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都（生卒年不详），又作欣都，是元朝初年的一位将领，负责经略高丽，也是第二次
元日战争中元军的主帅。
忻都出身不详。据《元史·宗室世系表》记载，成吉思汗之弟
铁木哥斡赤斤有一个五世孙叫“忻都大王”。但忻都在至元七年（1270年）就开始在高丽活动，七年后他的儿子结婚，因此他最晚也应该是1240年代出生的，而此时距铁木哥斡赤斤生年只有七八十年，七八十年繁衍出五代人的可能不高，何况“忻都大王”并非长房子孙，而是铁木哥斡赤斤第七子斡鲁台大王的第三子气都哥大王的曾孙。因此这个“忻都大王”应该不是在高丽、日本活动的忻都。
至元七年（1270年），忻都被
忽必烈任命为凤州经略使，屯田于高丽凤州、金州等地，为镇压高丽抗蒙势力
三别抄以及进攻日本作准备。次年，忻都率忽林赤、王国昌等部联合高丽的
金方庆部攻打三别抄军的根据地
珍岛，一举攻克，三别抄余党逃往耽罗。
高丽元宗欲让被三别抄军掳至珍岛的百姓回到故乡与家属团聚，忻都不听。最终在忽必烈的干涉下方才让这些人重返故乡。
至元十年（1273年），忻都率
郑温、
洪茶丘等部攻打耽罗，一举歼灭三别抄军残余势力。次年三月，忽必烈命令凤州经略使忻都、安抚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一万五千人远征日本。但在高丽的记载中，当年八月来高丽的人叫“忽敦”而非“忻都”。此外，《元史》的本纪和阿剌帖木儿传也将实际指挥战斗的元帅写作“忽敦”。部分学者认为“忽敦”和“忻都”是同一人名的不同翻译。但从蒙古语及当时的译法来看，忽敦（Qudun，又作忽都）是水井的意思，忻都（Hindus）是印度的意思，不可能是同一名字的两种翻译。而且忽敦在第一次元日战争后作为行枢密院副使被调到四川，这在
纽璘、速哥、
步鲁合答、
拜延、
秃满答儿等人的元史传记中都有明确记载；而忻都则依旧留在高丽屯田，可知忻都并未参与第一次元日战争，而是忽必烈临阵易帅。
李则芬认为临阵易帅的原因可能是忻都生病，也有可能是即将出兵之际，高丽发生王位更迭，新王
忠烈王即位，而他比较亲元，国人不喜，因此忽必烈让忻都镇守王京，防范意外，改由忽敦挂帅东征。
至元十四年（1277年），洪茶丘诬陷高丽官员
金方庆谋反，忻都与洪茶丘逮捕金方庆及其子金忻。但后来被证明系被诬告，将其释放。忻都是元朝负责监视和统治高丽的官员，因此高丽朝廷对其极为礼待，凡是议事的时候都坐在高丽国王的左边。其妻子都享受王族待遇。但是高丽王对忻都十分猜忌，试图削弱忻都的权力。忻都也对高丽国王此举十分不满，与高丽王的政见多有不和。在诬陷高丽忠烈王所重用金方庆事件中，忻都逮捕金方庆，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至元十七年（1280年），日本
镰仓幕府杀死元朝使者杜世忠等人的消息传到元朝，时任征东元帅的忻都请求再次征讨日本，但忽必烈下令暂缓。不过同年八月高丽忠烈王亲朝之际，忻都被任命为征东行省右丞，挂帅东征日本。于是忻都和洪茶丘作为东路军的指挥，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高丽进攻日本，在与江南军会合后，遭遇台风而败退（参见词条
元日战争）。
此后，《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以吏部尚书忻都为尚书省参知政事”，四月“甲申，忻都奏发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江南各省与民互市”。同时出任江淮行省参知政事，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被召还，五月出任尚书左丞。被弹劾为
桑哥同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因“征理逋负迫杀五百二十人”而被处死。然而，在同年秋
伯颜赴漠北平定诸王明理帖木儿叛乱时，忻都作为随从将领登场。由于忻都是当时蒙古、色目人的常用人名，又无相应碑传及更多史料来佐证，所以无法判断这些至元年间的“忻都”是否与第二次东征时的元帅忻都是同一人（伯颜传中出现的忻都更有可能是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