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根据恩格尔定律而得出的比例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857年，恩格尔发表了经济学上著名的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并得出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可以反映一国或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高，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越低；恩格尔系数越低，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越高。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而得出的比例数，即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

恩格尔系数的概念核心是：由于食物消费是基本的，不会随收入的增加或消费的增加而提高的；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故此，当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或消费额提高时，他的食物支出占总消费的百分比会相对地减少的。因而，可以引用食物支出占总消费的百分比（即恩格尔系数）来断定某人的生活质量；当恩格尔系数愈高，其生活质量愈差，而当其系数愈低，其生活质量则愈高。

恩格尔系数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ngel Ernst，1821～1896）提出的。19世纪中期，时任普鲁士统计局局长的恩格尔在研究英、法、德和比利时等国工人阶级不同阶层收入增加对消费需求支出构成的影响时，发现了规律。1857年，恩格尔发表了经济学上著名的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指出：在一个家庭或在一个国家中，食品支出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即把食品支出金额在生活消费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数值称作恩格尔系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一书中，在叙述家庭预算开支的形式时，对恩格尔定律作了深入的论证，提出了与恩氏恩格尔系数不同的萨氏恩格尔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萨氏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支出）x100%

其中，总支出=生活消费支出+储蓄支出

在萨氏恩格尔系数中，分母是全部支出，包括消费支出和储蓄两大部分。因此，萨氏恩格尔系数与恩氏恩格尔系数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所考察的是食品支出与总支出的关系，反映的是食品支出在全部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规律；而后者考察的是食品支出与生活消费支出的关系，反映的是消费结构的比例关系及变化规律。萨氏恩格尔系数提醒人们在研究消费时，注意储蓄对消费的影响。但是，通常研究的恩格尔系数均指恩氏恩格尔系数。

1948年，经济学家Brady Dorothy和Barber Helen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定量分析了家庭子女状况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得出结论：有子女的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大于同等收入水平下无子女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经济学家奥珊斯基(Orshansky)从家庭微观层面验证了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定律的普适性。

在奥珊斯基之后，恩格尔系数被广泛地应用于测量一个家庭的贫困或富裕程度，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忽略社会调查中人们对实际收入的瞒报和虚报行为。但奥珊斯基的方法仍被人们称为“恩格尔系数法”。

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富裕程度的标准之一。这一举措使恩格尔系数成为评价国家或地区生活、经济指标与商情指数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定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联合国、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一些国际组织在进行各国生活水平评价时常常将恩格尔系数作为粗略评价国家贫富和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常常将恩格尔系数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公布在每一年经济发展的统计公报上。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生活水平评价时，常常会在指标体系中列入恩格尔系数。

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从国家宏观层面验证了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定律的普适性。1986年，钱纳里对101个国家的统计资料所作的统计回归分析表明，恩格尔系数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提高而下降，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2。在钱纳里之后恩格尔系数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

1987年，布拉德肖等人经研究后提出，恩格尔曲线不是一条简单的曲线，而是一条更长的“S”形曲线。它描绘出消费模式更为复杂的变化。恩格尔曲线的弯曲点表现的是边际倾向，是表示消费的加速或减速的“转折点”。在第一转折点以上，收入的增加造就了更强的消费能力，人们用于购买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增多，而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比例锐降。到了第二转折点，情况发生变化，各种新的消费能力已经耗尽，商品交易趋于定型。这一点上的变化给出了一个标准，一种较为定型的消费选择取代了消费需求，这就是贫困标准的所在。布拉德肖等人主张应该为大多数类型的家庭找到一个以食品、衣着和燃料为基础的最低消费点。

1991年，Angus Deaton和 Anne Case在一篇研究居民消费的文章中指出：文化风俗习惯对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002年，John Gibson具体分析了家庭人口数量对恩格尔系数变化的影响。并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家庭人口多少、人口年龄、性别构成以及户主性别对恩格尔系数的具体影响。随后的部分经济学家还对家庭消费组成部分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定量分析了家庭中的女性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得出了女性对肉类和淀粉类的消费支出有负面的影响，而对服饰类的消费则有正面影响的结论。因此，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女性成员较多的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通常会小于女性成员较少的家庭。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高，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越低；恩格尔系数越低，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定律说明了生活必需品(食物)的收入弹性小。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定律是指家庭对不同商品的支出比例与家庭收入高低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主要研究结论为：食品支出在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下降；衣着、教育、法律保护、保健、舒适与娱乐等支出所占比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居住、灯火和燃料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不论收入如何，相对稳定。在上述三大比重中，食品支出对收入的依存关系最为明显，也最为重要。在低收入家庭中，食物的支出占收入的绝大部分，当收入逐渐增加时，食物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则逐渐缩小。此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

