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舞台》又名《陈素真回忆录》（上部）1991年出版发行。人物传记。陈素真著。约17万字 。全书由41个故事组成，以第一人称详细叙述了陈素真从童年到学艺、成名的前半生坎坷艺术生涯，其中涉及一些豫剧史料。书前有文学家曹禺、田汉为陈素真的题词及她本人生活、演出黑白照片23帧。

我是1918年3月20日出生的。从我记事时起就是跟着继父生活。继父叫陈玉亭，是个唱戏的。他唱红脸，人称红脸王。据说生父姓王。他很怕我妈，从没打骂过我，可也从来没管过我。我母亲并不爱我，从我记事时起，她差不多天天都打我。我童年时像乞儿似的生活着。

在开封住时，我上过几天学，我在学文化方面是班上最笨的一个，所以没上多久，学校就不要我了。后来就拾柴禾、剥花生。妈妈几乎天天骂我笨货。我也确实笨得出奇。我的奶名叫佩玉，上学时就叫王佩玉。

小时候跟着戏班，那时戏班里都兴喂狗，最少喂两只。戏班里没有别的家属，只有我妈一个女的，也只有我一个小女孩。我特别爱狗，大人们就叫我狗大王。这样传来传去，传成了小狗妞了。所以人们都以为我的小名就叫狗妞呢!

我是1926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那天拜师开始学戏的。原来的河南梆子戏班中可没有

女的，旦角这一门全是男人扮演。那时女子不单是不能唱戏，而且女孩子一过12岁，连戏台也不许上了。若是不知道这个规矩的人，带个12岁以上的女孩上戏台，那就得为戏台烧香、放鞭炮，杀鸡祭台子，破破霉气。我小时候天天看戏，只要看一次，回去就会唱几句，大人们都非常惊奇，说：这孩子可真神哪，怎么就唱的满板满眼呢?都夸我，说：这孩子可真是个学戏的好材料，可惜是个女孩子啊!

我是个小戏迷，不爱和别的小孩玩，总是爱一个人在屋子里模仿演戏。凡是我看过的戏，回家就模仿起来。我抽下竹帘子上的竹篾子，或找两根柳枝条，插在头上当雉鸡翎。起先插不住，我就用扎腿带子绑在头上再插。尺子、擀面杖、小棍、刷子、鸡毛掸子、切菜刀等等，全成了我的道具。大人的手绢，就是我的裙子。除了跟大人去看戏，我就喜欢独自在屋子里把我那套服装道具扎裹起来，头勒绳带，上插竹蔑，腰系大手绢，手拿尺棍，边唱边耍。越唱越高兴，完全沉浸在幼稚的艺术创作和自我欣赏的快乐之中了。因为大人们都说我是个学戏的材料，我妈妈同她一个结拜的六姐商议，让六姐同她的丈夫王清云商量，让我和他们的女儿—块学戏。王清云是演武生的。他有个女儿叫妮子。比我大一岁，长的极美。她老姐俩都想叫女儿学戏，可是两人的丈夫都不同意，原因是不敢破例。我养父陈玉亭和六姨父王清云是开封同乐舞台的主要演员。同乐的经理单耀卿，他思想开通，我母亲和他谈起要我学戏的事，他很支持，并把班里很重要的顶门老旦(戏班里老旦角色演得最好的称为顶门老旦)、名老艺人孙建德先生抽了出来，专门教我们。要不是单经理支持，我们学不了戏。

孙老先生演了一辈子好戏，也教了一辈子徒弟，开封一带的名角，十之七八是他的徒弟。那时开封的名角，老生有徐金发、张子林；武生有赵福金、王清云；小生有王金玉，外号火鞭，意思是走到哪里响到哪里，红得发紫；旦角这一行就更多了，有五十来岁的，有四十来岁的，有三十来岁的，著名的红角有李剑云、阎彩云、石湘云、李瑞云，这四位是20年代前期大红特红的名旦，称“四大云”；还有个演青衣的名角叫王序亭，两个名丑李德奎、石金声。这些艺人全是我记事时期开封了不起的红角，都是孙老先生的徒弟。孙老先生在国民、永乐两戏院的徒弟们群起反对收我们两个女的为徒，说是破坏了老规矩，二是对老演员没法称呼，因为我们太小了，我们称呼老演员为老师，年岁大点的演员就不愿意了，说他们降低了辈份。但孙先生很坚决教女的，一定要收我们。我们称孙老为“师爷”。在行礼之前，又收一个名叫小喜的女孩。小喜姓张，比我大一岁，她妈妈有个外号，叫“包打相国寺”。

我们学戏的地点在开封曹门里王清云的家内。王家住的地方紧靠着城墙，住户少，喊嗓子方便。我和小喜都住在王家，王宅西屋的北边是个大院，是我们练功的地方。

我在王家学戏的一年多中，没挨过一次打。我每天早晨鸡一叫准醒，叫醒妮子和小喜同去喊腔。我不懒，不馋，不贪玩，老实听话。我学戏词和唱腔快得惊人，最难学的也超不过三遍，普通的水词(即白话戏词)一遍就会。我练功不偷懒，不论师祖在不在场，我都是实实在在认真地练，从不惜力。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去城根喊腔，除了下雾不去(老师说下雾时喊腔对嗓子不好)，一般风雪天气照喊不停。喊法是，一喊，二唱，三念白，和喊一、二、三、哼、嗯、哎几个字音。我们每天大约喊上一个来小时。喊罢不许说话，也不吃早点，喝点水就去练功。我们的基本功是推圈，即是跑圆场，因是双手和两臂跟着跑步摆动，所以便叫推圈。再是踢腿、飞脚、站架子，耍棍子。推圈最苦，跑得透不过气来，都摔趴下过。

我们的开蒙戏是《燕王扫北》中的《吵宫》一折。这出戏的板式较多，几乎把豫剧的唱法全占有了。若能把这个小折子戏的板式、唱腔全掌握好了，再学一百出戏，也是这几种板式和唱腔。《吵宫》的主角是晏月公主，属于正旦，其次是陈妙棠，属于小旦，我学演公主，妮子学演陈妙棠。我们学戏没有剧本，就是有也是白费，因为都不识字，全靠口传。孙老念一句，我们跟着学念一句。我们学了《燕王扫北》一出戏，还学了《打灶君》《日月图》、《芦花河》、《玉虎坠》、《闹山湾》、《花打朝》等戏。由于我的嗓子特别坏，老师常常叹惜说：庄王爷(豫剧演员敬的神称庄王爷)太不睁眼了，这么好个材料，怎么不给个好腔呢!他看旦角一门没我的饭，就教我学演外八角即生、净、丑。《芦花河》戏里，我学须生薛丁山，《花打朝》里，我学演程咬金，《打灶》里，我学演田二愣，是个二花脸。《闹山湾》戏里我演的是个老丑。《桃花庵》我演苏昆，是个老生。《破洪州》里我演前边的寇准，是个老生，兼演后边的白天佐，是个花脸。《姚刚征南》里我演前边的须生邓禹，后边演花脸黄金涛。还有一出《阴阳扇》又名《牡丹亭》也叫《拉死驴》，也是个三小戏，即小生、小旦、小丑戏。我先演刘府小家郎，中间演刘二员外，后边演开店的老头，前后三个人物全是丑角。

