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时栋（1814年—1873年），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柳泉，学者称“柳泉先生”。因排行十三，故又称徐十三，号淡潺、淡斋，别号西湖外史。浙江鄞县（今宁波市海曙区）人。清代学者、藏书家。

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徐时栋出生于宁波月湖西岸陆氏故宅（今宁波市海曙区共青路西烟屿楼）。自小聪明颖慧，曾作《小少集》四卷。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十月五日，徐时栋进入私塾发蒙读书。父亲徐桂林督课极严，常用鞭杖竹板之类体罚教训。塾师为朱紫阳。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徐时栋受教于陆绍机。

道光元年（1821年） ，徐时栋受教于包闻诗。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徐时栋充浙江优贡第二名，主持考试的通政使司副使提督浙江学政为罗文俊。题目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赋得菊花天气近新霜”。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徐时栋赴杭州参加浙江乡试中举人，为浙江乡试第20名，后以输饷授内阁中书。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徐时栋应试礼部入都。三月，至京城，拜谒罗文俊。三月十二日，在京城，与李峨山、郭少逸等同寓崇文门下。五月，下第南归。

道光三十年（1850年），徐时栋第二次上京会试失利，自京城回宁波后决意放弃功名，一心藏书和著述，因烟屿是郡中月湖十景之一，遂名其藏书楼为“烟屿楼”，藏书10万卷，尽发所藏而读之。多得自慈溪郑性“二老阁”，其次得自范峨亭、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藏书散出者。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徐时栋全家避寇躲入建岙山中，将著作和部分藏书藏在寺庙旁边的金岩山洞中，当他正沉醉于“山中何所有，好景不胜收。若更载书中，何须万户侯”的诗境中时，没想到一僧宿洞中，把他的书当驱寒用的材料了，只留下“香山僧寺稿，无故忽成灰”的无奈之句了。

同治元年（1862年）二三月间，太平军乱尚未结束，盗贼泛滥，乘机偷盗宁波城各藏书楼，烟屿楼也惨遭掠夺。

同治元年（1862年），烟屿楼被掠之后，徐时栋一面在城西草堂整理剩下的残帙，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失散的书籍，并将本县汤耕吾和慈溪郑简香两个藏书收藏家的大部分藏书收归到自己的藏书楼中。仅仅一年，藏书已蔚然可观，达到近六万卷。

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城西草堂意外着火，而此时徐时栋本人恰好在慈溪作客，大火之后也剩下几间容身的住所，而且下雨还四处漏水，与住处相连的书楼尽毁。草堂的焚毁，不仅使徐时栋的近几年苦心收藏的古籍五六万卷毁于一旦，而且他新写的说经之作亦荡无所存。徐时栋的《逸汤誓考》初稿仓促中被无赖所撺夺。后复收拾时，只得部分文稿和杂记苦干篇。所幸“谓学诗记者幸传钞他氏尚存大半。徐时栋在建岙山中所写的《山中学诗记》原稿虽然也被大火烧毁，而在老友周楚堂处却有部分副本，后又经过回忆，复成五卷，于清同治年间刻印出版。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徐时栋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书楼设于北面洞旁，取名“水北阁”，再三收集藏书。他在《谢陈树珊驾部送书》一诗中说，“客岁吾庐下祝融，图书收拾去勿勿。范卢已断千秋望，汤郑同付一炬中。本以网罗遭劫火，莫将呵护问天公。故人怜我平生志，架上新来幸不空。”

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徐时栋为收集藏书做大量的工作。买书，刻书、抄书基本上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徐时栋为了恢复以前写的文稿，还进行记忆性书写。经几年苦心收聚，到同治八年（1869年），徐时栋已收集到近四万四千余卷书，计798种，9815册，编列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基本上接近城西草堂的规模了。

