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Язов，1924年11月8日~2020年2月25日），又译“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元帅。

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1924年11月8日生于鄂木斯克州奥科涅什尼科沃区，贫农出身。1941年入伍参军（亚佐夫在当时报名参军的时候些，因为年龄不够，所以多谎报了一岁，称自己是1923年11月8日出生的，因此部分资料也称其生于1923年11月8日。），作战勇敢，多次受伤。战后先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斯科步兵学校、总参军事学院学习。1961年—1974年，历任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等职。1944年入党。1956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67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74年起担任苏联国防部干部训练总局局长之职，1976年担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7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8年晋升为上将。1979年任驻捷苏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后任中亚军区司令。1984年7月出任远东军区司令。晋升为大将。后任国防部副部长职。

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索科洛夫等一大批老将军被撤职，为了贯彻改革，戈尔巴乔夫越过许多资深将领，选择了相对年轻，资历较浅的国防部副部长兼干部训练总局局长、陆军大将亚佐夫为新任国防部长。“5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亚佐夫大将为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当年63岁，卫国战争结束时不过是营级干部，1984年才晋升为大将，党内职务仅仅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据说亚佐夫的任命主要是由于在中亚军区司令的任期内，给前来访问的戈尔巴乔夫及第一夫人赖莎留下了良好的深刻印象。

亚佐夫上任后，积极贯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作为回报，并获得了戈尔巴乔夫的赏识，1987年6月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1990年4月28日晋升为苏联元帅。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于1981年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为苏共候补中央委员。1987年6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升为中央委员。同年至1990年7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3月至12月为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曾连续当选为苏联第十至十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3月7日被任命为直接隶属于苏联总统的苏联安全会议成员。“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一个红色政权，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16个共和国”。不过，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弗拉基斯拉夫·阿列克谢那维奇·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1986年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1991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4年到5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1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1991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变”。甚至在1991年5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1991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1991年8月4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8·19”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12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

作为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元帅注重改善对华关系。”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应邀于1991年5月3日起对我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友好访问。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率团访华的第一位苏联国防部长。他此行同我领导人就两国的军事合作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4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1991年8月23日被开除党籍，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对前部长提起了刑事诉讼。罪名为《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4条（“为夺取政权而背叛祖国”）。自1991年8月25日以来，他一直被关押在莫斯科水兵静寂监狱。1993年1月25日，他被转移到内政部医院，并被释放。1994年2月7日，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下令解除他的现役。同年2月23日，他被俄罗斯第一届国家杜马特赦。1994年5月6日，根据议会“宣布政治和经济大赦”的决定，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刑事诉讼被中止。

被捕后，德米特里·亚佐夫（Dmitry Yazov）有一年半没有领取养老金（1993年发放），他的家人在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存款被没收。他的儿子被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学院开除。

1998年起任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首席军事顾问，他还担任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参谋长学院院长的首席顾问。

在2008年重建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后，亚佐夫担任首席分析师（监察长）。他还领导了全国预备役军官协会军官兄弟会基金会（成立于2001年9月），“朱可夫元帅纪念委员会”。

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向“8·19”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前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授勋，作为他80岁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有人在评价“8·19”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1991年8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1993年10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造成880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对格拉乔夫的怀疑事出有因。1991年初，立陶宛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里加发生流血事件，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占领电台、控制舆论，这是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天下就平安无事。流血事件后，格拉乔夫在《红星报》上公开表示，他不同意当局利用军队对付和平居民的做法。对此，克里姆林宫有人不满意，亚佐夫把格拉乔夫狠狠骂了一顿。不过，空降兵司令应该纳入到计划中来，因为一旦事态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格拉乔夫这位在阿富汗战争时就以勇敢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会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

亚佐夫在军事生涯里经历和组织过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演习，但他并不知道，当大量坦克出现于莫斯科街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在楼群密集的城市里保住政权，同时不对反对者使用武力。在亚佐夫和部分军队人士看来，他们只想将坦克开上街头，以保住苏联的旧有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向反对者开枪。

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获得拯救。但军队开进首都，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反对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怎么办。政变分子却没有真正考虑过。没有公认的领袖，害怕负责任的情绪，缺少相互协调的计划，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占领接近白宫的要地。白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利钦已从居所驱车到达这里。政变分子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通信也没有中断，只是派了些人跟踪他。事实上，叶利钦知道军队的动向，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动态他也悉数得知，因为格拉乔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快，有些官兵带着坦克倒向白宫保卫者一方，他们掉转炮头，支持叶利钦。