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恩格尔定律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由消费者的“收入-消费曲线”可以推导出消费者的“恩格尔曲线”。恩格尔曲线表示消费者在每一收入水平对某商品的需求量。与恩格尔曲线相对应的函数关系为X=f(I)，其中，I为收入水平，X为某种商品的需求量。把“收入-消费曲线”中一一对应的收入水平和商品的需求量的组合描绘在相应的平面坐标图中，便可以得到相应的恩格尔曲线。

恩格尔曲线还可以用来区分必需品、奢侈品和劣等品，横轴表示收入，纵轴表示商品的需求量。当恩格尔曲线斜率为正时，表示该商品为正常品，即需求量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下图a和图b）所示。但在下图a中，需求量增加的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比例，因此该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此为必需品。在下图b中，该商品不但是正常品，而且需求量增加的比例超过收入增加的比例，即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所以为奢侈品。在下图c中，收入增加时，需求量反而减少，需求量与收入的变化方向相反，此为“劣等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负。

经济发展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经济发展会使恩格尔系数下降，两者呈负相关。经济发展可以拉动就业，就业会带动居民收入的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其他方面转移。 所以，经济发展导致恩格尔系数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增长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

正常情况下，居民的食物消费支出比重是由可支配收入决定的。因此，可支配收人是恩格尔函数中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两者呈负相关。在不同收入群体中，高收入人群在基本满足食品需求的情况下，消费重心将转移到其他消费需求上，对于食品的消费比例会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而不断下降；而低收入人群对于食品的消费属于一种刚性需求，并将保持稳定，不会产生较大的浮动。

随着收入的增长，虽然消费水平会提高，但其消费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最终消费占当年GDP 的比率）将下降，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越来越低的平均消费率。另外，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消费结构不 同，这必将形成食品消费支出的增长跟不上总支出的增长状况，从而导致食品的消费支出相对于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即恩格尔系数的总体下降趋势。

消费品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是不同消费品价格变动的平均反映，由于不同时期不同消费品价格变动方向与变动幅度不同，因此，也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如在其他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只要住宅或其他某种非食品消费品价格提高，就会使恩格尔系数降低；只要某种非食品消费品价格降低，恩格尔系数就会提高。当各种消费品价格均按同方向和同比例增长时，由于每种消费品占总消费品的比重不同，各种消费品价格变动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致使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

消费品价格增长幅度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不一致的。从整个价格水平来看，当消费品价格增长指数小于或等于居民收入增长指数时，这种价格变化对恩格尔系数不会有明显影响。当消费品价格增长指数大于居民收入增长指数时，说明消费者的货币收入虽然上升了，实际收入却降低了，在消费量不变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也会上升。

在现代经济中，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当家庭从农村迁入城市时，家庭收入一般都有所增加，但食物支出的增长往往更快，甚至可能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食物支出有显著的增加。这是因为在农村时，自给性食物所占比重较大，而城市居民所消费的食物几乎全部从市场买进。

食品加工业使食品价格上涨，因为通过加工，要增加很多附加的费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人们所吃的食物绝大多数是食品加工工业的产物。一个家庭的收入越高，所吃的食品中加工业的产品也越多。这样，即使在消费者所消费的食物数量不变的条件下，家庭的食物支出仍有增加。

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人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时间越来越多，而随着家庭收入增加，人们在家以外吃饭的次数也逐渐增加。在家以外就餐的食物支出中包括了食物加工和服务费用，因此，随着“在外面吃”的次数增加，使得消费者在所消费的食物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的食物支出仍有增加。

消费制度。消费制度是确定国家和居民之间消费关系的规范。不同国家之间，教育、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等费用的处理方式不同，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具可比性。

不同社会福利政策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消费者的需求，一部分依赖于个人的货币支付能力，一部分依赖于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提供的满足，是不占用个人的货币支付能力的。但是，由于社会福利所提供的满足，不仅有明确的限定，而且每一种社会福利项目，只能满足特定需要。所以，社会福利政策不同，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明显的影响。

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住房保障水平对恩格尔系数也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具有交互性、非线性及时变性的特点。实施土地供给政策和社会保障性支出政策对保障性住房规模有一定促进作用，并且保障性住房规模的增加对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有促进效应。

在中国现行社会福利政策下，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费用等方面的支出极少，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也就使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随着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居民在这方面的支出将逐步增加，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