同治七年（1868年），鄞县开志馆修志，由徐时栋主持《鄞县志》的文修工作，自发凡起例、总持大纲，至编辑讨论，均和同仁分任。

同治八年（1869年），除了编制凡例、总持大纲，编辑讨论稿等日常工作外，徐时栋又将志局迁到西门外新宅他家中水北阁，充分利用家藏图书，尽出所藏，以供需求。一时间水北阁成了名人学士出入重地，成为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心。自己又到宁波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处借阅藏书，搜采繁富，至千数百种。仿国史馆列传体例，注所征引文献，排比成文，费时达12年之久，成《鄞县志》。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徐时栋积劳成疾，临终执好友董沛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次年志成，光绪三年（1877年）刊行，后人多称光绪《鄞县志》。

徐时栋是位创作勤奋、个性风格鲜明的诗人。诗风如白居易。无论五七言古体近体，还是乐府新作，吟甬上世风，咏古今人事，感时愤俗，记事陈讽都充满深情。吊往哲古迹，抒自己心灵，“雄直之气，浩浩落落，不可掩抑”。“所著诗文两遭焚如，结习未忘，时复忆录，朋好劝阻，各持一说。”其不少诗文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毅力，或默诵重写，或向友朋借抄副本，能留存至今，尤为难得。尤其鸦片战争期间所作诸诗，如《八月湖水平》《鬼头谣》《乞儿曲》《临高台》《大将》《诸将》《广东客》《蚱蜢篇》《美女妖且闲》等，录眼前之风云，描山河之变色，恨敌寇之残暴，悲百姓之疾苦，痛官吏之不为，叹自己之无奈。更有对浙东人民奋起反抗的直接记录，直接自注于题后句中篇末，实乃心血所注之史诗，补鸦片战争浙东抗英史之缺。

“其文则信史，其声则天籁。”“淋漓痛快，据事直书，是正平骂”，徐时栋的诗歌被称作“”与其好友姚燮的《捉夫谣》等反映鸦片战争期间浙东地区凄惨情形的诗词同气相求、情怀担当，有助于浙东鸦片战争史、抗英斗争史研究。

徐时栋一生酷爱藏书，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仅藏书楼就有三座。在清代浙江藏书家中，徐时栋与朱彝尊、丁丙等藏书大家都是以抄书闻名于世的，与其它藏书家一样有藏书盖印鉴和做笔记的习惯。藏书时使用过的藏书印也有近二十枚之多，如“古明州烟屿楼徐氏收藏印”、“徐时栋手校”、“烟屿楼”、“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时栋秘籍”、“柳泉”、“柳泉过目”、“柳泉书画”、“水北阁”等等。藏书印有“烟屿楼藏书约曰：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水北阁”“柳泉”“弗学不知其善”“古明州烟屿楼徐氏收藏印”、“徐时栋手校”、“烟屿楼”、“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时栋秘籍”、“柳泉过目”、“柳泉书画”等。

烟屿楼建阁初期，书不甚多，其父徐桂林殁后，也仅仅只有一万二千八百卷。徐时栋继承了其父的藏书意愿，故所有书皆布帛菽粟。他藏书的最大目的是“非以侈世以便检阅而已。”徐时栋常“惧书籍之散佚”，为便于管理，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各种藏书目录，如《新故书目录》、《烟屿楼书目》，还制订了严格的藏书管理条例——《烟屿楼藏书约》：“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人，勿久假他人。”尤烟屿楼虽然制定了严格的读书和藏书管理条例，但它对读书之人是很开放的，其弟徐子舟每天泡在他的书楼里，好友董沛更是读遍了他的所有烟屿楼藏书。而像陈励、陈鱼门、叶鸿年等等几十位地方名士均有到烟屿楼读书的经历。

近代藏书家冯贞群收集了由徐时栋亲手编订的《烟屿楼书目》稿本，共四册，详细记载了自徐时栋居水北阁以后的藏书情况，该目录依传统目录分类体系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无丛部。在这部目录中徐时栋对子部道家与释家的传统排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道家当在释家之前。夫老氏之学早于周代，而释氏其后起也，且夫子尝师老聃。”

