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风格，是由
戏剧家的创作个性所表现出来的戏剧作品的
艺术特色。戏剧风格的形成和显现，是戏剧家和戏剧作品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基本因素，是戏剧家的个人风格。戏剧家因个人
经历、教养、审美熏陶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形成了
各自不同的戏剧风格。
黑格尔说：“法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梅兰芳认为，一个戏剧家的个人风格，就是“他自己的一种优良的定型”。一个民族一旦进入戏剧繁荣时期，就会涌现出一批风格各异的戏剧家和戏剧作品。如在古代希腊，同是悲剧作家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不同的个人风格出现在剧坛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庄严、雄浑、富于想象，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绵密、紧凑、长于布局，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质朴、流畅、精于心理刻画。对于中国元代的杂剧作家，《太和正音谱》曾以一组比喻说明他们不同的风格特征，例如，关汉卿“如琼筵醉客”，王实甫“如花间美人”，马致远“如朝阳鸣凤”等。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戏剧风格的构成是多方面的。除了剧作家之外，演员、导演、舞台美工师、戏剧音乐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戏剧艺术家们在共同创造的过程中，力求在艺术风格上和谐，从而形成演剧活动的整体风格。这是戏剧风格区别于其他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戏剧整体风格的形成，在具体的艺术实施过程中可采取不同的途径，既可以根据剧作的既定风格来选择演员和其他艺术因素，也可以根据主要演员的既定风格来创作和选择剧本，并配合其他艺术因素。这中间，导演通常是整体风格的把握者，在艺术实施过程中起组织、协调作用。例如在一定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剧风格基本上是以老舍、郭沫若、曹禺的剧作风格为依凭的，其中又以老舍的风格更为突出；而体现这些风格的演剧活动，则是由导演焦菊隐组织、指挥的。
戏剧家们在追求整体风格一致性的过程中，既要有严格的选择性，又要有广泛的适应性。一个成功的演剧团体，总能围绕着主体风格，形成较广泛的
适应性。例如莫斯科艺术剧院除适应А.П.契诃夫的风格外，还能较好地体现W.莎士比亚、H.易卜生、□.高尔基等
剧作家的风格。
戏剧家们风格的形成，有个人经历、教养、审美熏陶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更有着一系列深刻而广阔的客观依据。就3位
希腊悲剧作家而论,埃斯库罗斯活动在雅典民主政治成长时期，索福克勒斯活动在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欧里庇得斯活动在雅典民主政治发生危机时期，这种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他们各自剧作风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他们又作为同一民族的剧作家共同生活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之中，这又为他们在艺术风格上的异中有同提供了客观依据，使他们的作品显示出希腊悲剧的总体风格。 戏剧家由于时代、 民族、地域的相同而构成的艺术风格的一致性、近似性，通常被称之为戏剧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方风格。
戏剧的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又受着特定的
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社会结构、艺术遗产、以至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由于戏剧在创作上的集体性和观众的广泛性，使之比其他某些艺术门类的艺术风格更紧密地与时代气氛、民族风尚相联系。D.狄德罗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于所有风格的戏剧，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选取适合于自己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尚的戏剧。G.E.莱辛认为,对当时的德国观众来说,宏伟的、恐惧的、忧郁的东西比温雅的、矫揉的和谈情说爱的东西更能接受，因此他们愿意选择莎士比亚式的戏剧，而不是法国悲剧。普列汉诺夫在《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一文中，论述了法国戏剧表演上的人工雕琢以至矫揉造作的特点与贵族审美要求的关系，把戏剧风格与时代风格、阶级意识直接地联系了起来。近现代不少戏剧理论家对中国传统戏曲、印度和日本的古典戏剧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戏剧民族风格，也作出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戏剧史上的大量事实证明，杰出的戏剧家总能植根于
民族的土壤，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创作出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戏剧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