以人为单位观察，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务职业、民族、宗教等社会特征影响，人们的消费选择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有的人注重“吃”，有的人讲究“穿”，有的人则注重提高知识和技能，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有不同的偏好。另外，以家庭为单位观察，处于不同家庭阶段（新生儿期、发育期、成熟期、衰老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表现出规律性的变化。

各类食物支出构成的变化。饮食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一定数量的食物消费量直接决定了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当食物消费量较少时，恩格尔系数就小；当食物消费量增多时，恩格尔系数就提高，这是恩格尔系数揭示的规律。但当食物消费量不变，只有食物消费量中不同质量与不同种类的食品构成发生变化时，同样会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如当食品支出中高级食品比重增大时会提高恩格尔系数，高级食品比重增大很可能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因此，不能因恩格尔系数提高就简单认为是生活水平下降了。

各地饮食习惯差异也会影响恩格尔系数。例如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方饮食习惯差异大，不同地域居民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南方人更注重饮食，对饮食有着较高要求，愿意把钱花在饮食方面。而北方物产种类相对较少，居民对饮食要求简单，食品开支小，恩格尔系数差异大。

主体所处气候和地理条件的不同，恩格尔系数也表现为一种倾向性的差异。

恩格尔系数首次提出了食品消费与支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发现了收入水平的变化对食品消费的影响，揭示了消费受收入水平影响而变化的趋势和规律。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别生活水平的标准。这一标准虽不能完全照搬，但可反映一定的问题。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小，生活越富裕；反之，则越穷。因此，通过比较分析恩格尔系数，可以粗略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的贫富程度。

首先，将消费结构进行分类，进而考察各类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是恩格尔首创的研究消费结构的方法，它具有普遍意义。食品消费结构分析同样需要对食品进行分类，并考察各类食品消费占总食品消费的比例。同时，这一方法还可以延伸至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析上。其次，恩格尔定律同样可以运用于食品内部结构的分析上。食品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粮食，粮食还是其他食品的基础；同时，粮食又是食品中最缺乏需求弹性的，粮食消费比重的下降必然导致食品结构的变化。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之一就是恩格尔系数法，具体方法是：按营养学知识确定一个最低饮食标准及其相应的饮食费用，然后用它除以恩格尔系数的绝对贫困值，其商就是贫困线标准。

1994年10月，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向联合向国务院呈交了《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1996年，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又联合制定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在中国各类小康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恩格尔系数都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列入其中。同时，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之一就是恩格尔系数法。

中国恩格尔系数主要结果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该调查是在全国范围内对16万城乡居民家庭开展的一项抽样调查，主要收集居民的收入与支出、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情况以及其他民生状况等。通过对调查户每天发生的各类消费数据的收集、审核和上报，加权汇总得到全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和食品消费支出数据，据此计算恩格尔系数。

（1）可以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和反映同一地域居民生活水平发展的历史趋势。某一地域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连续性和趋同性，因此对同一地域的居民生活水平进行较大时间跨度的历史比较时，恩格尔系数是比较合适的衡量指标。

（2）要谨慎使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和比较地区之间居民生活水平。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居民生活习惯不同，造成基本生活消费包含内容相差很大，这从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收入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会造成对地区之间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判断失衡。尤其是在涉及到地区之间民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监测、评价和比较时，应谨慎使用恩格尔系数。

（3）恩格尔系数不能说明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部问题。首先，它是一个平均数，难以反映个体差异。其次，食物支出和整体支出的指标都非常粗放，实际上影响食物价格的因素非常多，比如普通农村小店和一线城市大商超的猪肉价格可以相差儿信之多。另外，教育、医疗和局住等一些方面的支出连渐变成必要支出。而这些支出的数额往往非常大，从而影响了食物支出在整体支出中的占比。

降低恩格尔系数，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于贫困阶段，生活消费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质量稳步提升，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从城乡对比来看，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普高于农村。但总体上，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的浮动还是较为一致的。

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68%，城镇家庭约59%，平均计算超过60%，属于贫困国家，温饱还没有解决。当时，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24800万人。2003年，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为40%（农村46%，城镇37%），属于小康级别。

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5.5%，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标准，中国城镇居民生活已经达到富裕程度，农村居民生活也已达到小康水平。

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1.1%。

2013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4.1%。

2015年，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为30.6%，属于相对富裕级别。

2016年，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为30.1%，属于相对富裕级别，距离上升到富足级别只相差0.1个百分点；