徐时栋上承万斯同、全祖望，下启冯孟颛、张寿镛，高擎浙东学派旗帜，跋涉穿行于宁波文化的低谷时期。“忧患聊学诗，以意作新解。饮酒而著书，心神颇潇洒。”徐时栋治学以经为主，不墨守旧解，兼及子史杂说。他的《尚书逸汤誓考》撰著积30年之功，先后五易其稿，为《尚书》辑佚250字，最见徐时栋朴学功力，为学者所推崇。有的著作阐发先哲的道理，有的开创新的解释。他的考据无不引经考典，结论都证据确凿。他在记叙典故借以抒发情感时，则悱恻温厚。分析解说古经中可疑之点，则深入浅出，令人信服。能够详细地叙述深奥的意旨，则令人开颜欢笑。

徐时栋特别重视资料的辨伪和考证，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其著名的史学代表作《徐堰王志》就是徐时栋根据对周秦古书和《史记》等资料辨伪和考证而作。徐时栋在经史方面都有研究，且主张经史兼顾，反对“舍经就史”的片面研究方法。他记述史书的风格类似司马迁，描述事物方面类似柳宗元，持论评说类似苏轼。徐时栋论史大胆，观点新颖，证据确凿，他在文章中曾自嘲自己的学术观点是“骇人听闻”。他治学不墨守旧解，就连最受他推崇的《史记》中如有记载不实，他也会通过各种资料对其进行驳正。例如，他认为《史记》中记载的夷齐让国这件事是司马迁寄愤之作，真实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夷齐让国一说。他明知“汉至今二千年，士大夫莫不无智愚贤贤不肖，知夷齐让国事，当此而欲辟其说而废之，未有不掩耳孩走者也”。但他通过种种论证分析，使自己“骇人听闻”的观点立有一席之地。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徐时栋坚持以儒家道德理念为评判标准，以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价值取向。同治二年（1863年），徐时栋为八十岁的范雨叔作寿宴之词时，曾明确表示他之所以乐意写寿词，正是由于范雨叔始终践行着仁、义、礼、智、信。徐时栋所称赞的人物都是君臣之间有礼义之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孝，兄弟手足之间有至亲之悌，夫妻之间有挚爱之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善的道德楷模。如他曾称赞王筠叟先生“在朝廷为人瑞，在乡党为人师”。他治学著书不辍，最终使他藏书益富，学亦益进，“上自经训，旁及子史，百家靡不究览”。徐时栋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对“浙东学术博采、创新、求实、重史、爱国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在“红学”研究方面，徐时栋发“索隐派”之滥觞，称《红楼梦》是记述原大学士纳兰明珠的家事。十二金钗的原型均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座上客。薛宝钗是影射康熙时代的重臣高士奇，妙玉是影射姜宸英。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姜宸英以借观藏书在纳兰相府开馆收客。并用妙玉孤洁而被强盗劫掠、被加以丧身失节之污名来影射姜宸英贞廉而死于狱中、并被加以贪污嗜财的诽谤。其弟子陈康祺曾述其观点，后来蔡元培受徐时栋“《红楼梦》乃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启发而作《红楼梦疏证》并予发挥，继之引发胡适考证派与索隐派的商榷争议。

徐时栋长于考据，驾轻就熟，也是位方志家和谱牒家，“眷怀桑梓乡，文史正穿落。旁搜百氏言，精究六艺略”。“篝灯校遗籍，手刻六志书。”校勘刊印了《宋元四明六志》，为历代四明六志作者30人作单传或合传15篇，撰写《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9卷，为宁波保存了最为完整的地方志这一珍贵文献。还主持编纂了《鄞县志》，参与编纂《慈溪县志》等，独自编撰《徐偃王志》《四明丛集》《月湖徐氏家乘》，草创《大墩徐氏宗谱》等。考订甬上氏族源流，篦梳四明乡贤著述，表彰先正贤达，纠补前人缺失，志录当代风云，秉承史德史才，寓褒贬于记述，“郑重于乡国人文、故家乔木”，“以之领志局，熟路驾轻车”。既佐证了徐时栋藏书的丰富和实用，也旁证了他的学问渊博和切合时用，更为宁波一地之史志梳理编纂、资治教化，搜罗储备了极为丰富的史料。

