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大陆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1966-1976年是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

1977年，查全性面谏邓小平同志，首倡恢复高考并被采纳，被誉为“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大陆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大陆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据了解，恢复高考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大陆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天，中国大陆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1978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大陆，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八月六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送往中央的报告追回来。

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一九七一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其实，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但没人敢站出来打破这块坚冰。

原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就此展开调查并将这些代表的意见写成内参报送中央。九月二十日，教育部传达了邓小平对内参的看法。他说，这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多数人而言，“高考”是青葱岁月的“焦虑”代词。但1977年，高考成为百万国人破除年龄、婚否、出身限制，逆转命运的机会——10位亲历者在40年之际再回首，以“第一视角”向凤凰网口述这场改变中国的风云变迁。

这组珍贵的系列口述纪录，为风云变迁的历史增添了人文温度。例如，历史学家雷颐当年的“孤独与疲惫”——“吃完饭，别人在打牌，我就在复习，都是复习到半夜，中午整个车间机床轰鸣，一点没把我打醒，太累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是“跑与抢”——“每天下午（大学的新华书店）进新书时，要去抢。10分钟就卖没了。(我们)下课也就十分钟，赶紧飞跑到书店，看看今天有什么新书，有的话赶紧抢”;北大教授陈平原的“饥饿与求知”——“我曾经问我的学生，第一，你有没有饥饿的感觉?第二，有没有求知的欲望?而我们那代人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有饥饿的感觉，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从“鸭蛋滚滚来”到“桃李朵朵开”

――三十年前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阅卷忆趣

安徽省当涂第一中学　夏传寿

这是30多年前的两张珍贵的全家福。

每年六、七月份，都是考试、阅卷的大忙季节。每到此时，我总会拿出这两张旧照片看了又看，边看边想，想想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阅卷的往事――

十年动乱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国第一次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虽然我是“文革”前已经考入大学的“老大学生”，但是从祖国命运和前途着想，从千百万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的角度着想，自己还是兴奋得夜不能寐，欣然赋诗――

中央决定复高考，知识青年拍手笑。白天战天并斗地，夜晚擦枪又磨刀。

一颗忠心红又红，两种准备牢上牢。身居乡村小茅屋，心怀四化大目标。

于是，十年中积压下来的570多万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男女，从车间、从农田，从军营……走进了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考场。因刚刚拨乱反正，受时间、教材、考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考试不便全国统一进行，而由各省、市单独组织安排命题、考试和阅卷等一系列工作。

我们安徽省集中在江城芜湖的一座农业学校的校园统一封闭式阅卷。笔者当时在皖南山区广德县誓节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有幸被抽调参加这一神圣的工作。当时我虽大学毕业后教书已近十年，可参加高考阅卷还是大姑娘出嫁――头一回。当时所在的学校也是第一次有幸派员参加这一神圣而又神秘的工作。所以，自己和学校的领导、同事的自豪感和高兴劲溢于言表。

妻子替我精心准备了行装，还奢侈地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特意买了条当时流行的毛料裤子给我换上。临走的那天，她挈女将子，送了又送，叮嘱了又叮嘱，惹得同事们笑话我，笑得我和妻子都面红耳赤。学校的老师还特意用全校的一台“海鸥牌”120相机给我们拍下了这两张全家福，留下了那难忘的岁月印痕，留下了我和妻子青春的身影，留下了我们一双儿女稚气的笑容，也留下了妻儿和我依依惜别的深情……

到了芜湖，我们就被“关了禁闭”，吃喝拉撒睡和阅卷工作都在一个地方。那年头普通老百姓还没有手机，连固定电话也不多见。好在有来自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的数以百计的男女老师朝夕相处，倒也不觉得寂寞和孤单。

阅卷的揭幕仪式――动员大会上，省教育厅领导给我们讲了许多思想重视、注意保密等“大道理”，有关专家和负责人又讲了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在阅卷场所，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们上班时间紧张地阅卷，茶余饭后便轻松地交谈阅卷中遇到的奇闻趣事。