孙先生是全能的演员，他也想把我教成个全能演员。他爱我学戏快，更爱我守规矩、老实，怜惜我没个好嗓子，老怨庄王爷不睁眼。

我们学戏的三姊妹是1928年阴历二月二日开始登上舞台的。因为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大人们要取这个吉利，要我们也能像龙抬头一样露头，大显身手。在我们上台之前，给我们起了新名字，用“真”字排，小喜叫张五真，妮子叫王守真，我呢，王姓改为陈姓，佩玉改成了素真。从登台这天起王佩玉三个字消失了。我们演戏的地点是开封相国寺同乐舞台。我们的海报一贴出去，就轰动了整个开封城，原因是我们是首次登上豫剧舞台的坤角。可是。人们不看不知道，一看把头摇。我们还坐不上椅子，非坐不可时，便由监场的用手掐住我们的胳肢窝，把我们搬上椅子，惹得观众大笑。我们上演的头一出戏是《日月图》，我演主角胡风莲，王守真演小生汤子彦，张玉真演白风莲，李德奎先生演胡府公子胡林。李先生只一场半戏，得了好多彩。我演了好长时间，一个彩也没有。

我们这头一炮虽然没打响，可是我们作了豫剧坤角的开路先锋，历来不许12岁以上的女孩子上戏台的严格制度，是我们打破的。我们劈山开道，随后才有人踩着我们开辟的道路行走。

当时相国寺说书棚内有四个唱坠子的：马桂枝、马双枝、马玉枝、范丽凤，她们看见梆子戏有了坤角，就拜了豫剧名角杨金玉为师改唱梆子。后来不知为什么，桂枝、玉枝，范丽凤又重操旧业回到说书棚，双枝嫁给杨金玉当了豫剧演员。当时双枝二十左右年纪，一双小脚，长得又俊，又是唱坠子的红角，改唱梆子，人们新奇，确是红了一阵。

在同乐舞台，一天忽然叫我上演个正戏，剧目是《反长安》。我很高兴。《反长安》是杨贵妃的戏，内侍太监、宫娥才女全是大男人扮演的，我在他们中间，像是马群里边一只小羊羔，极不配当。上场的第一句戏词是：“杨贵妃出宫来插花系凤。”这头一句就砸了。因我的嗓子像破锣似地难听，观众哄堂大笑。唱第二句，台下笑得更厉害了。我害伯，着急，第三句连弦也够不上了。简直就像黄鼠狼拉鸡似地难听，台下不笑了，喊起倒好来了，我也吓哭了，吓傻了，词也忘了。就这样，我被轰下了舞台。这是1930年春末夏初间的事，我刚满12岁，已经知道羞耻了。从这件事之后，我不敢抬头，低着头出入相国寺。养父和母亲知我在开封是没饭了，就打算带我到外县去搭班，然而一时还走不了，必须得过阴历八月十五才能走，因为豫剧的老规矩是一年三季，腊月初九至四月初八是一季，四月初九至八月十五是一季，八月十六至腊月初八是一季。不到季头，演员不许走，班主也不能赶，不遵守规矩，半道打瓜了(豫剧把逃跑叫打瓜)捉回来，轻者打骂一顿，重者割只耳朵。到了季头，演员可随便走，班主也可以不用。我丢人时，已过了四月初八，离中秋节还远呢，所以不能马上离开同乐去外县搭班。一直等到过了八月节，我一家三口才到离开封百十里的杞县搭班。一去四年，在这四年中，我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可也锻炼了我。

苦练腔，化新装，开戏窍

到杞县后，我便改用了二本腔，虽然声音很低，却很耐唱。除一日三场戏以外，我还加唱送客戏，这都是我练腔的好条件。在农村，早晨可以喊腔，为了想把我这条坏腔练出来，我每早坚持去喊。在王家学戏时，师祖常讲。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师祖的教诲对我有好处。我不怕苦，不怕累，除了一天三场戏外，还坚持喊腔。叔叔伯伯们告诉我：妮啊，你喊时，冲着风喊，喊出来的腔耐唱。我就冲风喊，叔叔伯伯们又说：妮呀，你喊腔时，最好能对着水喊，喊出来的腔，洪亮好听有水音。我每到一处，就先找水坑，没水坑就找井。我老实听话，恨不得这个坏腔一下子能变好，大人们教我怎么喊就怎么喊。

我在杞县四年全是住庙，同班人都没带家眷，只有我们是全家三口。有时庙里有小房子就让我们三口人住，有的庙内没有小房子，我们就和大伙挤一块，在靠墙角铺个大点的地方，挂个白布大帐子，三口人都睡在帐子里。遇上大风大雪的天气时，妈妈便不让我起来去喊腔。不喊就不喊吧；但是心里不踏实，好像有件重大事没办似的。我不能唱一辈子野台戏呀!想为人上人，得受苦中苦，怕苦怕冻，能为人上人吗?嗓子练不好，什么也别想了。想起这些，我就急忙跳起，穿衣出去。为了这要命的坏腔，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大的罪呀!这样早晨喊，日夜唱。一年多的时间，我这条像蝇子哼哼的小细腔，竟然变成了金钟玉磬般地洪亮好听，并且耐唱，越唱越好，这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啊!这腔一练好，就如虎添翼了。

在这一年中，我不只是光练嗓子，也创造改革了化装，会的戏也越来越多，表演动作，也随着越来越好了。初到杞县的八九个月，我给刘、陈二位老先生当配角多，是这班里的小戏补丁。八九个月之后，不知不觉地嗓子逐步见好，配角戏也逐步减少了。一年以后，刘、陈二位反倒给我当了配角了。我由戏补丁逐渐变成个小主演了。

自从开蒙师祖离开我们之后，我再没有按部就班地学过戏。在杞县农村一天演三场戏，同班的伯伯叔叔们虽都很喜欢我，但都没有空闲的时间细教我。我的戏，十之七八是现学现演的。1931年中秋以后，我上演的戏有《秦英征西》(又名《对松关》)、《洪玉娥背刀》、《狄青征西》(又名《烈火旗》、《双燕公主》)、《樊梨花征西》(又名《反西唐》、《三上关》)、《金盆计》(又名《大战十一国》)。这些戏是唱打并重戏。豫剧没刀马旦这一名称，谁能演谁演。《抱琵琶》、《大祭桩》、《黄桂香哭墓》是悲剧。《杨文广征东》(又名《老征东》、《平安王》，后改名《穆桂英挂帅》)、《燕王扫北》、《七圣归天》(又名《收张英》)，算是正旦、帅旦戏。《蜜蜂计》、《花打朝》、《孙吉祥吊孝》是泼辣旦戏。《春秋配》、《梅花驴》、《玉虎坠》是闺门旦戏。以上这些戏。是我逐渐出名的红戏。到了1932年，我还不满14周岁，就一下子长成个大人了。我的脸长得不好看，可我却长了个苗条的好身材，演戏时，穿什么都好看。当年在一起学戏的几位姐妹，都比不上我的身材。

