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开上人（1912~1987年），江苏海安人，与大本、觉民等法师创办栖霞律学院，任栖霞寺住持。释星云之师。安葬于江苏海安。

昔在栖霞寺剃度，师未考。栖霞寺者，千年古刹，十方丛林也。其主持方丈与景教教宗同，贤德兼备法师选举产生。抗日战争期间志开上人为栖霞寺监院，1937年，日本军队侵入南京城，烧杀抢掠，志开上人到处奔走，救死扶伤。期间收今觉法师（星云法师）为徒。南京大屠杀期间，志开上人和寂然法师将栖霞寺作为避难所，挽救24000多人免予日寇屠杀。期间，志开上人多次和日寇直面冲突，志开上人带领僧众杀日寇、救难民，并为中国军队筹集粮食九死一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德高望重，功德圆满的志开上人被选为栖霞寺住持方丈。

解放后，志开上人为尽主持义务，遭到文革的迫害，游街示众，倍受折磨，后回老家江苏海安白甸居住，直至圆寂。90年代，志开上人弟子今觉法师（星云法师）回师父老家，为师父修筑灵塔。星云法师为师父志开上人修建灵塔事件，对大陆改革开放事业和两岸破冰之旅有着重要的作用。

1938年，释星云在栖霞山出家，师父即志开上人。在南京栖霞山。在星云大师17岁时，星云大师得了疟疾，折腾半个多月，差不多奄奄一息。志开上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送了徒弟星云大师半碗咸菜，拯救了星云大师的性命。星云大师立誓：“师父，弟子有幸跟随你出家修学，我将来一定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决不辜负师父的一片慈悲！”。10年间志开上人跟释星云谈话的次数只有三、四回而已。有一天，志开上人很难得地找星云去谈话，那是因为星云受到一位师长责备，志开上人知道星云受了委屈，便派人叫星云去问话。一番开导后，志开上人问起他的近况。星云回答：“衣单不全，纸笔不周。”志开上人说：“你没有钱？要我给你钱用，这很容易啊！”随后他就端起一杯茶，说：“我这吃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了，但我就是不给你。为什么？你现在不懂，不过将来会懂的。”志开上人的话当时的星云不懂，也不能信服。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真是伟大的师父，“不给”两个字，对他一生最大的益处，就是养成淡泊的物欲和“不要”的性格。星云大师一生没有储蓄的习惯，没有保险柜，没有抽屉，没有钥匙，也没有存折，也没有购买的习惯，因为没有东西诱惑得了他；对于身外物，他统统不要，一切现成，一切满足。虽然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说，要购买才能剌激经济发展，但在当时，因为“没有”，因为“不买”，才养成淡泊的习性，这都得益于伟大的师父志开上人的培养。

附：

百年佛缘 志开上人 严厉教育爱护徒弟

星云大师 2013-1-18

我最不能忘记的，当然就是剃度恩师志开上人了。

志开上人的法名又叫「智开」，江蘇海安县人，据大本法师告诉我，他是「与民国同生，与药师佛同寿」，也就是出生於民国元年。不过，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他怎麼会从海安到宜兴的大觉寺去出家的？在那个时候，不说生长地和出家地没有地缘关系，尤其大觉寺虽然建於宋朝年间，是有历史的古寺，却是个简陋、贫穷的寺庙，何况在那个荒凉的白塔山下，前不著村，後不巴户，据说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打家劫舍。

我所知道的是，民国二十六年，家师因为在栖霞山救济难民有功，後来常住为他授记，请他担任监院。

民国二十八年我随他出家时，他告诉我：「栖霞山是一个十方丛林，不可以说在栖霞山出家！」意思是说，栖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场，就像现在的县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场所，不是个人私有的。接著他说：「我们的祖庭，我们师承的寺院，是在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当时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我出家的时候，他在律学院兼任训导主任，後来升任为教务主任，再後来做院长，再做栖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时我已经离开栖霞山了。在栖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虽然他是我的师父，但在丛林里没有师徒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叫他师父，我也跟别人一样，叫他「当家师」；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别人说十方丛林里面还有师徒关系。为了避免嫌疑，所以在那六、七年当中，我获得他给我的开示，现在回忆起来，顶多只有一、二次而已。不过，虽然很少和师父见面，不常获得他的开示，但是心灵上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慈爱。

後来我离开栖霞山，先到常州天宁寺，当时我没有要求进佛学院，因为没有赶得上他们的考期；我也没有要求进禅堂，因为觉得不能天天在那里晃来晃去，於是就讨了一个行单，就在常州天宁寺做了一个短期的行堂，三餐为人添饭添菜。後来，接到我报考的焦山佛学院录取通知，这才兴高采烈地向天宁寺告假。天宁寺的职事们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并允诺给我很多优待的条件，我当然没有被他们说动，所以就这样进入焦山佛学院。在焦山佛学院读了近三年，本来可以顺利毕业，但为了院长东初法师，我提早离开学院。师父问我做何打算？我当时也没有地方去，不过忽然想起大觉寺，说要回到祖庭礼祖。师父很高兴说：「你到栖霞山来，我带你回去。」

师父带我回到宜兴大觉寺後，宜兴教育局任局长有天来看师父，他知道我从南京回来，就说：「这里有一个国民小学，你来做校长。」我一听，觉得人生好像从此将起飞一样，心里无比欢喜。但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过没有关系，那时胆子也大，我想应该可以胜任，就赶快写信请在南京的同学，买了些教科书参考。

不过国共内战爆发，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武装整齐，前来要我帮忙剿共；夜晚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要我提供国民党驻扎的情报。可怜的我，初来乍到，对於偏僻乡村的道路都还没搞清楚，也还不认识什麼国民党、共产党，不过我心里很明白，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一个不小心，就会送了小命。这时智勇法师仗义前来学校，给我打气，并帮助我编《怒涛月刊》，因为我们感於佛教太守旧，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顽固、执著、乡愿，我们希望透过办杂志，能藉助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因此当《怒涛》一出刊，就如「洪水猛兽」般震惊佛教界。好在那时我们是在宜兴偏远地区，不致於招来佛教人士的攻击。

徐蚌会战失利，南京战局不稳，智勇法师花了几个月召集「僧侣救护队」正想付之行动，谁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务，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师父志开上人。师父说：「你们要救护伤亡，必须经过军队训练！」於是便委托宗仰中学董事孙立人将军帮助我们，我们因而得以顺利成行到台湾。临行，师父请我吃饭，并给了我二十块「袁大头」。

後来我在台湾，因为报户口、领身分证时用「星云」这个名字，觉得改了名字对不起师父，一直没有连络。直到1952年才写了封信，连同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寄给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说：「佛传收到，不必来信，好好弘法利生。」

後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算斗争，游街示众，画地为牢，想必是经过很大的折磨，不幸在1987年左右逝世。等我1989年返乡探亲，他已往生二年多。

想到当年师父把我付诸十方，让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丛林道场参学，亲近诸方大德长老，并且走上弘扬人间佛教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