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7月生，家境贫寒，自幼酷爱绘画，幼年曾入私塾。1904年，在山东臬署学习文宗（有资料显示说“彭八百早年曾到山东济南胡景柱处当文书，画技很有进步”的说法有重大错误。历史记载，胡景柱卒于1890年，这年，彭八百仅八岁，不可能在“胡景柱处当文书”）。1909年，彭八百应邀到苏州任藩属统计处文案。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历任拱卫军统领部书记员，陆军第八师师部一等书记官、湘南各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部秘书。1923年，以荐任职分发湖北任用。1926年秋，署巴东县知事，同年冬，辞职到北京，以卖画为生。广泛结交了许宝蘅、王道元、
齐白石、
郭风惠、
叶恭绰及
徐燕荪、
张大千等高士，并与郭风惠、齐白石等一起切磋绘画技艺。彭八百尤工兰石，他笔下的兰蕙，清雅高洁，灵气生动，在画界独树一帜。他画的石，怪奇威棱，大有剑气，这样的石，衬上几株兰草，真给人一种脱俗超凡之感。因此，白石老人评价说：“自古画兰者有之，精者只有八百老人，神乎技矣！”
二十世纪30年代，吴佩孚及
张大千都争相跟彭八百学画兰。八百老人借此机会多次奉劝吴佩孚，不要受日寇威逼利诱出任伪职。后来，吴佩孚一直保持了高尚的
民族气节，拒绝与日寇合作。吴佩孚这种态度或许与八百老人的良言劝谏也有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八百老人是最早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敬献画作的画家。毛泽东、朱德接到赠画后，还分别给八百老人写了回信表示感谢。据见过这两封回信的王任先生回忆，毛泽东主席信的首句是“八百先生，惠书并大作收悉”。八百老人将这两封信，镶在镜框里，恭敬的挂于堂屋正中央。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见有“最高指示”于上，慌忙敬礼如仪而去，八百老人才得以脱过这一浩劫。
据最熟悉八百老人的王道元、
郭风惠二老说，八百老人曾亲自向他们讲过关于向斯大林赠画的事情：在向毛泽东献画的同时，八百老人还同时给斯大林大元帅寄去了一幅兰石图。苏方接到赠画后，见白纸（宣纸）上面只画有一块石头和几棵“杂草”，不知何意，遂向中国驻苏大使馆咨询。大使馆给苏方讲明，兰草是高尚、高洁的象征，是一种非常高雅的中国文化。苏方这才知道，这幅艺术作品的非凡意义。于是正式向中共中央回函，并请代苏共中央对中国艺术家对斯大林的敬意表示感谢。中共中央接到苏方来信，对八百老人加强中苏友谊、歌颂斯大林的重要举动，也极为赞赏和重视（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斯大林都藏有八百老人画作的具体情况）。1952年8月，周恩来聘八百老人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彭八百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1971年2月12日病故，终年89岁。
八百老人除了兰石画得好，他的诗词也有很高造诣。抗战胜利到“文革”前夜，八百老人与傅增湘、吴北江、夏枝巢、许宝蘅、
关赓麟、
陈云诰、王道元、章士钊、
郭风惠、
钟刚中、萧龙友、齐如山、
叶恭绰、邢冕之，刘文嘉、马宗芗、黄君坦、汤用彤、李培基、言简斋、张伯驹、王冷斋、沈仰放等诸多声誉昭然的学问宗师在“锑园诗社”唱和。《许宝蘅先生文稿》和《风惠诗存》（手稿）中，就有许宝蘅、
郭风惠二老与八百老人相互唱和的记载。
八百老人与
郭风惠先生形同手足，二老是最为亲密的诗友和画友。八百老人十分佩服
郭风惠先生的学问和书画艺术，认为在道德学问方面，郭风惠堪为当世第一人。他曾对人说，
郭风惠比我强百倍，跟他比，我顶多算个学徒。因此，在大师、高人云集的北京，八百老人独选
郭风惠先生作自己儿子的老师。从文革前到
郭风惠先生辞世，尤其是郭先生受到“文革”残酷冲击后的岁月，八百老人命自己的儿子，每天必须到郭老那儿去看看，赶紧学点东西，或帮郭老干点家务活儿。
1971年2月12日，八百老人谢世在那个最混乱、最黑暗的历史时刻。此时，好友
齐白石早已先谢世十四载;
郭风惠正受到“红卫兵”管制，而失去自由，并处于癌症晚期之际；
张大千则漂泊海外，不知归处。老人就是带着这样的惆怅和对家人、朋友的无限眷恋告别了这个曾是满地兰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