记得我被分工批改作文，你知道吗，100分的语文试卷作文可占70分哦（还有一小段文言文翻译10分和现代文内容20分）。

因为是取消十年后第一年恢复高考，全国各省市命题专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30个省市光作文题就有五六十道（有的省市拟了两道甚至三道）。我们安徽省那年的语文试卷上的作文题是两道（考生任选一道）：

1、 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剑英《攻关诗》）谈起

（1977月7月刚开过全国科技大会。）

2、 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华国锋接班。）

那年的作文题虽多，但大同小异，政治色彩比较浓，大多是紧跟形势，大唱高调的。其他省的作文题有不少都类似安徽的作文题。口碑较好的是浙江的题目：《路》。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浙江作文题《行走在消逝中》在网上又以高票紧随全国卷I《摔了一跤》位居榜眼。不过咱们安徽的题目《提篮春光看妈妈》也夺得探花。

那一年，参加高考的人几乎都是在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仓促上阵的。从1966年至1977年，绝大多数城镇户口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农村户口的则回乡务农。国家一决定恢复高考，有资格报考的人蜂拥而至，甚至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携手同进一个考场，一块来挤“独木桥” ，来跨越这道“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水岭”。于是乎，考生的年龄和文化以及反映在答卷上的水平都参差不齐。

一天，理化组的阅卷老师告诉我们，他们今天改到一份卷子，上面一个题也没答出来。不过这位考生倒也颇有自知之明，自己已在卷子上画好了一个大鸭蛋，而且画得阴阳面分明，立体感很强。更有趣的是鸭蛋旁还题了两行字：

阅卷老师辛苦了，送个鸭蛋来慰劳！

又一天，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一份卷子上发现了一首题为《答卷有感》的打油诗：

小子本无才，老子逼我来。考试干瞪眼，鸭蛋滚滚来。

此诗一经传出，迅速传开。有的教师还欣然命笔，和诗凑趣。现录步其韵者两首，以飨读者诸君：

其一 《答某考生》

小子尚有才，无才写不来。回去好好学，明年重新来。

其二 《阅卷有感》

老朽本无才，头头逼我来。若无好酒菜，明年不再来。

十多天的阅卷生活是紧张的，也是愉悦的。

令人遗憾的是和谐的乐章中也有不和谐的音调。阅卷开始几天后的一天，阅卷场所突然引起一阵骚动。只见有些老师从阅卷教室出出进进，空手出去的老师回来时都背着个草绿色军用布包，里面装得饱鼓鼓的。其他老师好奇地一看，原来里面有酒和茶叶。听背包的老师说，这是他们县有关领导专门看望阅卷老师而带来的礼物。他们县的老师人手一份。

好家伙，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样一来，其他市县的老师吵吵嚷嚷起来，羡慕、赞叹人家之余，都纷纷要求自家的带队人员向家里领导反映，也来慰劳慰劳自家的老师。后来果然来了好几拨慰问使者。

原以为这是尊师重教的好事，谁知道那个县的慰问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来搞鬼的。后来听说，那年那个县有某某领导的孩子参加高考，他是特意前来面授机宜，示意和安排阅卷老师作弊来的。听说涉及这次作弊的人员达17人之多。这些人胆大包天，简直是骇人听闻。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来听说参与作弊的所有人员，根据其作弊情节轻重，分别受到党纪国法的的应有处罚。有个中学校长，被罚当了学校打铃的临时工，真不值得哦。

高考，尽管也许还存在着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愚以为，总的说来，它还是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况且有关部门和人员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改革和完善它。因此，它仍然不失为选拔人才的一个很好的形式，起码在目前看来。

