间，张铨先生蒙受不白之冤和种种迫害，但他还是不改初衷，念念不忘发展我国皮革工业，他十分痛惜地说：“我最恼火的是技术落后了，我们被耽误了，中国皮革科学技术落后几十年”!尽管当时条件极其艰难，而他仍然坚定信念，潜心工作，为种种新法鞣革和皮革化工材料发展方向等课题研究，翻译了大量资料，撰写了不少论著，准备迎接科学的春天。

1974年皮革专业同安徽合肥皮革厂协作，进行黄牛面革酶脱毛新工艺研究，为了解面革的松面问题，他建议采用锆、铝复鞣工艺，通过反复试验，成功的克服了松面，使得黄牛面革酶法新工艺获得成功。

1976年9月“四人帮”粉碎了，大地回春，他兴奋得彻夜难眠。他满怀希望，正待重整旗鼓，迈开步伐，尽力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之际，不幸因积劳成疾，于1977年11月2日溘然与世长辞。

张铨先生生前担任过许多职务，成都一解放，他就被人民政府委以重任，先后当选为成都川西区人民代表，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员；以后又被推选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党的关怀和器重，使他深受感动，决心把自己后半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曾担任过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四川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科普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编写科普小册子，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为促进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

张铨先生生的一生是为我制革业的发展而奋斗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一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学习他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

科学无止境，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科技界人才辈出，在新时期“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发展教育，振兴科技，方兴未艾。张铨教授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