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之战是南宋时期蒲择之试图收复成都的战役，主要人物有余玠等。

1251年夏，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筹谋多年的北攻兴元，收复汉中的战役，以失败告终。

余玠选择的时机不可谓不佳,元宪宗蒙哥尚未即位而即将即位,朝政不稳。而余玠经过九年（1243年——1251年）的经理整顿,成绩显著,己在四川积聚了一定的实力。

当时余玠兵分三路，东路以得汉城（今四川通江县东永安公社得汉大队）、小宁城（今四川巴中县东清水公社水宁寺）、平梁城（今四川巴中县西平梁公社断垭场西南）为据点,威逼米仓,牵制兴元,以图“抚平梁州”,“掌握汉中”；西路阴平道上,策动文州（今甘肃文县）将王德新归附,“执扈、牛两镇将”,以走江油；余玠自率中军主力,败蒙古“利路元帅王进于金牛,壁其军中梁山。兜鍪夜烛,城为之赤潜遣裨将，烧绝栈道,遏其援继,自率大军围而攻之。钩礮梯冲,环城数匝,谓为孤危,期日必拔”。

然而经过窝阔台攻宋时的屠掠，南宋的西蜀战区实力还是过于疲弱。余玠虽然善战，但他并非蜀人，在缺乏足够资金进行重赏的情况下，也无法激励蜀兵不计代价血战。

正当兴元城旦夕且陷之际,蒙古凤翔都元帅图忠,“道出陈仓”赶来了,巩昌总帅汪德臣“合诸郡,昼夜星驰”而至。在各路蒙军大至的情况下,余玠只得“焚围宵遁”,“设虚寨”撤退，合蜀中各路都统之兵，全力一击，多年筹画，仍是功亏一篑。

当然，此战亦不可谓无功。两年后的1253年七月癸巳,宋理宗还颁诏,要“余玠以兴元归附之兵,分隶本路诸州都统”，可见余玠不但从汉中全身而退，还带回了大量归降的汉中兵，此战损失不大，且有所得。但兴元战役之后的次年（1252年），蒙哥地位稳定之后，蒙人猛烈的报复就来了。

1252年春,蒙古总帅汪德臣在嘉陵江上游的沔州（今陕西略阳县）‘葺城雄,置官属”。八月,又城利州（今四川广元县）,“为取蜀之计”。十月,“掠成都,薄嘉定”（今乐山市）,“四川大震”。及冬,汪德臣又自嘉定“回抵左绵（今绵阳市）,而云顶（今金堂县淮口附近）”,进攻隆庆（今剑阁县）,夺取剑门。

由于蜀地的残破，当时的剑门关缺乏成体系的防御，可谓形同虚设。

【《宋史·余玠传》：戎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玠素欲革军中举代之敝，以三千骑至云顶山下，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闭关不纳。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图己。属丞相谢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云顶，世安厚结之，求方叔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调停，且旦夕有变，又阴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陈于帝前。于是世安与玠抗，玠郁郁不乐。宝祐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

按余玠本传，余玠之所以被召还，涉及到朝堂内部的政治斗争，然而也与蜀人和外地人的矛盾有关。从南宋初年开始，蜀地就有极高的独立性，财政自主权极高，而朝廷又无法信任，常常设于防备，必然导致各种矛盾冲突。余玠镇蜀太久，打压本土势力，导致本土势力与其政敌勾结，而中枢亦怀疑余玠有割据之心，虽然余玠被毒杀或者自尽的说法殊不可信，但余玠死后确实一度遭到清算，其爱将王惟忠也被冤杀。直到宝祐六年（1258年），余玠才得到平反昭雪。

余玠去职后，继任者余晦屡战屡败，还诬杀了之前有功的王惟忠。宋理宗不得已，只得另选高明，出身蜀地的蒲择之出现于他的视野当中。

【蒲元为诸葛公西曹掾。孔明欲北伐，患粮运难致。元牒与孔明曰：“元等推意作一木牛，兼摄两环，人行六尺，马行五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蒲元别传》】