叶利钦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8月19日中午，他走出白宫，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一辆坦克。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和几个军官一道换上便装，以来回走动的方式在莫斯科街头军队的周围执勤，并把侦察到的情况定时向首长汇报。“在叶利钦演说那一刻，他显得非常漂亮：他的整个外表，手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胜利的激情。”布兰涅茨回忆。

在演讲中，叶利钦多次使用“军政府”一词，这令布兰涅茨心中一阵阵刺痛。他认为，“军政府”这个称呼带有侮辱性，其不正确性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这个八月，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事实上，部分军队人士始终觉得，他们将坦克开上街仅仅是为了保住旧有体制，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反对者开枪。

亚佐夫同陆军司令部、莫斯科军区和其他军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他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此时，军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些军官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因为在保卫白宫的人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师、团指挥员则要求采取坚决行动。

格拉乔夫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作为军人，格拉乔夫不能抗命，他坚决执行亚佐夫把空降师调进首都的命令，向亚佐夫及时报告；但另一方他还和叶利钦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天大的升迁机遇，他不想错判形势，站错队。8月19日凌晨，叶利钦给格拉乔夫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格拉乔夫从亚佐夫那里听来的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说法，叶利钦予以驳斥。他问：“你能派自己人来警卫我们吗？”格拉乔夫同意。当天下午，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 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8月21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三天后，68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勋章奖章。手里没有枪，“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8月21日亚佐夫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并以“国事罪”被捕受审。8月23日被苏共中央监委会开除出党。亚佐夫元帅在审讯他的法庭上陈诉了他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原因。他说：“我是尽个人所能，极力不使国家解体和军队崩溃，这个目的驱使我参加了1991年8月17日在克格勃所在地的会议。”关于强加给他的违反宪法的罪名，他说“难道总统对之宣过誓的宪法规定了国家和军队可以解体、可以破坏国防能力、可以不履行在全民公决中人民表达的意志吗？”“出于保护国家的动机的人反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这法律正是国家为维护自身而制定的。我又抓了什么权了？真是天大的笑话。”他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强调国家统一，积极反对民族分立主义，坚决主张在必要时实行紧急状态。他在1990年11月27日发表维护国家秩序的八项声明，立场坚定，措辞强硬，引起了各方的注目。这也反映了他一贯的思想、立场和态度。

90岁生日庆典

2014年11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苏联最后一名元帅亚佐夫的90岁生日庆典，并授予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俄总统普京个人还向亚佐夫元帅赠送一只印有姓名的手表，同时出席生日庆典的还有俄国防部长绍伊古。

【环球网报道 记者 胥文琦】据俄新社11月8日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出席了苏联最后一名元帅亚佐夫的90岁生日庆典，并授予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亚佐夫曾担任中苏对抗解冻时期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1942年7月29日设立。授予个人表现英勇果断，灵活指挥战斗并给敌以重创的苏军排至师级军官。据悉，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作为苏联时代最后一名元帅，从1941年入伍参军，为苏联和俄罗斯军队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曾在1991年8月18日宣布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正在休假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软禁，同时宣布接管国家权力，并命令军队开进莫斯科。次日，叶利钦及其支持者走上街头，爆发了导致随后苏联解体“8.19事件”，亚佐夫等人被捕。199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大赦决定，亚佐夫获释出狱。

据报道，俄总统普京个人还向亚佐夫元帅赠送一只印有姓名的手表，同时出席生日庆典的还有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他将一把军刀送给亚佐夫，作为生日礼物。

2019年3月27日，立陶宛一法院认定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数十名俄罗斯公民犯下“战争罪”。他们被指控在1991年对立陶宛的独立运动进行了镇压。立陶宛检察院称，苏联士兵在1991年1月维尔纽斯电视塔旁的抗议者死亡问题上有罪。但是，立陶宛当局关于此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当时在电视塔旁的冲突中有14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亚佐夫被缺席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曾荣获2枚列宁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1枚伟大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枚红星勋章，1枚“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三级勋章，18枚奖章，以及20枚国外奖章勋章。

亚佐夫是优秀的军事长官。他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洗礼，战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苏联武装力量发展和国防安全巩固。（俄罗斯总统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