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29.3%，是历史上首次降至30%以。

2019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7.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0%，平均值为28.2%，属于最富裕级别。

2020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其中城镇为29.2%，农村为32.7%。

2021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较2020年下降0.4个百分点。

2022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5%，其中城镇为29.5%，农村为33.0%。

2023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其中城镇为28.8%，农村为32.4%。

2025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其中城镇为28.8%，农村为32.3%。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降至30%以内，是否标志着中国已迈入发达国家或者富足国家的行列？多位专家表示，要辩证看待恩格尔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除了恩格尔系数以外还有很多指标。只有结合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民收入分配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等多种指标，才能得出中肯的结论。中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并不能直观、单一地解释成积极的社会现实。专家表示，虽然恩格尔系数显示中国在某些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也应客观、理性、科学看待，不因单一指标的突破而沾沾自喜。

其一，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复杂，背后还受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在整体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同时，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贫困老少边穷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差异整体较大。

其二，对于农村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要考虑其特殊性。统计数据常常只能解释表象，而数据产生的原因和事实仍需细细推敲。如苏北地区一位普通农民，地里庄稼收成不够好，收入较前两年有所下降，但他家的恩格尔系数，却也没有超过30%。具有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到市场上买粮食，周围种菜农民也多，有时候种的太多，卖不出去，就压低了价格在市场上贱卖。

其三，恩格尔系数也与消费习惯、收入预期有关。如一名在校大学生，喜欢吃，所以食物的支出占消费的大部分，恩格尔系数直逼80%，但该学生生活富足，不缺衣食。

同时，考察区域数据也会发现，广东等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发展程度上领先东北、西北等地，但恩格尔系数并不相对更低。有专家指出，这与各地生活习惯有关。比如，广东省的恩格尔系数一直相对较高，据推测与当地民众爱好美食\u613f意在食品消费上投入有一定关系。而一些西部省份居民，可能在“吃”上精打细算，反映在数据上，恩格尔系数就比较低。

1935年，美国的恩格尔系数为35%，1960年为22%，1970年为17%。1970年代后，美国恩格尔系数降至较低水平，对居民消费倾向影响趋弱。

20世纪90年代，恩格尔系数在20%以下的只有美国，达到16%。2016年，美国恩格尔系数为8.3%；2018年，美国恩格尔系数为8.7%。

1950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为57.3%。1963年左右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民众生活富裕，可支配收入增加，因此恩格尔系数也呈下降趋势。196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为为39.7%，1980年为27.3%。

从21世纪10年代开始，日本恩格尔系数逐渐上升；201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22.2%左右；2014年后开始上升，到2016年达到26%。恩格尔系数在日本逆势回升，一方面是受消费税增加和食品厂商相继提价等因素影响，另外是人口构成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包括人口老龄化、单身人口增加、在外就餐人次增加、支出增加等。新冠疫情后物价上涨，日本恩格尔系数明显上升。

2024年1至8月，日本的恩格尔系数(两人以上家庭)为28.0%，以年平均水平来衡量，达到1982年以来的最高值。从日本9月的消费价格指数看，大米类上涨44.7%，是时隔49年的最大涨幅。食品价格上涨给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成为拉低消费的一个原因。

2012年-2016年五年来，俄罗斯居民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食品开支比重从28.1%增至32.3%。

2021年，韩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达到12.86%，较2020年（12.85%）上升0.01个百分点，创自2000年（13.29%）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统计住房支出和水电杂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的施瓦贝系数为17.94%，同比（18.56%）小幅下降，为近5年第二高。恩格尔系数上升主要由于疫情长期蔓延，维持基本生计所需的消费支出占比增加。同时，食品物价上涨也起到影响。

20世纪90年代，欧洲、加拿大一般在20%~30%之间，是富裕状态。东欧国家一般在30%~40%之间，相对富裕。

基尼系数（Gini index、Gini Coefficient）是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一种用来衡量各个时期内家庭和个人消费的商品及劳务价格平均变化程度的指标。它的变化表示居民货币收入及购买力的升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和劳务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费用的影响。世界各国CPI的统计，都是基于对本国一定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样本量的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抽样调查。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民族消费习惯等不同，CPI中的消费品和服务的类别以及权重也不尽相同。CPI的数值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各个类别中每一个规格品种的价格变化，另一方面也取决于CPI的构成。

中国采用的CPI商品分类目录和编制方法始于2000年。CPI的统计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和居住共八个大类，二百五十一个基本分类。每个基本分类又有两个到十多个不同数量的规格品种，共计七百多个规格品种的商品和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