光阴荏苒，转瞬已经逝去整整三十个春秋。其间，本人不知又参加过多少次多少种的阅卷工作，又耳闻目睹过多少件多少类的奇闻趣事。虽然不少已经忘怀，可一九七七年的那第一次阅高考试卷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我时时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十年蹉跎岁月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一定要多多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在我的莘莘学子中，有的上了清华、北大、南大、科大，当上公务员、科学家；有的成了基层领导人、乡镇企业家；有的骑马挎枪走天下，卫国保家；还有的像我一样，也当上了光荣的园丁，正培育着朵朵向阳花……我自己的一双儿女也早已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他们的两个女儿也正在祖国的阳光雨露下一天天茁壮地长大！

多么有趣啊，生活！

但愿每次回忆，对她都不感到负疚。

1977年，中国在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后，发生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和青年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与此同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现，给渴望考上大学的知青们带来了自信和希望。为了能早日得到这套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正是因为这套丛书，那些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改变。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场拍板，改变“文革”时期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当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包括汪向明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田。

1977年上海高考的时间被确定为12月11日和12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因为恢复高考的消息在1977年10月21日才登报，离开考期只有一个多月。

当年七七级高考生汪向明回忆道：“真正得到高考的确凿消息也就是40天，当时没有复习资料，那时中学的教科书一本叫《工基》，一本叫《农基》，和高考是两个路子的。”

就在知识青年们为找不到复习教材愁眉不展的时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个名叫徐福生的编辑和知青们想到了一起。

1977年的八九月份，徐福生从在北京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老教授、科研人员座谈会回来的苏步青那里得到消息，当年就要恢复高考了。作为一个出版人，徐福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书。那些离开学校已经多年的考生，要复习迎考了，复习资料呢？要看书了，书呢？

那些要迎考的知识青年，有基础好，有基础差的，更多的是没有念过高中，许多人连初中也没念，且又荒废了那么多年。徐福生想到了一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出版过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然而全套再版发行已经赶不上1977年的高考日期了，于是决定争分夺秒，分批赶印，《代数》第一册首先面市。

哪怕只有一本，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特别是对汪向明而言，父母蒙冤受辱，被诬陷为“叛徒”，“文革”年代，以他的家庭出身，是不可能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恢复高考了，汪向明可以真正公平公正地为自己赢得读书的机会。而此时，他最渴望、最需要的就是复习迎考的书籍和资料，当得知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个知青，托人从上海买来了刚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第一册时，他羡慕不已。

同样求而不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还有这张老照片上的年轻人，他叫郑伟安，原来在上海卢湾区街道房修队做小木匠，恢复高考后，他跳过了高中和大学本科，直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经媒体报道后，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40多年过去了，他至今仍记得“文革”年代曾看见过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不过不是在新华书店里，而是在废品回收站里。

原来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首次出版发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一套凝聚了很多学者智慧和心血的学习性丛书，不过第一次出版就遭到了批判，理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文革”中认为这套书违背了上山下乡的方向，要斩草除根销毁，最后沦为了废品。

当年郑伟安在废品回收站看到这套丛书的时候，很想把它买下来，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一本就要七八角，太贵了，我买不起，一般我买1毛钱一本的。”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里，还是有像郑伟安那样的人在悄悄地看书，悄悄地自学；还是有人会到废品回收站里去淘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废品站成为了特殊的书店。

郑伟安认为：“国家总归需要科学家，需要工程师，需要高端人才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当年的小木匠寒窗苦读，潜心钻研，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小木匠郑伟安跳级进入了大学，他的命运从此改变。同样的，曾经生不逢时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在中国恢复高考后，也迎来了它生命的第二个春天。这是因为中国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在农村和农场上山下乡当农民，上海刚刚出版的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无疑是为那些要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解了燃眉之急。据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回忆，那时每天新华书店离开门还有好几个小时，门外就已是人头攒动了，队伍可以从山东路、九江路、汉口路一直排到河南路。“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排队的人群里除了青年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来书店的目的就是为了抢购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的甚至全家出动，为了能多买几套，寄给远在江西、安徽、云南等地的亲人，那里亲人们正翘首以盼着能早日得到这套自学丛书。