三国时蜀有名士蒲元，为诸葛亮幕僚，又善造刀，则蒲氏扎根蜀地，已有千年之久。蒲择之系渠州（现渠县）人，生于约1200年，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历官礼部尚书。由于出身蜀地，家门又是世家大族，显然能得蜀地地方势力之心。

宝佑三年（1255年），宋理宗终于决定信任蜀人一回，给他们一个本土蜀帅，命蒲择之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

蒲择之在整兵秣马两年之后，马上对蒙古人发起迅猛的进攻。

【宝佑五年（1257）五月辛巳，复剑门垒，赏蒲择之官两转，朱禩孙、蒲黼、杨大渊、韩勇各官四转。】

蒲择之率领朱禩孙、蒲黼、杨大渊、韩勇等将领发动奇袭，一战收复了要塞剑门关。此时蜀地尚有很强的蒙古势力，但是收复剑门，就将剑门内外的蒙古军隔绝开来，形成关门打狗的局势。

蒲黼显系蒲择之族人，也即蒲择之的家族势力对其在于蜀地的经略，大有帮助。

剑门关险峻无比，但并非没有漏洞。周遭山陵密布，必须多设工事，以防迂回。即便挡住剑门一带的迂回，但是敌军仍然可以从利州出发，渡过嘉陵江而直趋阆州，必须分兵阻挡。

姜维阻挡钟会时，兵力充足，姜维又防御得法，钟会不敢轻易迂回阆州。但后唐灭前蜀，北宋灭后蜀，都是以小股精锐兵力抢渡嘉陵江，向阆州方向迂回，破解剑门天险。

余玠从汉中撤回之后，蒙军亦是自沔州（略阳）出发，自阆州方向杀入。

1253年，蒙哥令汪德臣修筑利州城（益昌，今四川广元），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皆听其节制。蒙古的屯兵基地压在剑阁以外，与剑阁以内的蒙军势力相呼应。

因此，收复剑阁，只是整个战略一个开始，如果要保障蜀地的安全，必须先消灭剑阁以内的蒙人势力，然后稳固剑阁到阆州的防线，令关外的蒙古大军无隙可乘。

蒲择之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余玠时代诸将不服的情况在蒲择之时代大大减少，这是蜀人对于蒲择之这个本土蜀帅的信任。蒙哥在宪宗三年（南宋宝佑元年、1253年）就派出忽必烈攻打大理，经略云南，无疑是在为从后方迂回攻宋做准备，这也意味着蒙哥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很快会开始。

《元史·纽璘传》：【丁巳岁，宪宗命将兵万人略地，自利州下白水，过大获山，出梁山军直抵夔门。】

蒙哥七年(1257)，纽璘率万人军队，自利州（今四川广元）下白水江，过大获山（今属四川阆中），出梁山军（今重庆梁平），直抵夔门（今属重庆奉节）。

此时蒲择之已经收复剑门，纽璘只能迂回嘉陵江方向。此道狭窄又要渡江，当初后唐灭前蜀时康延孝率2000多人迂回鹿头关，淹死千余人，仅有一千多人得渡。余玠从汉中撤回后，汪德臣能够以大军迂回嘉陵江，和南宋蜀军还师后疲惫，回归各州，而山城体系当时又不甚完善颇有关系。

而纽璘此时迂回突袭，麾下兵力必少。则他的万人军队，显然从蒙古在川北的屯戍中抽调了不少精兵。

我们看上面的南宋蜀地山城体系图，就知道纽璘的战略目标是沿着米仓山，取开州、达州，打开夔门，这样接下来蒙哥攻宋，就可以不理会易守难攻的合州和重庆，直接下三峡，攻打南宋京湖战区的湖北部分。

蒲择之并不打算理会纽璘。

汪德臣还堵在利州，如果此时大举发兵去追击纽璘，一则南宋缺乏骑兵，机动力劣势，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二则汪德臣随时可能从利州大举进攻剑州。

