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核物理学家，兰州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兰州大学近现代物理系的创始人之一，著有《核反应过程的统计描述》、《原子核结构理论》、《原子核反应理论》等。

徐躬耦，上海市人，194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1950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大学副教授、物理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兰州大学教授、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系主任、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核结构理论及核反应统计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生成坐标方法与原子核集体运动”的研究，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是中国核物理学会、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撰有论文《核反应过程的统计描述》，著有《原子核结构理论》、《原子核反应理论》等。

徐躬耦幼年体弱多病。童年在父亲办的新式家塾中读书，除学习古典国文外，还学习数学、英文。1928年徐父去世，两年后母亲带领全家迁到上海。1930年秋，徐躬耦插班进入比德小学（现徐汇区中心小学）4年级。1933年夏考进了名校南洋中学。七七事变，全家逃离上海，徐躬耦进入教育部为流亡学生举办的设在贵州铜仁的国立第三中学，于1938年春到达铜仁。在一年半的学习期间，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邱德荣老师给他很大的影响，使他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9年秋考入了迁到贵州平越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此时唐院院长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唐院1916届校友）。1943年秋，他从唐山交大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以后的4年中，他直接或间接在茅以升麾下做桥梁建筑方面的一兵。先在贵阳桥梁设计工程处，不久调重庆铁道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桥梁处，1945年调中国桥梁公司，1947年调浙赣铁路局桥梁总工程师室。4年中近三年半的时间在重庆。

抗战胜利，徐躬耦充满希望，打算在和平建设时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国家。但时局的发展，内战的阴云使他的希望破灭。报国暂时无门，他做出了到英国留学的决定，同时调整了他的职业，实现了研读物理学的长期夙愿。从1947年到1950年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学习十分紧张，不仅要补欠缺的物理基础，更要在科学前沿上探索，在大千世界的伦敦生活了3年，他只看了一场最喜爱的足球赛，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研究。胡济民和徐躬耦都师从物理学家H.S.W.莫赛（Massey）教授，胡早去几年，作为师兄，对他有很大帮助。以往在桥梁工程方面受到的严格的工作锻炼，对他也很有帮助；特别是他养成的全面分析问题、总结提高的习惯，使他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在Gerjouy-Schwinger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张量力作用下氚核的结合能，得到了当时最好的结果。

在英国的3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从新华社了解到解放区欣欣向荣的局面，又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充满了激情。于是，他谢绝了导师挽留他做博士后的好意，带着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情，于1950年9月到达广州。1947年，徐躬耦与浙江大学毕业的潘朝艳女士认识，并于赴英留学前订婚。临行前，潘朝艳给徐躬耦一句情深意切的嘱言：“盼、信、爱，其中最重要的是爱”。1950年徐躬耦回国后即与潘朝艳完婚。这一对感情甚笃的夫妻，凭着那赠言中的巨大力量，经受住了后来向他们袭来的种种巨大的灾难与不幸，深深地感动了同辈人，教育了后辈人。

1950年秋，徐躬耦回国，应聘到南京大学，到物理系任副教授教，先讲授二年级的理论力学和四年级的理论物理，后来又讲授物理系的数学物理方法和量子力学，以及气象系的流体力学。1953年，系主任魏荣爵因病休假一年，由徐躬耦代理系主任，魏恢复工作后，他又任副系主任一年。

1955年9月底教育部电告南京大学，调徐躬耦任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以加强兰大物理学科的建设和配合核物理专业的创建。从1955年至1961年，徐躬耦任物理系主任期间，在基础课程的开设，师资队伍的培养，新专业的设置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兰州大学建立了理论物理、无线电电子学、磁学、半导体等专业。很好地安排了前苏联磁学专家在兰州大学的工作。由于徐躬耦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卓著的工作成绩，他于1956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兰州大学设立原子能系（1961年改名现代物理系），徐躬耦任系主任，创建该系的重任落到徐躬耦肩上，他任该系主任一直到1984年。

1959年春，江隆基调任兰州大学，提出“整顿教育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口号，不久又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深受“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冲击的兰州大学进行了艰苦的治理工作。徐躬耦完全赞成和支持江隆基的教育思想，在江校长的领导下，在现代物理系进行了艰苦的创业工作，从建系时十几位教师，发展到百余名教职工，设置了实验核物理、理论核物理、核电子学、加速器等专门化和放射化学专业，成为当时国内仅次于北大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教学科研基地。

徐躬耦对兰州大学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系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他在政治上却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家庭也连遭巨大的不幸。“反右倾”中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戴帽子），后经江隆基亲自过问予以平反。“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的批斗。1970年，他的幼子在上游泳课时不幸淹死。1980年，他的长子在考上中科院力学所研究生以后，不幸得脑瘤医治无效而去世。所有这些天灾人祸，给他和妻子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这一对感情诚挚的夫妻，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之心，承受了这些打击，在忍受巨大痛苦的情况下，坚持做好本职工作，对兰大、对西北献出了他们的大半生。

兰州大学在国内外的声誉的取得，是全校师生和校领导长期奋斗的结果，其中也有徐躬耦的一份贡献。1979年至1985年，徐躬耦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校长期间，正是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兰州大学开始恢复，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时期。开始，他作为刘冰校长的副手，后来又与胡之德副校长合作，对兰州大学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1984年9月召开的“兰州大学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徐躬耦代表学校做了题为“加快改革步伐，为实现我校发展规划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提出了兰州大学总的发展规划：“根据党的十二大把教育作为实现四化的战略重点之一的决策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要求，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调整、改革的步伐，继续进行整顿，加速发展数量，努力提高质量。到1990年，要求达到万人规模，设有文、理、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专业，能培养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结合西北特点和我校情况，在某些基础较好的学科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加强某些薄弱环节，大力提倡学科间的渗透，在一些新的学科领域迎头赶上，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开发西北的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