在我记事时，天天在后台玩，生旦净丑的仳装我天天看。正旦的化装，脸上不搽脂粉，全是清水脸。用两块长鬓，在眉头中间人字式一贴，向下拉，拉到耳朵底下，再两边一兜，脸形便成了上尖下宽了，这正和那时乡村妇女梳的头形一样。那时可没有水纱、线帘子，有网子，有一条大约四尺长、一尺宽的黑纱包头，叠成二寸宽，由前面向后一勒，把余下的包头分在左右胸前，演苦戏时用它搌泪，它就代替了小旦手中的手绢了。头后边的大发没有发垫，也没簪子，就用左手拿住大发的疙瘩，右手用木梳梳通，再拉住发梢向上一拉，把发梢缠在发头疙瘩上，再把发头疙瘩往网子中间一塞。一插，这个正旦装就算是化好了。那时哪有宝石花呀，若演富贵人家的角色时，就戴上几个小琉璃珠子穿的花，一般家庭带几个银泡，像秦香莲这样穷苦的角色，什么也不戴，又是黑的，脸是黄的，符合剧情。

小旦，便是京剧称呼的花旦，豫剧早先叫小旦，把青衣叫正旦，彩旦叫婆旦，也叫丑旦。丑旦没有专工，老旦也演，丫环旦也演。小旦化妆，脸上搽官粉，搽时有的用水化开往脸上拍，有的就用唾沫吐在手心里化开往脸上拍，拍成个大白脸。胭脂是桃红色，放在个大酒杯里，加上冰糖或糖块熬，熬成一大酒杯，融凝在杯中。用时有的用手沾点水，有的就吐点唾沫在酒杯里抠点，抹在手心里搓搓，再往脸蛋上拍。没扑粉，也没别的。下嘴唇上点个小红点，正符合唱词上的樱桃小口一点红。这便是演小旦的脸和嘴。至于贴鬓，小旦是把两块大鬓从眉头上“人”字式左右向下直贴，贴到嘴齐再往后拐个圆弯，再兜耳朵。也有用三块鬓的，在眉头上横贴一块小鬓，再把两块大鬓左右直贴下来。网子、包头和正旦用的一样，大发用个不大点的小发垫，再用一头卷成圈，另一头是圆形的小铁簪子别插住，用红头绳穿着簪子盘扎大发中间，成个小小的髻子，戴的是琉璃珠穿花，还加戴几朵妇女们过年过节或有喜事所戴的花朵。我那时的小圆脸上，经常被这个抹点红，那个抹点白，还抹过小丑，插过花朵呢。

戏班子进入剧院之后，豫剧红角李瑞云的化装便有了革新，他用了四块鬓，眉头上依然是“人”字式的贴法，但不往下拉，从耳朵上边过去，另两块左右直贴，这就比原来的两块、三块进了一步。他还买了一副蜡珠串的头面戴上，这又比原先的琉璃珠花好看了。他买了头面，又加贴了两块鬓，这便是他在20年代豫剧旦行中的一个创新。20年代后期，国民舞台邀了个洛阳的名角，叫李门搭。这是豫西调第一次进入开封，唱腔新鲜，观众欢迎。李门搭的贴鬓是三块，中间一块。用鬓发卷成个小筒，两头还露出一小撮毛毛，贴在眉头上。单经理见国民舞台约来的角色打红了，他在豫西约了个金玉美，到开封一唱，比李门搭还红。金玉美用了四个鬓的贴法，不久他又加一块，弄了个大圆圈，贴在眉头上。豫剧名角聂良卿在四块鬓中，加上小刘海。李门搭的小圆筒，聂良卿的小刘海都没兴起来。兴起来的，还是李瑞云四块鬓的贴法。

我去杞县，杞县的旦角主演是师徒二人，老师朱黑，约有五十来岁，是杞县三大名角中的一位，演正旦。他徒弟叫三成，约30岁左右，演小旦。他师徒仍然是20年代前期的化装。三成见我用四块鬓，他也就改用四块鬓贴了。我用金玉美的办法，眉头上加了个大圆圈，他跟着也加了大圆圈。我见他老跟我学着贴鬓，就用心琢磨改变贴鬓的办法，那时找头发很容易，只须用弦一捆，焊点黄香就行了。我就在金五美加的那个大圆圈的样子上，改变成小圆圈，在眉头上贴了三个，由三个加成五个，由五个加成七个，九个，十一个，也曾在脑门上放个小刘海，两边贴小圈圈。我这么贴贴，那么贴贴，高点贴贴，低点贴贴，直着贴贴，弯着贴贴，宽点贴贴，窄点贴贴。我一天要化三次装，上午我这么贴，下午我那么贴，夜戏再变个方法贴。就这样贴来贴去，可真是所谓熟能生巧，我终于摸索出来一套前人没有过的贴鬓的新式样，把我这圆脸变成了鸭蛋脸，比以往的贴法俊多了。这真是天下没难事，就怕有心人。

我在贴鬓上成功创出了弥补圆宽脸形缺点的路子，可是我看看人家三成那一对眉、眼，我又气馁、难过了，三成的眉毛是那么黑，眼睛是那么大，鼻梁是那么高。我羡慕人家的眉眼鼻子，这可怎么办?怎么能使自己的眉变黑、眼变大、鼻梁变高点呢?我想起唱花脸用的画脸的黑烟，若用黑烟在眉上抹抹不很好吗?我一记事，就跟戏班子在农村生活，唱旦的没有画眉的。在农村也没见过画眉的，在开封住的是大杂院，全是穷苦人，也没画眉的，由于没见过画抹眉毛的，所以我就不知道眉毛能抹能画，若是早先能见过的话，我早就模仿人家，把我的黄眉描黑了，哪还会待到这时呢?男人演小旦的，全是脂粉搽好后，用湿布在眉上擦擦就完事了。大白嘴唇，连擦也不擦，只在下嘴唇中间点个红点。当我想起了用黑烟抹抹眉时，还不敢大胆地抹，怕抹不好，误了上场可坏了。万事开头难，这第一次试验着抹眉，老怕抹坏了。我是用画花脸的油烟笔先轻轻在眉上抹了点，然后再用食指的边缘，轻轻慢慢地顺着拉拉，没出错，我对镜子看看，挺好的，又让大人们看看行不行，都说好看，比没抹时好看多了。又成功了，我很高兴，于是就越抹越胆大了。黑烟是用香油拌和的，到夏天一出汗，容易流，我就又琢磨起来如何不让油黑流下。我就改用烟末。干烟末不好用笔，又想不出用什么代替毛笔，只有仍用食指的边缘粘一点点烟末，试着轻轻地抹抹。抹完一看，比油抹的更好。油烟抹的死板，干烟抹的灵活。这样，我的眉毛比三成天生的黑眉好看了。贴鬓把我的脸形变俊了，抹眉使眉也变黑了。如何改变小眼、肉眼泡、塌舁梁呢。想呀想呀，想不出好办法来。一次我在抹眉，一小块干烟末落在我的眼皮上。这可坏了，洗洗睑重化装吧，非误了上场不可，不洗吧眼皮上一点黑，多难看呀!我对镜发呆着急，忽又想到，眼睫毛不也是黑的吗?何不把眼皮上这点黑烟末，抹在眼睫毛上呢?我即用食指的边缘在眼皮和睫毛上轻轻地抹。抹完睁眼一看，好哇，眼睫毛黑了，眼睛也变大了。我赶快把另一只眼睫毛也抹一抹，然后一吊眉，一照镜子，喜欢得简直就没法形容了，不但眼大了，好看了，也精神多了。我叫大人们看看，谁看谁喝彩。我高兴得直向庄王爷鞠躬致谢。我的眉眼一抹好，对我来说真是锦上添花啦。

