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调孚（1900/1901-1982），原名名骥，字调孚。笔名蒲梢，浙江乍浦人。1921年，嘉兴第二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考入商务印书馆附设的英文函授学校部工作，然后在编译所当编辑。自1922年起，协助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成为得力助手。馆外参加文学研究会活动，参与编辑《文学周报》。郑振铎流亡国外，协助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常从成堆的来稿中发现新人的好作品。1932年商务印书馆停业后，进开明书店，任出版部主任，兼推广部主任。同赵景深、顾均正编译一套《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作为对开明书店的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仍留在上海。贫病交加，还帮助开明书店编辑《文学集刊》等书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任编辑、编辑部主任。为中国新文学出版事业，古籍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后因身边无子女照顾，只好到四川江油儿子处定居。1971年，毛泽东批准出版章士钏的《柳文指要》，章士钊指名请他任编辑，被调去北京，出色地完成此项工作。排校完稿后，章士钊向周恩来称赞他是“难得的编辑”，建议留他在北京工作。但他还是去四川儿子处居住。1982年5月9日在四川江油逝世。著作有《中国文学名著讲话》、《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校注有《人间词话》。译作有《木偶奇遇记》等。

徐调孚，学名名骥，字调孚，笔名蒲梢，浙江平湖乍浦镇人。1919年，徐调孚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自1922年起，曾协助叶圣陶编辑《文学旬刊》，还协助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停业，后转入开明书店，任出版部主任兼推广部主任。无论在商务印书馆，还是在开明书店和中华书局工作，除了繁重的编辑出版工作外，徐调孚常常交游于作家、学者之间，选题组稿，依靠在作者中的良好人际关系，做了大量的约稿工作，被作者称为知音。他精通出版业务，无论版式设计、装帧设计、插图制版都十分熟悉。编辑出版了茅盾的《虹》《蚀》《子夜》《茅盾短篇小说集》，巴金的《家》《春》《秋》《巴金短篇小说集》。不仅这样，他还注意发现、扶植文学新生力量，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日记》，即由他经手编发。开明书店兼出古籍后，调孚先生即着手刊行《六十种曲》，精心考证版本，补订残缺，并在书末叙录介绍各曲作者和内容特色。郑振铎称誉开明书店出版的《辞通》《二十五史》和《六十种曲》是“扛鼎之作”。还断句刊行《艺概》《白雨斋词话》《西河诗词话》《人间词话》等。尤其是对《人间词话》的刊行更为精细，在王国维手定本和赵万里补辑本的基础上，又搜录王氏的论词评语，成为当时最完备的印本。

抗战时期，开明书店受到严重破坏，徐调孚设法再版现代文学名著、少年儿童读物、英语读物，力图恢复出版业务。抗战胜利后，编辑出版《夏衍戏剧集》《吴祖光戏剧集》《朱自清文集》等，还编写《中国文学名著讲话》，分期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明书店迁北京，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部主任，后调入古籍出版社，旋又转中华书局任文学编辑、文学组组长(主任)。在中华书局致力于文学古籍出版，如《全唐诗》《全宋词》的排印，《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六朝文》《文苑英华》的影印，都倾注了心血。

“文化大革命”中，徐调孚被迫离职，并以战备疏散为由勒令他全家迁往四川江油。1971年，毛泽东促成中华书局出版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先生晚年撰写的学术巨著《柳文指要》，章先生提出建议，要徐调孚先生任该书的责任编辑。徐先生返回北京，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此项工作。排校完稿后，章士钊写信给周恩来，称赞徐调孚是“难得的编辑”，建议把他留在北京，但徐先生谢绝了挽留，又回了江油。

在江油，他把《中国文学名著讲话》整理结集成书，交中华书局出版。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记忆力已日益退衰，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他说：“近几年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老伴久病而亡，一件是把我作退休处理。”可见他对于离开一辈子为之呕心沥血的工作，是多么的伤心。

1982年5月9日，徐调孚先生在江油病逝。先生一生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编辑出版工作上，而无暇顾及从事个人的著述。对此，他毫不介意。以他的名字署名的出版物，只有著作《现存元人杂剧书录》《中国文学名著讲话》，校注《人间词话》和译作《木偶奇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