以徐时栋为统领，集结了由其好友董沛、陈劢、张恕，弟子刘凤章、陈康祺、孙德祖等人组成的高水准的同治《鄞县志》编修团队，继承钱大昕所主纂乾隆《鄞县志》学术特色，“引用书凡千六百余种”，修纂了75卷的《鄞县志》，为民国《鄞县通志》打下了基础。徐时栋的这些志书、谱牒、人物行状传记、人文碑记至今尚嘉惠学界士林，铺垫乡邦史志，尤为后人称道。从旧志收藏、整理、校勘、为作者作传、刊刻出版，到新志发凡起例、总持大纲、资料征引、抄录考订、人物传志稿撰写、具体编纂统稿，徐时栋的方志实践和所取得的成就，足以确立他是宁波古今方志第一人的地位。

徐时栋曾就读于鄞大墩故里之崇本书院，颇喜书法，五体均能，尤擅草书，笔法精熟老练，下笔千言，能随心流转，卷面之清秀亦令人赏心悦目。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部分已被列为国家上等级文物。“天才亮特，学识兼优，明达事理，而长于议论，卓然自成一家。”徐时栋书法不事雕琢，个性张扬，曾自云：“我作草书以意造，快如蚕食转如环。”极称赞钱塘何溱集兰亭褉帖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并应嘱书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鲁迅购置《烟屿楼笔记》，读到此联，也极为欣赏。

徐时栋还长于篆刻，“柳泉工铁笔”，早年即与浙派篆刻大家、“西泠后四家”之一的赵子琛及其弟子陈祖望等有来往，赵子琛还专为徐时栋的《烟屿楼诗集》题签，陈祖望则为徐时栋篆其常用号印“柳泉”。他的篆刻方寸之中蕴结浙东金石秉性，显露自其藏书治学天地，于甬上书坛篆艺，乃至浙东书坛都有其一席之地。今天一阁及宁波博物馆宝藏其书法作品、手迹与碑帖近40种，藏书中的藏书印蜕近40种，印章2方，墨韵熠熠，朱涂璨璨，卷黄纸脆，弥足珍贵，铁笔琢石，寸篆天地。

陈劢：聚书充之，日坐卧其中，上自经训，旁及子史百家，靡不究览。焚膏继晷，彻夜不倦。后迁城西草堂，藏书益富，学亦益进，发为文章，滔滔数千言。事理洞达，见者疑为不假思索，而君实研精覃思，一字一句，无不斟酌出之。叙事似子长，体物似子厚，持议似子瞻。旁及诗歌，浩落自喜。而乐府入汉魏之室，尤其至也。（《皇清内阁中书柳泉徐君墓志铭》）

葛祥熊：先生之言日古文之根底六经尚已，然非旁涉乎子史及有资考证掌故之书以尽其变而博其趣，则体不备，非泛滥于古今名人家之集，含咀其精华而遗弃其糟粕，则词不粹而气不充。（《烟屿楼文集》序）

董沛：先生以经术文章主盟坛坫，后进高材生咸北面称弟子，四方知名之彦以事之四明者，皆愿望见颜色，出所业相证问。而不佞游处三十年，时以一得之愚请益于先生，而先生时启发之。岿乎一老，东南人才所视为标准者也。（ 《清内阁中书舍人徐先生墓表》 ）

张恕：自夜彻晓，丹黄不去手，覃思精诣，直造古人。其论经最取先秦之说，以经解经，旁及诸子，引为疏证，无汉、宋门户之习，考辨凿凿，可息聚讼。其论史独推史迁，班、范以下，则条举而纠之，多前人所未发。文章宏深博伟，入韩、柳之奥。诗亦浩落自喜，后进高材生咸出其门。四方知名之士以事来鄞者，类以所学相质问，各得其意而去。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清光绪《鄞县志》徐时栋传）

孙德祖：二韭之英，双湖之灵；必有达人，明德之征。函盖百氏，羽翼六经；其书满家，既明且清。太上不朽，言立行成；泰山梁木，尚有典型。三宵云碧，千潭月澄；弗可及已，敻哉先生。（《柳泉徐先生像赞》）