创造一点新东西真是艰难啊!失败再失败，返工再返工，我常常为这着急。那时的生活环境，使我无从借鉴，无法模仿，全靠自己思索，琢磨，而我那时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圆脸、小眼、黄眉三大缺点，都已弥补了，塌鼻梁问题也随着画眼和用胭脂的改革逐步解决了，我脸上的缺点全用我的双手给改变了。这是我在13岁时，在豫剧旦行方面化装的革新，我成功了。在化装方面，我不仅仅是改革了贴鬓、画眉、画眼的方法，就连如何用胭脂、粉、口红、干油、眉笔等我也进行了创新。1949年初，我开始用油彩化装，两年以后。豫剧中才逐渐用了油彩。杞县农村的一天三场戏，是磨练我的好机会。一年多的功夫，腔练好了，脸也变俊了，全亏这一日三场戏的上演，若没有这个实践的好机会，我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1932年前后，我已经是红遍豫东了。那时我是14周岁的姑娘，长高了个头，像小老虎般健壮。我的嗓音洪亮，越唱越好。不过有时也唱送客戏。

何谓送客戏呢?在开封那几个戏班子还没进入剧院之前，唱高台戏时，每场必有前后两个戏，前边一个叫头场，这头场戏归老生门的戏补丁唱。戏补丁扮个吕洞宾或诸葛亮似的人物，敲着小锣上场，念引子，坐下，念诗，表名，再表白一大套，然后是唱，慢板，流水，二八。在他念词时，每一个字都拉得很长，是专门为拖延时间的。原因是外老板去神棚，请老会首们点戏，演员全在后台等候，外老板不到后台，谁也不知人家点什么戏，也都没法化装。这个头场戏就是专为外老板点戏回来，演员们化装安排的。正戏第一场的角色都扮好了，外老板在后台喊一声：“熟了。”这个“熟了”，就是好了，唱头场的—听说“熟了”，他就唱着下场了，若后台不说“熟了”，他就得前三皇后五帝地唱，啥时候听见“熟了”，他的戏就算唱完了。送客戏归旦行的戏补丁唱，那时的好角，既不唱开场戏，也不唱大轴戏，全在中间唱。好角唱完后，即出来个唱旦的，把台下观众唱走为止，这就叫送客戏。这头场戏和送客戏，早在开封戏院子内废除了，高台戏依然照唱。我到杞县先前的一年多中，除了主角、配角场场上演以外，还附带着唱送客戏。因为送客戏归旦角这一门，我是小孩，也不知累，大人一说，我就唱了。旦角的送客戏并不限于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唱的，只要观众一走，演员全下场了。1943年我在重庆看过一次川剧，正戏《四郎探母》演完后，出来个男旦青衣，扎腰包，他一边唱，观众一边走；已经是40年代了，重庆的戏园子竟然还保留着送客戏。

豫剧的板调不多，一般规律是飞板转栽板，栽板转慢板，慢板转流水，流水转二八板，二八板就可以连唱垛子板呀，狗撕咬哇，挂搭嘴呀，还有快二八，紧二八。还有两样不常用的，一是起板，二是滚白。每出戏上必用的只有三种：即慢板、流水、二八板。你只要把这几种板式的唱腔每种板式学会六句，你就算是把豫剧的整个唱腔全学会了。我到杞县，十之七八的戏是现学现唱的，怎么就那样容易呢?就是用不着学唱腔，只须大人们一说，上去唱啥板，转啥板，就行了。只有旦角唱的慢板五音和哭剑(“五音”和“哭剑”都是唱腔名)难唱，其他都简单极了。豫剧慢板五音的唱腔，除了我和田岫玲，大概是没有女演员再会的了吧。哭剑的唱腔，只在《头冀州》上用，而《头冀州》这出戏。自1935年以后就不演了，这个哭剑的唱腔，也随着这出戏终结了。1952年年底，我移植汉剧《宇宙锋》，排演时，我忽然想起了哭剑的腔适合装疯时用，于是我便把它又挖掘出来，用在《宇宙锋》上，效果很好。可五音唱腔自从1936年春我的嗓子坏了以后，就算是沉没了，如今是否还有人会，我就不知道了。

《三上轿》这出戏，我真不喜欢，更不敢唱，但在严母的威逼之下，我不敢说个不字。我那时已知珍惜名誉，我怕把大轴戏唱成个送客戏，我的脸面何存啊！我正在为难之时，想起了养父陈玉亭唱的《司马懿探山》了，那不也是一个人的独唱吗?李德奎老先生的《打沙锅》呢，不也是他一个人的独角吼戏吗?他们的独唱戏，非但没把观众唱走，唱睡，而且还非常红火，我为啥不能把死戏也唱活呢?我能改变化装，难道说就不能把唱腔也变变吗?想想这些，我就哼起戏来，要像陈老唱的《探山》那样，把这《三上轿》唱成个留客戏，于是我就又琢磨起来了。心里苦思苦想，口里不住地哼唱，在《三上轿》原腔的基础上，我这么唱唱，那么哼哼，左唱右唱，瞎哼胡哼，去厕所也唱，睡梦里也哼，就这样入迷似地哼来唱去的。痴诚感动了上帝，上帝赐给我一套从前没有过的新唱腔。内中的快二八连板的末一句转慢二八，词是：“俺举家讲不尽离别话，小媒婆不住来催我，开言来叫媒婆，李奶奶有话对你说。你把那翡翠珠冠来转过。”这五句是快唱连板，下句转慢，词是：“崔家女哭哭啼啼我把这孝衣脱，无计奈何，我换上紫罗。”这一句我可费了大劲了，因我想把这句戏唱得更精，更奇，更出色。我怎么哼也哼不出来我满意的新腔。不料我在梦里忽然哼出来日间没有想到的新唱腔，一哼出，我就醒了，一醒，即接连不断地哼。天一明，我就去给庄王爷磕头道谢，我认为是庄王爷在梦中教我的新唱腔。

那时的演员，没有和乐队合乐练唱的事，全是十三块板上见。所谓十三块板，便是农村的戏台上，只铺十三块板子，戏班中人谁和谁要是闹气的话，就会说：好，咱们十三块板上见，也即是说台上见。老辈人有没有在台下和乐队练唱的，我自然就更不知道了。我毕竟还是个没有经验的孩子，生怕自己哼出来的新腔不行，在上场之前，几次在神桌前默求庄王爷保佑我，可别唱砸。没想到我哼出来的第一句慢板下韵的新腔就得了个满堂彩。往下再唱，就别提了，凡是我哼出来的新腔，唱一句，一个彩，就连陈老的《探山》，李老的《打沙锅》合在一起，也没我这出《三上轿》得的彩多。我万万没有料到会唱得这样子红火，做梦也想不到会得这么多的彩。我唱完回到后台，可了不得了，伯伯叔叔们把我包围了，这个夸奖，那个称赞，尤其是乐队的伯伯们，把我夸成了仙女，说我是庄王爷特派下凡的。我那时很信神仙，所以我的练腔、化装、创新腔，一切全归功于庄王爷了。