在江西插队落户的汪向明试图向同队知青借阅那本《代数》第一册，那位知青很不情愿地把书扔给他，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书与老婆恕不外借”。汪向明只得识相地把书还给人家。正当汪向明苦于没有复习资料的时候，汪向明在上海的舅舅向人家借到了《代数》第一册，但借期短，无法寄给汪向明，于是舅舅就把书全部抄下来寄给汪向明。

收到手抄本后，汪向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功课、解题目。由于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基础知识还比较扎实，再加上有了和高考对路子的复习资料，这使他参加高考的信心大增。

1977年冬天，复习了一个多月之后，汪向明踏进了阔别11年的考场。那一年有570万二三十岁的青年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涌进了考场，最后有27万考生被大学录取了，汪向明就是其中的幸运儿，他如愿考上了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

如今，汪向明还珍藏着那个手抄本，这已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见证和纪念。也许是在考上大学以后，他才意识到，当年，就在他翻开这个手抄本的时候，他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出版志》上，我们看到了对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明确的销量记载：共发行了7395万册。这个数字连至今火爆全国、创造销量第一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望尘莫及，后者刚刚突破了500万册。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个“不见面的老师”的引领下，知青们一步步由浅入深地迈进了知识的殿堂，由此也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

1977年秋冬之际，不仅仅是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在紧张复习迎考，作为出版社编辑的徐福生和他的同事们，还有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也在赶考，他们要赶在高考之前推出《数理化自学丛书》，哪怕是抢先发行其中的一册或两册。

由于高考临近，时间仓促，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再版发行这套丛书也是困难重重，因为遭到两次批判的丛书纸型已被全部烧毁了。

纸型，指的是印刷用的浇铸铅版的模型。没有纸型，意味着印刷厂必须重新检字排版，而这往往是印刷过程中最繁重的环节。如今在中华印刷厂的厂史陈列室，还能见到早已被淘汰的“热排”设备，当年印刷厂的老师傅们就是用这种老式的设备赶印自学丛书的。

如果按照正常速度，重印一套像《数理化自学丛书》这样的科技类书籍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但是这对当年就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们来说，就太晚了。当出版社把书稿发到印刷厂，全厂上下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突击赶排。工人们的热情空前高涨，三班人马6部机器24小时日夜运转，没有休息日。那年头，谁家没有知青呀。工人们觉得，能为出版这本书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所以个个很起劲的。

最终，在印刷厂全体员工的日夜奋战下，《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1》终于赶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个月面市了。当正在复习迎考的77级考生在上海的新华书店排队买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喜出望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随后，1978年，《数理化自学丛书》17本得以整套再版发行。相较77级考生而言，78级、79级考生们因为有了这套丛书，对高考又平添了几分自信。

《数理化自学丛书》再版后，编辑徐福生不断收到来自黑龙江、湖北、河南、广西等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希望能帮助他们买到这套丛书，其中有农村的、小县城里的待业青年。一个在河南荥阳监狱里的青年也向徐福生写信求助，这让徐福生感触颇深。想念书，这可是好事，可当时编辑自己手里也没书，徐福生为了满足这位青年的要求，就把手边的一套样书送给了他。他感慨地说：“如果送套书能够激励一个人，也算是我们做编辑的一个责任吧。”

由于这套丛书实在太热门，当时在上海已经供不应求，许多人在新华书店门口通宵排队，往往是书刚一上架转眼就被抢购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新华书店门口甚至出现了“黄牛”倒买倒卖的现象。

1978年安徽省阜阳市高考成绩公布了，在4000多名当地参加高考的知青中，名列前茅的4个人成绩都超过了400分，他们都是上海知青。其中的高考状元王东风和排名第四的万曼影是一对恋人，如今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夫妻教授。

当年只有初中文化学历的王东风和万曼影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的消息，在安徽当地炸开了锅，人们将功劳归结于一套上海出版的高考复习宝典———《数理化自学丛书》。

同样关心恢复高考这件大事的还有如今是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的焦扬。上世纪70年代她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山东农村务农，后来被抽调到山东省知识青年办公室做了知青小报的编辑。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焦扬的心情五味陈杂：“高兴有之，兴奋有之，但是也有恐慌和不安，因为我们的知识太少。”

