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庵（1901—1962），字炎夫，号幼蕉。浙江慈溪人。西泠印社社员。

鲁庵先生治印在民国20年（1931年），始学赵次闲及西泠诸家，后乃以邓完白氏为依归，尝以重金购得邓氏燕翼堂五面印，所以宠之备至。鲁庵刻印行世者，有《仿邓完白山人印谱》两卷（民国21年影印）、《鲁庵印选》《鲁庵印谱》。另辑有《寄黟山人印存》《横云山氏印聚》《金罍印摭》《钟矞中印存》《完白山人印谱》等。鲁庵先生与余杭褚德彝（字礼堂）哲嗣保衡曾辑礼堂遗印百方，冠名曰《松窗遗印》两册，以精工精拓而付剞劂，仅拓引四十部，得之者珍如瑰宝。

鲁庵先生乐于助人，人若相识告贷，凡丧葬者有求必应；而如若婚事呼将，辄拒不置理，此为其处世之哲理。鲁庵先生作古后，家属悉将所藏印章印谱，捐献给西泠印社。

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张鲁庵实在不应该是个生意人，他对做生意一点兴趣也没有。这种情况在他娶了当时的杭州才女陆献芹后，更加明显了。那陆小姐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在做姑娘时就被人称为小李清照。洞房花烛夜，小两口打趣，张鲁庵对妻子说，你要做得了李清照，我就做得了赵明诚！真没想到小两口的这句戏言，竟影响了张鲁庵的一生。

原来，张鲁庵从小酷爱金石篆刻，成人后更乐此不疲。他不仅自己的篆刻达到相当高的造诣，还收藏了大量的印谱和印章。因此，他很早就成为西泠印社的社员了。平时店里生意由可靠的人打理，自己更多的时候是住在上海的。

随着清朝的崩溃，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并发展起来了，像张鲁庵他们也有了一些新的商业意识。那时，张同泰正经历着又一次改建，张鲁庵在药店新的大门顶上做了一个大象和万年青的浮雕，并因此而认定张同泰的“万象”商标。在改建这个大门时，张鲁庵有个想法，他想，祖上创下张同泰这块金字招牌是多么不容易，因此，他一定要真正地做几个大金字挂在大门两边，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字招牌。

张鲁庵想了想，觉得这几个字只有请前不久认识并成为好朋友的四川内江人张大千来写了。不过想想他只不过比自己大两三岁，尽管有才，名气也有一点了，但他毕竟才二三十岁，把他的字挂在大门上，心里总是不甘。但是，他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跟张大千说了。

那张大千倒也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字怎么挂得上去？事情也的确会有阴错阳差，要是知道日后就是这个张大千会成为一位名满全球的一代大师，那时即使他的字功力还差一点，张鲁庵也会一口咬定请他写了，可哪里就能知道他的“日后”了呢？当时，张大千说，你这几个字啊，我看非请此人来写莫属。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师曾熙……

作为西泠印社的社员，张鲁庵当然知道曾熙这个如雷贯耳的人物。他是湖南衡阳人，晚年号农髯，大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曾经主讲石鼓书院。清朝崩溃后，这个进士的仕途是没指望了，石鼓书院也不再存在。到了晚年这么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学究竟沦落到上海在街头靠卖字糊口的地步。他是年轻的张大千出川后拜的第一位名师。在那个时代，要说书法，曾熙的确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而且，他的字还特别适合做店堂的招牌。

“成啊，曾老既然在卖字了，无非是钱的问题，这好办，他要多高的价，我照付就是！”张同泰年轻的老板果然是财大气粗，他大手一挥这么说。

张大千笑了：“你不知道，曾老先生虽然在卖字，可他的怪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他一生有几样不写：比方他从来不给人写墓碑，说那会给他带来晦气；他也从来不给人写商店的招牌，说这会使他染上铜臭；他还不给达官贵人写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碑记文字，说以免到老了还让人说自己在拍马屁……你这几个招牌字，他是断然不肯写的。这个钉子我可不敢去碰……”

张鲁庵也笑了：“你不肯去我去。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你就等着看我求到曾老先生的墨宝吧！”

别说，曾熙老先生卖字的湖南会馆离张鲁庵在上海的住所并不远，那一天，张鲁庵很快找到那个地方了。大冷的天，老先生坐在会馆一间四壁通风的小房间里，咳得像只老虾一样蜷着身子。那凄凉的光景让张鲁庵眼泪也看出来了。他没有惊动老先生，悄悄地回来了。

第二天，张鲁庵让家里的老妈子用川贝雪梨红酒加冰糖，炖了滚烫的一罐，他用一块棉帕儿包了，双手捧着，送到湖南会馆来了。当时曾老先生正咳作一团，张鲁庵把那一罐火烫的川贝雪梨红酒摆到他面前时，老先生着实吃了一惊。张鲁庵对曾老先生说，他是他的门生张大千的朋友，受张大千之托，来看望先生的。他家里是开药房的，这些东西在我家里都是现成的。快喝吧，喝下去咳得就会好一些。以后，他说他会天天来看先生，直到先生不咳为止。第二天，张鲁庵捧着川贝雪梨来时，还带来了一件皮袍子……这以后，还真的每天一罐川贝雪梨，直到老先生一声也不咳了。这老头儿是个人精，他不咳了，说话顺畅了，那话也就出来了：“你小子对我这么好，必定是有求于我。你要是客厅里写个中堂，写副对联，我这就开始磨墨。不过，你们做生意、开药房的，肯定是要我给你写招牌字，这我可要把话说到头里，你快打消这个念头。老髯翁可不能把一世清白为这几罐川贝雪梨和一件皮袍子染污了……这店铺的招牌，你就是杀老髯的头，老髯也是断然不写的！”