我没想到这出早被埋葬不演的《三上轿》，竟被我唱红了，死戏被我唱活了，送客戏变成了压大轴戏。我兴奋得好久睡不着。我体会到观众喜欢新唱腔，总守住老一套东西，不改改样，变变招，天长日久就厌烦了。观众一个劲地喝彩，不就是为我哼哼出的这些新腔吗?鼓掌是给我的奖赏，想叫我再哼出些新腔。我可不能辜负观众对我的希望，我应该把我所演的戏，都演成和《三上轿》一样的好，才对得起观众。

《三上轿》上的新腔，是我在豫剧唱腔方面革新的一个成果。我应该骄傲，可那时的我却不会骄傲，呆的很，《三上轿》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能把死戏唱活，那么活戏再下下功夫，不就更活更好了?我便在我常演的十几出戏上，一出一出地挨个琢磨起来了。一是把《三上轿》上的新唱腔移植运用，二是按剧情、唱词琢磨再哼哼新唱腔。我改变唱腔，可不是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别的剧种的唱腔硬加在豫剧中，更不是偷窃人家的唱腔硬吹成是自己的唱法。我全是在传统唱腔的基础上加工发展的，怎么唱，也没出豫剧的范围。河南人爱听我唱，也就是这个原因，说我没脱开豫剧的风味。1935年以前，我只在杞县看过河北梆子，再没看见过比豫剧好点的剧种，即使我想借鉴，也无处借鉴。我身上的这点东西，完全是我自己刻苦努力钻研出来的。写到这里，我就有无限的感慨。

关于唱腔一事，可惜我不会乐谱，不能把传统的唱腔和我创造的唱腔分别都谱出来，这真是件憾事呀!

在《三上轿》上演以后不久，在杞县城隍庙一带，便听见人们学唱我唱过的几句新调。同班人对我说：“你发明的新腔调，真打开了，到处都听见有人哼哼着唱。”

《三上轿》一打响，班主和戏院的经理派演这出戏的场次多了。去农村演，每个台口都少不了唱《三上轿》，还有的地方，四天中叫我唱两次。这也是那时豫剧界破天荒的事。我哼出的新腔，爱唱路戏的戏迷们哼哼唱唱，越传越远，传遍了豫东和开封，可见得民众的传播宣扬真了不起。

《春秋配》也是当时常演的戏。《捡柴》一场，就有三个慢板，而后边两个慢板中有五个过板，这五个过板的腔调大同小异，都极简单。《捡柴》一场是个重点场子，应该费费心，把这场戏表演得出众拔尖才对。于是我就又哼哼起来。这三个慢板共十七句的唱词，我一句一句地改，改变了原先的模样。《三上轿》和《春秋配》都是闺门旦戏，剧情都是很苦的，表演、唱腔都宜有些悲悲恻恻才好，老唱腔没这些区别，全在于演员的掌握了。我把《捡柴》一场唱好，费了很大的劲，但成功了。民众喜爱的新东西一出现，便普及得很快，后来者无人不学，无人不用，但他们哪知我这个创造革新的人。耗费了多少心力呀!可真是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为豫剧的提高发展开辟道路哇!

创新腔救活了《三上轿》，我的名声也一跃百丈，小主演变成大主演了。我今天回忆起那时的我，只有心疼，难过，伤感，可怜我。那时我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没人疼，没人爱，没人管，没人细心教导，全凭自己单人独影，瞎胡摸索，又担负起重戏主演，和现在十四五岁的孩子一比，我难道不可怜吗?可那时我只觉得很有趣，很幸福，在戏台上是最美好的时候，演戏是最愉快的事，观众是最亲切的人，这些是我那时心灵中的感受。

在表演方面的努力

自从离开孙老先生，再没人像他那样仔细地教过我戏。我也算得有助手，这助手是镜子、月亮、还有太阳。我从小有个毛病，爱照镜子，爱看自己的影子，只要没人时，我就对着镜子出洋相，做出各种各样的脸：哭脸、苦脸、含悲脸、暗伤脸、饮泣脸、惊骇脸、恐惧脸、焦急脸、惶惑脸、气愤脸、仇恨脸、忧思脸、愁闷脸、烦躁脸、狠毒脸，惊喜脸、假喜脸、悲喜脸、大笑脸、轻笑脸、微笑脸、含笑、冷笑、苦笑、哭笑等等的怪脸。我把各种不同的感情做了出来，面对镜子自我欣赏，成了习惯。直至今日，仍然是一看见镜子，不自觉地就做起表情来了。我爱看自己的影子，日间，无论太阳多晒，只要有影子，我便来劲了。看着影子，就比划起来，这样走走，那样扭扭，扎扎架子，亮亮相，越玩越有趣，忘了烈日的酷晒。在月光下，更玩得美了，常常被妈妈大喊着，才回屋去睡觉。1931年之前，我是为玩，1931年以后，我逐渐懂事了，便注重着一个“美”字。照镜子，我不是只为玩了，要看脸上做起戏来，好不好看；尤其是哭脸，因为有些人演哭戏，脸上是笑容，有的咧个大嘴，不好看。我认为台上演戏，样样都宜好看，哭，也要哭得好看。我是见过好多不好看的表情动作，我生怕我也是那样，所以我力求表情动作样样都美。没人教导，没人帮助，我就用镜子、影子作我的助手。好的表情动作，就留用；不好的就扔了。

杞县化妆用的镜子，半块的多，完整的少。后来妈妈知道后台的情况，就给我买了个饭碗大小的镜子。这面镜子，一直陪我三年多，帮了我不少的忙。

在开封的舞台上

离开开封时我是个12岁的小黄毛丫头，返回时，已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离开开封时，是自己唱砸了锅，被观众轰下了舞台，含羞走的。回来呢?正如楚庄王所说的：“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

在开封，我是上演《反长安》唱砸的。回到开封，我依然先要上演《反长安》。单经理和家长都不同意我演这出戏。自从唱砸以后，我再没演过这出《反长安》。这次上演，我决心只能演好，不能失败。决定演《反长安》后，我自己便闭门琢磨起来，如何演唱得出色。为了把《反长安》上场头三句得倒好的羞耻洗刷掉，我把开封从来没人敢唱的慢板五音给用上了。《反长安》是出折子戏，虽然四年多没有演过，我用心在唱腔上加加功，创创新，一折戏就打响了。我得倒彩的头三句戏，捞回来四个正彩。我不仅仅是唱法新奇。开封观众没听见过；我的化装，也是开封爱看豫剧的观众从未见过的。不用说别的，只这两点，即可“一鸣惊人”了。

