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作家，江户人，17岁入继成岛家，成为第14代将军
德川家茂的侍读，幕末，历任外国奉行，会计副总裁等职务，明治维新后流落江湖，1872年漫游欧美，在巴黎遇
岩仓使团，同行参观，并同岩仓具视交谈，著有《柳桥新志》，讽刺开化社会和风俗，曾任《朝野新闻》社社长，主张自由民权论，攻击政府。
成岛柳北（1837—1884）
江户（今东京）人，名弘，字保民，通称甲子太郎，笔名何有仙史、墨上渔史。柳北家世代为幕府儒官，他本人自幼熟习儒家典籍，二十三岁即继承父职，曾为幕府将军的侍读。柳北为儒官的年代，正是江户、明治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夕，幕府理政不善，欧美各国欲以武力强迫日本开国，政局异常动荡。在柳北袭职为儒官前后，在一般日本知识分子的眼中，实用性的西学成为显学，而传统的儒学则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出身儒官家庭的柳北，内心自然充满苦闷和矛盾，而且渐渐对儒家传统的立命观产生了怀疑，其《卖书买剑歌》吟云“六经廿一史，口诵而手删，劝君莫诵经，辛苦谁得为孔颜”、“休道一剑不足学，方今无人力拔山”，志向转变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他藉以世俗的花街狎游来达到精神解脱的目的，并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此是为《柳桥新志》初编的草稿，并于数年后出版。记录花街狎游的经历，一者可以表达个人对青年美好时光的留恋，一者又可以寄寓对现实的不满，此或正是苦闷的、怀疑的柳北的无奈之举。1868年，
德川幕府土崩瓦解，在时势巨变面前，柳北内心彷徨，诗云“乾坤一变身事故，驿亭踏雪脚蹒跚”，但他很快由彷徨转为沉隐，致仕，隐于闹市的“松菊庄”（柳北的宅屋名）。不过，柳北的文学创作活动却没有停止，他将明治开化期的种种可笑、粗鄙的“洋相”形诸于笔端，用汉文“戏文”的方式给予尖锐的讽刺，并同时在其中寄托了对
江户时代日本优美文化传统的怀念。这些作品集结起来，即为明治四年刊刻行世的《柳桥新志》二编。另外，此期对柳北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明治十年（1877）诗文杂志《花月新志》的创刊。《花月新志》专门刊载记录、描摹花柳风流韵事的汉诗文与和歌、和文，到明治十七年(1884)十月柳北逝世前一个月终刊,共发行155号。《花月新志》的创办,柳北的旧友菊池纯起了很大作用,“欣然佳斯举,许以一臂相扶”,(《花月新志》的题言)。而且菊池纯还常常往刊物投稿，其后来的笔记体汉文小说集《本朝虞初新志》中的很多作品就曾在《花月新志》上连载。其他的投稿人主要有小野湖山、
大沼枕山、大概盘溪、依田学海等汉学大家。就柳北本人来说，他几乎在每一期《花月新志》上都有评论文章或汉诗文作品发表，而且已无青年时代关心世事的激扬意气，有的只是全然的风月吟诵。柳北晚年除了全力主办《花月新志》以外，又积极从事其他的文学活动，例如为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菊池纯的《本朝虞初新志》作评，为依田学海的《新评戏曲十种》作序，柏悦堂十七册《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亦是由柳北评阅刊行的。
成岛柳北在《柳桥新志》里寄寓的创作旨归，大致有两点，写花街之盛，寓批判劝戒，记名妹韵事，寄兴衰之叹。首先，他在初编自序中说，写作此书乃是踵武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欲摹写备记江户，大都之繁萃”，“今之柳桥亦深川之死灰再燃者，而其盛殆踵其旧云。噫！今而不记其盛，乃亦过五十年，安知凋零不如今日也。”但实际上，他是借此种表面诙谐、内里批判的文章形式发泄本人面对乱世时的精神苦闷，他自嘲说“我今为无用之人，故著无用之书以自乐耳。”（二编自序）这与寺门静轩“无用之人而录斯无用之事”的说法如出一辙。不过，柳北友人的序文却道出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依田学海云：“仙史有见于此笔舌灵活，洞察细微，其美揄扬，其恶惩戒。……燃犀一举，无复遁形矣。”（三编依田学海序文）碧云山人云：“余受而阅之，行文谐谑，使人嘻嘻笑而不已，然细玩其味，则寓讽刺于其间者有焉，插感慨于其中者有焉。”（二编碧云山人序文）其讽刺新贵不懂风月雅游云，“噫！柳桥声妓之风一变，而其丑不可言也。然则柳桥虽加其盛于往日，而其实可谓太衰者与？抑客亦有其罪焉，不知游戏有其道，不辨风流为何物。又如，初编有一则文字，嘲笑当时的迂腐儒者“而不知四书六经如何”，二编中又有一则借妓女之口讽刺高官权贵不懂开化政体为何，亦不审世局演变。凡此等等，俯拾即是。
其次，柳北之作《柳桥新志》，除了记录自己狎游青楼的青年往事之外，另有一层将名妹佳话借稗史之体传诸后世的意图。其云：“夫花柳之游，其来也久矣，故名妓艳姬之迹与英将忠士同传，于载者无虑数百名，非有多情人记而存之耶？”而且明确表示，此举乃是效仿
余怀之作《板桥杂记》，“余曼翁列金陵珠市名妓，作其小传，佳人之迹百世不朽。余今欲记柳桥红裙以准拟之，而未详有一个行实可记者，乃徒列所闻之名十之七八于左而已。后之情痴如余者，若索其事，作其传，以继曼翁之举，则有一以使脂粉色长不朽，一以可微斯地繁华于后世者矣。¨…在此之上，柳北又有借花柳情事以寄寓世替黍藜之叹的意思，例如一则文字写柳北重游柳桥故地，遥想当年名妓阿园与阿鸟，如今从良不知去向，因之怆然感伤，叹只留风尘追忆而已，其又云，“余曩者与睛苌、杨江诸子每会饮于二州，当时所见女儿，皆十岁前后，娥眉未知画，鼻涕垂口端，抱泥孩蠢然游戏者，今皆成立，褰红裳，按金弦，其态度可见，其歌曲可听，余为之凄然有所感也。此与余怀藉秦淮河畔青楼的兴衰寄寓“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极其相似。
《柳桥新志》的初编六千七百余字，二编六千余字，叙柳桥花街柳巷的概况、酒楼宴享的情形、青楼风俗等等，详备细腻，在内容上多有模仿《板桥杂记》的痕迹，但在文字的谐谑风格以及批判旨归方面却承自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在今天看来，柳北不满巨变后新现实世界，反而沉浸在文学的幻想世界中，独自承受内心痛苦，实际上是一种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尴尬之举，不过，他这个“无用之人”写下的“无用之文”，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优秀的汉文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