张鲁庵暗暗叫苦，天，他竟把话在前头封死了。不过，张鲁庵虽然没有提要求，他还是隔三岔五地来。他见曾熙用的印泥暗淡无光，这天，他竟带来一盒印泥。老头子打开一试，他那双老迈的眼睛一下子放光了。

原来，张鲁庵这个西泠印社的社员，多年来，就像他的祖上研究川贝枇杷膏羊胆丸和赛空青眼药一样，反复研究印泥的配方。用心血凝聚成一种特殊的印泥。这种印泥那种朱红的颜色极为艳丽、还不渗不化，而且永不褪色，被圈内人称为“鲁庵印泥”，当作宝贝一样来收藏。这种印泥被炒得比黄金还贵。当时北京有个从皇宫里出来的制造印泥高手叫做徐正庵，他做的印泥堪称天下第一。张鲁庵的印泥出来后，书画界购用印泥，就有“南张北徐”的说法了，说这两人的印泥难分伯仲。当时曾熙这个行家一见那印泥的颜色，立刻识别出来了，他用发抖的声音说：“这可是鲁庵印泥啊……”

“在下正是张鲁庵，西泠印社的同道。有道是宝剑送英雄，名花送美人，这样的印泥，只有老先生才配使用，这盒印泥，就送老先生了……”

这时，曾熙激动得两只手都乱抖了。那没牙的嘴里“这、这、这可是比金子还贵的东西……”半天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最后，他望着张同泰的老板，一咬牙说：“说吧，你要老朽写什么？除了招牌字，写多少张都行……”

接着，两人面对面坐下来。曾熙老人倾过上半身，他掏出了心里话：“小兄弟，我是卖字的，我也知道，在这上海滩，我只要肯写店铺的招牌，银子会滚滚而来。可是，这样，你到了南京路，一眼看去，就全是我曾熙的字了。字这东西，最怕的就是滥，而字一多，不管你写得多么好，多了势必就滥，滥了就会被人骂，我老头子落个死了都被人骂干什么？老朽又不是没有见过银子的？家里银子多得好打墙，只不过安一张三尺床。老头子用不了许多银子了。所以，这写招牌字的口子断不能开，我今天写了张同泰的招牌，那李同泰、王同泰也会来找我，我就没法子跟人家说话了……”

到这时，张鲁庵也说话了：“我不要老先生写招牌，我只求老先生写一个中堂。那是一首诗，一百多年前，我的祖上张梅只身从慈溪马经村来到杭州，创下这样一份家业，他写过一首示儿诗，我想把他写下来，装裱好，张挂在家里，以告诫后人……”

“成，我写。”曾熙回答得很干脆。

于是，一张小纸片递到曾熙老先生手里，上面果真有一首诗：

慈溪马经一张梅，

认同歧黄头不回。

只求庶民得康泰，

道德挂心终不悔。

地无南北皆求索，

精心制药心不亏。

我材化得烛灰去，

民众口碑当坟碑。

曾熙把那张小纸一扔，笑了：“狗屁不通，连平仄都不顺！”

张鲁庵又把纸推了回去：“我这个祖宗书是读得少了点，可他儿子张耐仙就不一样了，二十挂零就考取了举人……”

“举人值个屁，我还是见过西太后的进士哩，不照样落得街头卖字？”不过，他还是接过了那张纸，“我们把它改得通顺一点怎么样？”

“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一改就不是我祖宗的示儿诗了。你写明是张梅的诗，也就不会有人笑曾老你啊！不过，平心而论，这首诗虽然做得不好，可是我老祖宗的一腔真情，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曾熙开始写了，不过嘴里还在嘀嘀咕咕。什么一个平仄都不懂的人，却那么会赚钱，挣的银子好打墙，而你学富五车，却要饿死街头，这世道……

最后，卖字人按规矩落了款，用新得的鲁庵印泥打上了那个“回雁峰下老髯”的大印。张鲁庵欢欢喜喜地收下了。

三个月后，翻修一新的杭州张同泰大门两边，就出现两块抛光得光芒四射的铜牌，上面“张同泰道地药材”十四个大金字展现在世人面前。边上原先还有曾熙的落款。人们端详着那字，发现它果然是大家手笔，它越看越耐看，越看越奥妙。连张大千也来看了，发现它果然是老师的手笔，顿时惊异不已。他问张鲁庵用什么法子得到先生的招牌字，张鲁庵笑着，出示了所谓的老祖宗的那首示儿诗。果然，那平仄不通的八句诗的前七句，每一句都嵌着一个字……

据说，第二年的年底，张大千把曾熙接回杭州过年，在张同泰的大门口，老先生见到了这两块铜牌牌，老人顿时大发脾气。最后，张同泰的老板跟他达成妥协，张鲁庵当场把落款拿了下来，老人才肯罢休。所以，后世人们在张同泰大门口再看见这两块铜牌牌，会发现，它是没有落款的。至于张鲁庵伪造的平仄不通的老祖宗示儿诗，他尽管没有挂出来，但他显然已经把那些诗句刻印在自己心里，他是把民众口碑当作自己的坟碑了。解放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到了晚年，他还把自己收藏的无价之宝全部的印章印谱捐给西泠印社。他是西泠印社自从成立以来，捐赠私人收藏品最多、最好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