这时开封的红角，有山东梆子坤角王润枝，坠子改唱豫剧的马双枝，在火神庙很红，司凤英在国民舞台更红。正是因为司、王二位在开封红得发紫，同乐舞台的业务一天不如一天，直下降到只有三四成座。单经理如何不急?他老人家像三顾茅庐似地邀请我们回汴。

火神庙那班戏，原本和同乐、国民两班差得很远，王润枝一到火神庙，大红了一阵，把同乐和国民两班给压下了。国民一急，去郑州把杨金枝请回去了。杨金枝比我还大一岁，当然也长成大人了。她长得漂亮，又有一个好腔，一回开封，又改名叫司风英，逐渐地就把王润枝给压下去了。王润枝嘴头巧，唱山东调，和风英相比就差多了。凤英是坐科出身，文武双全，王润枝是半路出家，只会唱。司风英是17岁的姑娘，王润枝是二三十岁的妇人，王到开封压下了金玉美、李门搭，司风英又压下了王润枝。当凤英正在大红特红之时，单经理邀回了我。我一出折子戏，就打了个四面开花。接着上演旦角门的《樊梨花征西》、《穆桂英征东》、《姚刚征南》、《燕王征北》四大征和《双燕公主》、《对松关》(又叫《秦英征西》)、《大祭桩》等戏，就更响了。经理叫我上演《三上轿》我不演，我非留在最后上演不可。那个时候，河南唱戏不兴几天一重复，讲究的是能唱个一月四十天的不重戏才好，若是十天半月地一重复，这个角就不值钱了。我在豫剧几个唱响的坤角中资格是最老的，会的戏也算得上是最多的。若和老一辈的旦角相比，我会的戏就是最少的了。拿得出的像样的戏，也只有20多出，全是我为主的重活戏。另外会的虽不少，但大多是群戏或配角。当时为了延长日子，硬是拼凑了一个月没重戏。反正不论我演啥戏，只要有“陈素真”三个字，总是爆满。这个把月已经够红的了，到《三上轿》一上演，同乐的席棚戏园子几乎被挤塌。

《三上轿》上演，观众的情绪比在杞县上演时更热烈，更红火，并且打破了豫剧一个剧目在短期内不重复上演的旧例，一个礼拜得重演一次，还要在礼拜六夜戏上演。每次上演《三上轿》，不仅是站签两边拥挤不堪，池座的人行道上全加了座位，戏园子外边也有很多人听唱，每次演出都是这样，听唱的人还越来越多，说是不花钱要听《三上轿》。我怕老是礼拜六演，演得勤了降座。经理说是民众纷纷来信要多演的，还要求在每个礼拜天日场演呢。同乐舞台场场爆满，而国民和火神庙两剧院却冷冷清清。司风英虚心而不忌妒，是个温柔贤惠的人，她曾停演日场戏，去看我化装，看我的戏。不久她就离开开封去外县了。

1934年阴历十月间，有一天，我和陈素花、李金花到马道街华丰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我三人一进入华丰泰百货商店内，便被人们注意上了。他们交头接耳，不知嘀咕些什么。只听有人说：“这是咱河南的梅兰芳啊！”我不知啥是梅兰芳。金花说：“姐，他们骂咱，说你是‘美南方’。”我察言观色，看人家不是恶意。但我被他们看得很不好意思。回去便问我妈，啥是“美南方”啊?我妈说：你屋里贴的那张美人画就是梅兰芳。这我才知道，人家把我比成了画上的美人了。可我却自惭形秽。画上的梅兰芳太美了，简直就是仙女。又过些时，才知道梅兰芳是个男的，也是个唱戏的。我还纳闷，怎么把我比成个男角呢?我是个极不开通的土包子，哪会知道是开封的观众奖给我的一顶荣冠啊!

我在开封可以说是红极了，把以前的红角全比下去了。司凤英走了，王润枝也没影了，同乐舞台原先的主演金玉美、盖洛阳也走了，只剩下聂良卿给我当了配角。四年前，我给人家当丫鬟，人家还嫌我个小没腔，又难看。人们没有料到我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观众真是最公道的，你尽了多大的心力，就给你多大的报酬。我回到开封仅仅两个月，观众称我为河南的梅兰芳，这是我在杞县四年耗费的心血换得的。

1935年阴历新年，有一次是日场戏，我上演神话传统戏《白莲花临凡》。在没有豫声剧院的时候，演这场戏我穿一件白布男蟒，腰系一条白绦子。因为白莲花应该全是白的。这时换了京戏的行头，白蟒比过去的沉重了两三倍。要再穿件男蟒，也不好看。但这堂行头也没女白帔。当时也是我年少无知，只图新鲜好看，没想想剧情合不合适，我就穿了一件大红绣花帔。豫剧的水袖，全是一尺左右长的一块白布，旦角穿帔或穿蟒，手中仍然拿着手绢、扇子，因为帔、蟒上的那两块白布水袖不起任何作用，在前场像是提着两只烧鸡似的。这时京戏的红帔上边绣满了大花，双袖上有三尺左右长的雪白的绸子水袖。当时我只顾得求美了，哪想到这两只水袖，竞成了我的障碍物了。我右手还拿着把拂尘，头上还戴着滴滴溜溜的双光头面。我兴高采烈地上场丁。一出场就踩住了长水袖，一绊栽了一下，几乎给观众来一个磕头拜年礼。吓的我心跳，头懵。这一来，把我上场前的十分高兴吓跑了三分。在我念完了点将，甩拂尘转身时，帔袖边上的绣花线又挂住了鬓边上的凤头，一时又摘不下来，我一急，猛地一扯，把偏凤也扯掉了。这一来，把七分高兴又吓跑了三分。待我登上了高场，转身就坐时，水袖又缠绕住了拂尘，伸不出手来，急得我汗流浃背，忘了台词。这一下，把仅剩的四分高兴也全吓跑了，只剩下羞愧与难过了。幸亏是我在开封已演了四个月，打下了极好的基础，观众没叫倒好，若是新来乍到，头天打炮的话，我可就砸到家了。我下场之后，即把红帔脱下，扔在大衣箱上。演完戏，我把头一卸，又把红帔穿上，就在后台和这两件使我丢脸的东西斗起气来，胡耍乱甩一气。我心里说，咱看谁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我赌上了气，没洗脸，没脱彩裤彩鞋，一个劲地胡耍八耍瞎抖弄，连饭也不吃了。我这场乱耍却耍对了。首次穿京戏的服装，和豫剧的服装差距太大，一下子连栽了三次，我觉得是很大的耻辱，若不能把水袖治服，以后还怎么穿呢?我绝不能被三尺绸子把我制住，我要把它治得服服帖帖的，听我使用才对。于是就在那儿乱耍、乱甩、乱抖弄的一阵子中，还真地摸索出些门道了。栽跟头是个丑事，然而若没有那三个跟头的话，也就引不起我的羞怒，不会下决心狠练了。这一来，反变成对于我在表演上的一大好事了。