1955年至1961年任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期间，徐先生在基础课程的开设、师资队伍的培养、新专业的设置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兰州大学物理系建立了理论物理、磁学、半导体、金属物理、无线电电子学等专业。1958年开始领导兰州大学原子能系的创业工作，1959年任原子能系（1961年改为现代物理系）系主任，直到1984年。1979年至1985年先后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校长。1986年1月起，任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教授。

徐躬耦先生，长期从事强作用物理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研究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在原子核物理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对中国核科学教育的贡献，得到国家的表彰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他撰写了原子核理论三卷集：第一卷为核力；第二卷为核结构，获1992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三卷为核反应，获1995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科研成果“原子核集体运动”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生成坐标方法与原子核集体运动”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原子核总体性质的研究”获1992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远离β稳定线奇特核性质的研究”获1998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徐躬耦从青少年时代就对物理学怀着极大的热诚和浓厚的兴趣，决心献身于科学真理的追求，以科学和教育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服务。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核力与原子核少体问题的研究，在莫赛的指导下，与胡济民一道，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世界瞩目的工作。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成为当时最前沿的成果而被人引用。1950年回国以后，他本来可以集中精力在这个领域继续做出成绩，然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使他从1950年到1960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与行政工作上，从而放弃了在核力与少体问题的研究中继续取得成就的机遇。

从1961年开始，他领导的现代物理系在教学上已站稳了脚跟，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成为全系师生的迫切任务。作为全系的负责人，他率先在当时核物理的发展前沿，以玻尔—莫特逊模型为代表的原子核集体运动研究领域，开展了系统的工作，在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可变转动惯量模型，振动与转动耦合、核表面振动的非谐效应等方面，做出了与当时发达国家科学家所做的相似工作。这些工作成果被选定要在1966年举行的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上报告。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徐躬耦被剥夺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格。10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使这些研究成果丧失了适时发表的机会，而且也堵塞了徐躬耦在这些领域中进一步取得成就的可能性。

1975年，徐躬耦利用承担国防科研任务核数据编评工作的机会，再次带领理论核物理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开展了核反应统计弛豫理论和原子核集体运动微观理论的研究。在前一项研究中，他不仅把以激子模型为代表的前平衡核反应统计理论成功地用于中子核数据工作，而且还从非平衡量子统计理论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包括多步直接反应和多步复合核反应的核反应统计理论，为唯象的激子模型奠定了微观多体理论基础。这项工作发表于1979年，比类似的FKK理论早一年。他领导的核数据工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国防科委战略武器与尖端科技成果四等奖。在集体运动微观理论研究方面，他指导进行了原子核相变的研究，从I-N（Z）核相图上分析原子核集体性质的突变。这一研究受到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视。与此同时，他把生成坐标方法、动力学群和相干态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描述集体激发和非集体激发以及二者相互耦合的有效手段，并基于内禀态确定集体运动自由度这一思想，论证了玻尔—莫特逊的几何模型和IBM代数模型的微观多体理论基础，指出了这两个模型的本质联系。该项工作受到核物理学界的著名学者Talmi、Iachello、Klein、Casten和Rowe等人的好评，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奖，198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后来在经典混沌研究成果的冲击与启发下，量子物理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量子混沌。由于在核反应统计理论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对原子核无规运动的动力学根源的追求，使徐躬耦敏锐地感到，量子混沌研究对于理解原子核统计规律的重要性。从1988年以后，他转向了量子混沌的研究，深入分析导致量子混沌运动的动力学机制；明确了只要量子力学中运动初态取为相干态，经典力学中运动初态取为局域的规则的几率密度分布，则它们以后运动中的空时变化必然会始终保持明确的对应。同样会因非线性共振而使初始拓朴结构发生局域破坏，会因不断发生重叠的非线性共振而导致大范围破坏。它们这种动力学描述的复杂性又同样会转化为统计描述的随机性，会呈现出遍历性；而且在经典极限条件下，量子遍历性将逼近经典遍历性。在量子混沌研究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徐躬耦在原子核物理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对中国核科学教育的贡献，得到国家的表彰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他长期担任教育部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63～1984），被选为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甘肃省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和中国核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物理学报》、《中国物理快报》、《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原子核物理》、《理论物理通讯》、《物理学进展》等刊物的编委，还曾被选为甘肃省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甘肃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21年8月12日 出生于上海市松江县。

1933年~1937年，上海南洋中学学习。

1937年~1339年，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

1939年9月～1943年7月 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43年8月～1947年9月 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处、交通部铁道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桥梁处、中国桥梁公司、浙赣铁路局桥梁总工程师室，工程师。

1947年12月～1950年8月 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数学系理论物理研究生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50年10月～1955年9月 任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代系主任（1953～1954）。

1955年10月～1985年12月 任兰州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1955～1961），现代物理系主任（1959～1984）、副校长（1979～1984）、校长（1984～1985）。

1986年1月～ 任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教授。

1 徐躬耦，郑卫汉.原子核理论.核力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

2 徐躬耦，杨亚天.原子核理论.核结构与核衰变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徐躬耦，量子混沌运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