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现代
美国的起源，1863年的
葛底斯堡，而不是独立战争。如果华盛顿们是为了美国的诞生而默认了奴隶制的话，那么林肯同样是为了美国的生存才摧毁了奴隶制。所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人修建了华盛顿纪念碑，也修建了林肯纪念堂。
同样的19世纪60年代，当
李鸿章们面对着火炮洋枪的冲击时，开办工厂、设立学堂同样是他们的选择。但是与林肯不同的是，他们在轰鸣的机器背后依然默念着“三纲五常”，操纵机器的工人依旧留着长长的辫子。所以，中国人才有了甲午之恨，有了辛丑之耻。 面对着文革后的破烂摊子，或许“独裁者”才能帮助懵懂的中国企业走出最初的混沌。生存压倒一切时，冲出襁褓所需要的正是统制带来的锐气。伴随着大批民营企业崛起的是同样数量的“企业教父”。
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稳定时就会追求另外的精神方面的东西，一旦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注意自己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自己发生兴趣，对自己发生兴趣是人类走向更
文明的动力，就像人类在对自然界其他东西产生兴趣之后制造了有利的
劳动工具，征服其他生命体一样，人一旦破解了自身的密码，那么空前的文明将不再只是一种幻想，但问题是在不断的时空变换中，人们破解了一个个自然的谜语，然而对于自身始终得不到肯定的答案。
在反复的思考中，人们思想的负担是越来越重了，重得人们几乎承受不了，再加上人们对自身的解晰总是伴随着否定的声音以及另人惊讶的现象，让人们不得不推翻前科，否定自身有的东西实在是人类不能接受的，于是人们就更加疯狂的投入到思考人的问题中来了。
对
自然界其他东西的思考是为了揭晓物质的本质，找寻事物的规律，从而利用可利用的资源为人类
服务。这是思考的良性发展。成绩也是显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产生更是将人们的思想推到了更高的方面。对人类的思考，原本目的也是为了解密，但由于人类不断的否定，不断的提出新的思考点，这样思考人的人体也就变成了为思考而思考了。用人的思想来解密人的思想，从开始的这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洞，用虚无缥缈的思想来填补虚无缥缈的
黑洞，人们只能是轮回在思想的支配之下了。人们战胜了地球上其他的生命体，人们了解了地震、海啸、火山的运动规律。
“
军事化管理”博得了众多企业的青睐，“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了中国企业家最为普遍的头衔，还有就是热衷于培养绝对服从的员工，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
现代奴隶”。在这样的“培训课程”中，那些顶着所谓大师头衔的“海外教材”自然成为首选。从《
把信送给加西亚》到《
没有任何借口》，“服从”成为一个好员工惟一评判标准。 当企业已经开始步入正轨时，企业家们占山为王的念头同样在滋生，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王国，员工也变为他们的臣民。这一刻起，忠诚取代了能力成为了臣民(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
记得曾经有一篇文章写到， TCL移动的总裁
万明坚某次到基层视察，当地的负责人带领着员工在路边等了三个小时，并且在万明坚的车队到达时，高呼万岁。事情也许并不大，我们对待这样的事情可能更是见怪不怪，但折射出来的并不只有地方负责人的阿谀，更有企业家们的
皇帝心态。
30年的经济发展留下的是“世界工厂”的称号，我们却看到庞大的流水线背后不仅仅有微薄的
利润，更有残留的奴性与君权。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企业，创新已经成为生存的基础。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员工必将被机器取代，同样，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企业，必将被时代淘汰。而我们的企业家们一面青睐高精尖的技术，一面却热衷封建帝王的权杖；一面引进先进的管理工具，一面却在塑造组织的奴性。所以，我们会在先进的车间里看到目光呆滞的一线工人，会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看到热衷权术的管理人员，会在设备齐全的会议室里看到众口一词的讨论结果。世界已经变革，我们却依然如故。
汤姆·彼得斯用“解放型组织”来形容当今的
组织变革，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尚且需要解放，在奴性依旧蔓延的中国，解放相对于
企业似乎更加恰当和迫切。先进的硬件与落后的软件在中国的企业里相映成趣，学习型组织的构建与奴书型的学习教材在企业家的手中结成了有机的整体，五花八门的认证证书依然换不来消费者的信任，密布于车间的监视摄像头可能是员工最熟悉的高科技设备。我们的企业家们用21世纪最新的管理工具与技术为自己构筑了严密的控制网络，车间里的员工不过是用现代
技术武装的“
奴隶”。作为思想的奴隶的企业家们什么时候才能解放组织的奴隶呢？
查尔斯·汉迪在《管理诸神》中写到，越来越专业化的科技开始把我们都变成了狄奥尼索斯型(自主管理型)的人。比如，把一支军队会很快变成一组科学家的想法已不再有什么离谱了。当我们的企业驱赶着一群奴隶在21世纪的全球市场拼杀时，他们所面对的对手恐怕早已经进入
太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