徐本一：乌鬓早闻诸高祖，银烛毡案拜柳泉。文字未识先识故，梦中依稀见须髯。桂花井深越吟近，一脉溯源大墩前。乐善好施太茂公，碶港浮桥民安澜。履正惟义兴书院，俊髦寸晷慕先贤。烟屿楼上芸帙满，水北阁中勘尘编。覃思精诣援古训，读经诵诀立心虔。三辰光魄千竹素，四明郡邑六志全。偃王传史详考释，简册东观荐杏坛。乡国山水慷慨辞，悲怀风云英雄篇。城西酬唱兰襟谊，红学索隐辟津关。取势仿佛李北海，得意徜徉苏子瞻。虞恭公碑跋萧萧，伴我目耕亲砚田。月湖自有陶侃种，苍干摇翠二百年。鄞江文潮新迭起，琼瑰重捧浪接天。（《欣闻徐时栋年谱出版》）

徐时栋对搞迷信极不赞成，尤其是那些整天只知吃斋念佛的人更是讨厌。这从他撰修的家谱和《烟屿楼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多次对搞封建迷信的人和事作出批评，家谱中就有记载，若父母过世，子孙叫和尚来超度，岂不是等于双亲犯了过错。还说和尚要是能超度别人，自己早就成仙了。《烟屿楼笔记》中徐时栋云：“先府君家教不许妇女入寺烧香念佛。常曰：‘少年妇人入寺门此与倚门卖笑者相去几何哉？’近时，大家士族无不纵其家室拜经礼忏，风俗之坏深可痛悯！”又言：“僧道愚惑平民，妇女无知，相沿成俗。”他虽然反对搞迷信，并不拒绝佛道家书籍，曾言：“吾不佞佛而颇喜其文字。”自居水北阁之后所编的《烟屿楼书目》中就有佛家和道家书籍近五十种，如《佛经》《宝藏论》《道德经》《神仙传》等等。

徐家先出偃王太末者，为大宗。唐光化年间自衢迁台，宋南渡后自台迁明，遂为鄞县人。

父亲徐桂林（1769年—1829年），初名太茂，官名桂林，字安国，号耕山，晚年更号梅谷。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八月二十六日。，以义行闻名于乡里，一生曾为地方修桥、修路、修庙有二十余处，故人有以义士呼之者，生六子，徐时栋为其第三子。

母亲李氏（1768年—1811年），鄞县李瑞林之女，名国凤。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十二日生，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四月初十日，年44岁。生两男（徐时楷、徐时桢）四女，长女嫁于国学生张广楙，次女嫁于国学生周温源，三女嫁于国学生李邦荣，四女嫁于五品封职胡烜。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赠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晋赠宜人。

长兄徐时楷（1799年—1834年），字圣木，更字兆行，号醒墨，早年入月湖书院，先后师事黄定文、周良劭，后佐父理产。以捐建义学事敕授修职佐郎、盐运司知事，赠儒林郎，晋赠奉政大夫。

仲兄徐时桢（1805年—1846年），字周之，号虚斋，国学生，也以捐建义学事敕授修职佐郎、盐运司知事。

徐时栋一生勤读勤思，笔耕不辍，著作多达30余种，代表作有《尚书逸汤誓考》《山中学诗记》等。徐时栋的诗文著述有《烟屿楼诗集》《烟屿楼文集》《烟屿楼笔记》《烟屿楼读书志》。

徐时栋故居（烟屿楼）位于宁波市共青路48号，是一幢二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徐时栋在烟屿楼有一专用读书室名曰“神清室”。

水北阁原址在宁波市西门外亨六巷。水北阁全部藏书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尽售于上海书贾，少量流入宁波藏家之手，如藏书楼伏跗室就收集了大量古烟屿楼藏书，其中徐时栋撰写的《逸汤誓考》初稿、二稿、三稿和定稿，就极为珍贵，另处，像朱氏“别宥斋”、杨氏“清防阁”、董氏“六一山房”、孙氏“蜗寄庐”等等藏书楼均有收藏。清代末期藏书散掉后，徐氏后裔住在里面。1994年鉴于楼内居民杂居，出于对水北阁的保护和加强管理，将阁移建至天一阁藏书楼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