我起初乱耍的目的是，只要别再绊脚、挂头、绕住手就行了。可我这个人偏偏却在艺术方面贪心不足，既得陇，又望蜀。当我练得不绊、不挂、不缠、不绕了，我就又琢磨起来了。这两只袖子，就只是为了好看，摆摆样子吗?若不使它在舞台上显露显露，岂不是怪可惜这么好的白绸呀?怎么让它显露呢?用它来配合剧情、唱词，作为衬托，能使唱、做更加出色。我想到这些，就又用心琢磨起来。三琢磨，两琢磨，我这两只水袖，便在舞台上展示出新鲜、奇特、精美的力量了。以我那时的表演，唱腔，再加水袖的运用烘托，真是锦上添花了。

河南有很多人说我是豫剧女演员的祖师爷。我乍一听，觉得有些过分了。但我仔细想想也有道理。豫剧中唱、念、做、舞、化装、水袖、扇子、辫子、台步、闪身等等，很多是我的独创。我创造出来的一些东西，早在抗战时就普及了豫剧界。可是我在表演艺术方面独创的东西被埋没了。我的成绩我不会表功，不会宣传。1951年5月，我受到打击迫害，被迫离开河南。1957年9月2日，我又被打成“右”派，受诬陷，受迫害，谁敢为我这个“右”派分子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呀?

“文革”以前，我从没表过功。总认为自己再有功，也不该从自己口中说出来，自己一说，不但降低了人格，也会惹人耻笑。我认为有功用不着自己表，观众就替我表了。哪知豫剧界的一些人接连而起学用我的独刨技艺，又不肯承认，又不敢说是她自创的。说学的是传统的，说学传统的于她面子上好看，因她们也当了什么“家”了。这水袖的运用，明明是我1956年冬在河南省第一次文艺会演时，在人民剧院，向河南及来自外省的演员，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公开传授的，还传授了我那20多年所创造的其他东西。到了80年代了，新捧起来的“家”，这个说我的水袖是梅兰芳教的，那个说我的水袖是程砚秋教给我的。但我没教你们以前，你们怎么连个抖甩也不会呢?怎么水袖绕住了手，乱抓，乱拽呢?若不是豫剧界一些人不实事求是，我还真想不起来写些这些呢。这是她们启发了我，指示了我，我才写得出来的。

我是个极不保守的人，无论是谁，找我学，我全是尽心尽力教。我认为，找我学的人，就是佩服我的人，向我学，是看得起我。我喜欢教，不但是找我学的我教，而且我看见不行的，也主动伸手教。有人找我学戏，我感觉很是快乐，但对我的徒弟，我极严厉，也爱发火，三五遍不会，我就开打了。这是我的修养不够好哇。

杞县戏班只有30来个人，除了一个管帐先生，两个做饭的外，全是上台的。同乐舞台大约有50人左右。外县的场面(乐队称为场面)是八个人，一个也不能多，因没处坐。同乐的场面是九个人，多加个吹横笛的。外县箱官(管服装和给人穿衣服的)是两个人，同乐是三个，帽箱有专人负责。戏班里没有外行吃闲饭的。变成豫声之后，樊粹庭先生要革新，要大干，便嫌原班人少，除了我带回开封的陈素花、李金花，小生刘朝福以外，樊先生又把国民舞台的做工老生张子林要了过来。还有慕名来的，有位叫田子林还是田子玉，我记不清了，这位田大伯是演武生的，嗓子不行，人也老了，只能演演配角。他女儿叫田秀玲，13岁，会唱《断桥》、《三上关》。田大伯再三要求，要我收他女儿小田为徒，樊、杨、张三位先生也出面了，结果我收了个小师妹。我是这班里的台柱子，日夜两场出演，哪有闲空仔细教戏呢，只有粗教，让她们多看。大约是过了正月，栾经理去山东搬来一班山东梆子，和张凤枝、王润枝的口音、腔调一样。这个戏班全是男的。这班里的四梁四柱是：须生刘岱云，花脸孙志高，小生赵义庭，正旦曹雪花，小旦王桂花，樊先生给他改名叫玫瑰花，二套旦角王学义，其他人的姓名我全忘了。这一班也是30来人。他们一进豫声，也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什么都稀罕。他们的唱腔，比豫剧柔媚耐听。难怪王润枝一到开封就唱红了，因为别是一种风味。玫瑰花比个大闺女还腼腆，20岁左右。赵义庭才19岁。这班人一上演，显得“土包子”气，没多久，多数人被打发走了。留下了玫瑰花、王学义、赵义庭、陈五虎、袁玉文、刘岱云、孙志高，一个二路老生，我忘了他的姓名，还有打鼓的张春尧和他的儿子，奶名叫小臭，后起名叫张景萌。那年小臭才7岁，聪明绝顶，能打鼓、打锣，配演小孩，还有个拉板胡的叫张同如。豫剧原先并没有板胡，主弦是二弦，从山东班到开封后，人家的主弦呈板胡，比二弦好听得多，樊先生才废除了二弦，留下了张同如。豫剧从这时起才有了板胡。这便是豫剧有板胡的起源。一些冒充专家行家的人，不懂装懂，硬把板胡说成是豫剧传统的主弦。别处我不知道，开封和杞县附近几县早先演豫剧没有板胡。

过正月不久，樊先生拿来了陕西省的两个秦腔剧本，一本《三回头》，是青衣戏；一本《柜中缘》是小旦戏。两出戏全是折子戏，要我排演。我很讨厌这两出戏，但樊先生要排，又不能不服从，勉强排排上演了。这能演得好吗?我自知演得很不好。说也真怪，尽管我只演40来分钟的戏，唱做也很一般，可观众还是照样踊跃热情，这使我很是惭愧。演了几次，我的拗劲一起，说啥也不演了。我不能欺负观众，再演这种戏，我的名誉就完了。不料被我扔弃的两个小戏，竟然流传于豫剧的后进者，上演的人还不少。可能她们还不知这两出戏的来历吧。我也说不上来，为啥对这两戏这么讨厌，自己不演也不看，勉强看，也心不在焉。

一天，樊先生召集大伙，宣布他自编一出大戏，取名《凌云志》，以《聊斋》上姐妹易嫁的故事为题材。这出戏，虽是樊先生的处女作，可编得很有趣，我很爱演。剧情是：赵元勋、吴忠道、刘鸿善是结义兄弟。老大赵元勋有儿子叫赵志刚，老三刘鸿善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刘玉芳，二女儿叫刘桂芳。老二吴忠道作媒，使玉芳配与志刚。赵元勋中年去世，其子赵志刚是个书生，家境贫困。玉芳嫌贫爱富宁死不嫁赵生。桂芳贤孝，替姐上轿出嫁，洞房中说明真情，赵生感激，夫妻相敬相爱。赵生发愤攻读，考中进士，锦衣荣归。玉芳嫁一富家公子卞学礼，卞生喜新厌旧，不务正业，因奸情杀人，家产被抄没，玉芳沦落为乞丐。这出戏共16场，演了两个半小时。主角是刘桂芳，由我演。赵志刚由刘朝福演，吴忠道由张子林演，刘玉芳由聂良卿演，刘鸿善由里子(里子是演配角的)老生刘全义演，刘妻由正旦王学义演，赵母由老旦朱庆喜演，刘家小郎刘升由朱长兴演，刘家丫鬟由田蚰玲演(樊先生把田蚰玲的原名“秀”字改成“岫”字，把李金花改成李镜花)，媒婆是冯存之演，卞学礼是山东的丑角演，我忘了演员名字，店主人是张鸿盘演。再便是轿夫、民众、报喜人、听差、龙套了。剧情虽简单，却能使演员发挥表演的才能。