当时和焦扬有同样心情的是整整一代人。“文革”十年，他们的学业被中断了，他们离开课堂时间太久了，要考大学，怎么复习，复习材料呢？这对于今天的高考生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历史就是这样。一群原本在田间劳作，在工厂做工的青年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连中学都没有好好上过，如今突然有机会考大学了，心里当然会发慌。也就在这个时候，焦扬听朋友说上海有一套特别好的书叫《数理化自学丛书》，对复习迎考很有帮助，“不需要老师，你只要自己看，认真地看，认真地做完它所有的习题你就可以参加高考。”这下把焦扬他们的心思都说活了，于是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立即托亲戚，托朋友四处去寻觅。

不久，远在山东插队的焦扬和在安徽的万曼影都托朋友买到了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不过，收到丛书之后，两个人不是兴奋，而是都懵了———“一捆书，一看昏了。”

焦扬开始一本一本啃，一道题一道题做。虽然没有老师讲解，但只要按照书中的步骤，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和理解。焦扬说，“好像有一个老师带着你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地步入知识的殿堂，一直深入到它核心灵魂所在的地方，帮我们打开一扇窗、一扇门，让我们一点一点地接触知识、接触真理。”

而万曼影除了有《数理化自学丛书》外，还有一个“私人家教”，那就是她的恋人王东风。当时，王东风因为家里有事回了上海，全身心地复习《数理化自学丛书》。两人频繁通信，“情书”上写的内容几乎全是学习的心得和复习的要点。

最终在这个“不露面老师”的指导下，万曼影与王东风双双以40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上海交大，而焦扬也收到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

当年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没有经过中学阶段的系统学习，更没有什么高考补习班来指导和帮助考生们复习迎考。然而这套系统性的自学类丛书，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起到了特殊性的作用。它就像知识的阶梯，引领着当年高考的知青一步步走向大学的校门；也像一块敲门砖，叩响了命运之门。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几届考生中，很多知识青年都把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作为考上大学的一件必备法宝。

当年上海的这家印刷厂车间成为了全社会的一个风向标，“春江水暖鸭先知”，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读书无用论”的荒唐年代已经结束了，由恢复高考而引领的全社会读书热潮正在扑面而来。

1977年恢复高考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读书欲被唤醒，被激活。这是恢复高考后上海图书馆门口的历史影像：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有开门，青年人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上海图书馆的老员工们至今还记得当年图书馆开门营业时的盛况。每天早上，上海图书馆门口6点多就开始排队了，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像潮水一样涌入。挤进图书馆的人基本就不出去了，一旦出去你的位置也就没了。令老员工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涌入的人群竟然把门玻璃给挤碎了。“那是英国人建造的房子，门很厚的，玻璃也是很厚的，要把那个玻璃挤碎的话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开铁门的工作人员被挤到了门边贴在了铁门上，只得大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不要受伤！”

众多读者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地看书学习，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在做《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习题。据曾任上海图书馆阅览组组长的老职员回忆：“当时最热门的一套书就是《数理化自学丛书》，原先我们约有十套，后来一看不行，满足不了这么多读者的需要，就和新华书店商量，最后得到了新华书店的支持，增加了几十套。”

许多读者早上进来，带几个大饼，图书馆里有开水供应，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再出去。因为人太多，所以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许多人连窗台位置也坐不上，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室外的阳台上。当年有一句非常激励人的口号，就是“要把‘文革’十年所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这壮观的读书场面，离“读书无用论”被叫停才只有几年的时间，这也印证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有人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一场读书热潮。在这场全社会的读书热潮中，上海的一位摄影师从1978年开始一直拍到1985年，花了7年时间，用心拍下了青年人专心读书的很多精彩瞬间。这些照片不仅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影像，也是这一特殊年代的历史见证。而当年朗朗的读书声，无疑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奏曲，让人们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