在这一年内，樊先生编导出七个大剧目。《凌云志》是第一出，是闺门旦戏。第二出是《义烈风》，是悲剧，青衣戏。《凌云志》一上演，别说我了，樊粹庭的名字跟着这个戏也响了起来。《义烈风》是悲剧。一个喜剧，一个悲剧，两方面不同的人物性格、情节、服装、表演、唱腔，前后一出演，效果真是别说多好了，樊粹庭三个字，家喻户晓，红遍了开封。第三个戏是《三拂袖》，这出戏一上演，更了不得了，观众这时赏赐我一顶荣冠，称誉我为“豫剧皇后”。

这出《三拂袖》，是樊先生要考试我，考试我究竟有多大的天分、才能。这出戏，先是闺门旦，然后是刀马旦，武生，扇子生，末后恢复闺门旦，我都演得出他意料之外的成功、精彩。樊先生在全体大会上说：“我实在服了大姑娘了，真是天才，天才!”

樊先生编的戏，是按照我的条件编的，他反对偏重于一方面的戏。他给我编的戏，先后共12出，第一出是喜剧，第二出是悲剧，这两出戏是文戏，唱、念、做的三重戏。第三出是《三拂袖》，武戏，但也并不狠打、老打，是唱念做打四并重戏。四是《柳绿云》，这出戏是群戏，我开场便上，但中间有个把小时没事，把我拖累得不轻，因此我不喜欢这个戏。樊先生说：《三拂袖》一剧，你太累了，这是专为给你编个歇工戏。五是《霄壤恨》，是个特大的悲剧，唱做极重的累人戏。我说《柳绿云》我太轻松了，樊先生跟着便来个唱做并重的大悲剧。可这出戏被我演得比《义烈风》更精彩，更出色，成为我所演出的悲剧中的冠军了。六是《涤耻血》，是抗敌救国的武戏，唱念做打四重戏。七是《女贞花》，是唱念做三重的文戏。这些戏是1935年春至1936年春编导出来的。樊先生是杰出的剧作家。他给我编的戏，没有一出是偏重于一面的，我也讨厌那死唱、傻唱、狠唱的戏。

这里我要说的是，有人说，陈素真的红，是樊粹庭捧起来的，不是樊粹庭捧，陈素真可红不起来。而事实上，我是1932年在杞县就唱红了。1934年秋我回到开封，可以说是更红了，直到我被誉为是河南的梅兰芳，那时我还不知樊粹庭是何许人。那个时候，可是凭本事的，可不是哪个掌权的人看中了谁，谁便成了表演艺术家的。我那时红可不容易呀，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大的辛苦劳累呀! 1935年以后我得到了樊先生的很大的帮助。有他的启发帮助，我在表演艺术上有了更快的提高。有他编导的七个大戏，使我红上加红。1935年，人们誉我为豫剧皇后，即是演唱樊先生编导的前三出戏得到的。1940年在西安我被誉为豫剧大王，也是演樊先生这几个新戏得到的。可以这样说，由于樊先生的编导和创办的剧团，把我的表演艺术推向了高峰；在艺术方面，樊先生和我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我是沾了樊先生的大光了。

记不清是1935年什么季节了，京戏的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到开封，在人民会场演出。樊先生特意让我歇了个夜场戏，去看程先生演的《青霜剑》。我没白看，偷了他老人家一个动作，回家就模仿练习，琢磨加工，然后便用在《义烈风》上《刺杀仇人》那场了，效果很好。我又专为程先生演了《义烈风》。他看后向樊先生要这个戏的剧本。当时没有剧本也就算了。樊先生编的前五个戏，都没剧本，他只写个提纲，叫演员自己编词，编不出的或编得不好的，他们三位秀才再帮忙。直到《涤耻血》时，他才自己编词，有了剧本。

程先生回北京之后，给我写了个条幅，用红色带金星的纸，裱好寄给了我，上句是“清萍白璧原无价”，下句是“海马云龙自不群”。落款是“素真女士指正。御霜程砚秋”。

1934年中秋节到腊月初八，是同乐开办以来的鼎盛时期。同乐改为豫声剧院后，兴旺的气焰更盛，豫声是一切都变新了。从1935年正月初一到这年夏天，豫声的事业是一帆风顺，蒸蒸日上。省主席刘峙带全家去看戏，程砚秋先生去看戏，这在豫剧界是空前的。但就在豫声剧院事业兴旺的时候，也出了一些麻烦。

夏天，有一天演夜戏，我演《桃花庵》(那时《桃花庵》中的道姑是正角)，在与“张夫人”对坐闲谈时，忽见闯入剧院一二十个身着雪白衬衫的人。我的视力特别好，尽管他们站在最末一排的后边，我已看出他们不像是来看戏的。待我跪下唱“我哭了声”这一句后，一个大痰桶忽地直冲我头上飞来。我急忙一趴，躲过了痰桶，飞奔入后台，池座中炸了起来，后台也惊慌忙乱起来。我惊慌失措，跳到我化装室的桌子上，踢开了后窗户，不顾高低深浅，猛往下跳。哪知这窗外全是破瓦烂砖铁片铁条之类的东西。我跳下去的院子里设着保安队的队部。保安队的人听见了响声，用手电乱照。他们一看是我，即把我送回家。我的脚脖和手都扎伤了。我回家卸了装，好久心还在跳。

樊先生次日还要演员坚持上演。我说，这一下子谁还敢再来看戏呀。但我是演员，一切事得听主任和经理的。我提心吊胆，心想今晚恐怕连半堂人也不会有。我上场一看，天哪，虽不是爆满，也还是满的。这使我多么的感动啊，观众们是来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呀!

这晚演的是《玉虎坠》。又是在我跪下唱“我哭了声”时，一把茶壶冲我背后砸来。因我是面向灵位跪的，后背便冲着观众。茶壶从我肩头过去。我爬起来就跑哇，直奔后窗，猛向西北远处跳。这次跳得干净利落，没受伤，跑回了家。豫声剧院成了什么样子我没看见，也没问过。

戏停演了大约有四五天。一天下午，杨经理派人叫我去剧院，我不去。又来人说有重要事，不去不行，我去了。一进去，院子里依然是整整齐齐的，和没砸过一样。只见台上坐满了人。樊、杨，张三位全在，演职员们也都在。有一位面生的官员，见我走上台来，立即站起向我含笑致敬。经樊先生介绍，他是军官总队的正头头，姓陈名扶弱，30岁左右，身材适中，面貌英俊，风度文雅。他已来了好久了，和戏班的人谈了好长时间的话了，对大家道歉，安慰，鼓励。他见了我，直是道歉安慰，并保证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走后，我才知道闹事的人全是军官总队的。陈扶弱先生说话算数，这以后豫声再没有捣乱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