他考虑到纽璘发兵东出，敌人的川西必然空虚。

于是蒲择之力排众议，集结大军，计划猛攻成都，彻底摧毁敌人在蜀地内部的主力。

同时，蒲择之并未忽视侧背的保护，他增加了剑门关的守兵，提防汪德臣偷袭剑州，又派安抚刘整、都统制段元鉴等将领据守据遂宁江箭滩渡（在上图的遂宁府蓬溪寨附近），提防纽璘回师并进行阻击。

可以看到，南宋王朝在四川的守军实在不多。经过窝阔台攻宋后的大屠杀，四川的人口、资源、兵力都变得捉襟见肘。而且南宋王朝能控制的四川，主要不过是由重庆向西延伸的川南地区而已。

为了保险，蒲择之又派出之前收复剑门关的虎将杨大渊和韩勇驻守遂宁灵泉山，与刘整策应，作为阻击纽璘和压迫成都的另一道防线。

如此一来，蒲择之手上的兵力无疑捉襟见肘。他相信以纽璘的一万人打不开夔门，而且纽璘也不可能放着成都不救。

这里又涉及一个问题，蒲择之为什么不用孙膑围魏救赵的故智，以主力阻击纽璘？

因为成都的蒙军并不是不动的，对方也有大量骑兵。如果他们行动起来，与纽璘夹击蒲择之所部，后果不堪设想。

蒲择之继承了余玠精心经营的蜀军，然而敌强我弱的局势，依然无比险峻。他只能与苍天争一线气数。

“天佑大宋。”蒲择之与诸将歃血为盟，如是说。

成都的蒙军守将是都元帅阿答胡，职位与蒲择之相当，是蒙古在蜀中的一方主帅。

即便西川兵马有不少被纽璘带走，其兵力仍然不可低估！

经过多次分兵之后，向据守坚城的强敌发起进攻，还要在援兵赶回之前全歼敌人。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蒲择之本是文人出身，但他出身蜀中强豪之家，自有一种呼风唤雨的杀气。

这是吾等出生成长的大地家园，岂容鞑虏践踏。

这时正值冬春之交，大地飘雪。蒙人也减轻了戒备。

阿答胡入驻成都时间不长，自恃兵精粮足，并不精修守御。

南宋步兵机动力差，他已经得到蒲择之来攻消息，却并不很当一回事。

阿答胡以为：区区南蛮，怎敌得过长生天眷顾的勇士？

于是在大雪当中，南宋的蜀军便用足迹丈量着大地，离开了重庆根据地，一步步逼近成都。

当靠近成都城时，蒲择之决然下令，放下辎重，全军衔枚疾走，直接攻城！

蒙古人习惯了攻城，他们很不习惯守城。

他们也想不到孱弱的宋人敢于在不准备攻城武器的情况下，就对他们发起进攻。

对于生活在川东山地的健卒来说，翻山越岭如同常事，而城墙，不过是陡峭一些的山罢了；何须什么攻具？

所以在这个无星无月的雪夜，一群无畏的死士便凭借粗陋的绳索，直接爬上了城头，用刀枪将懈怠的蒙古守军砍成肉泥。

当城内的蒙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城门已经被打开。

广阔的成都城将成为两军的战场。

阿答胡得知敌情，怒发冲冠，下令全军御敌。

密集的房屋建筑，不利于骑兵冲击。而且宋军利用拒马、蒺藜等简单的障碍物，撒在街道上，使得蒙古骑兵凭借街道进行冲击的计划化为泡影。

蒲择之身先士卒，率领蜀军以重步兵开路，所过之处，人马辟易，强弩手则在后方提供火力，对蒙人弓手进行压制，不断收割敌人的生命。

宋军一向有远射兵种过多的弊病，甚至有“九弓一枪”的说法，但蜀军在这方面好很多，之前的曹友闻就敢于与蒙古军平原野战，并获得过多次胜利。

之前余玠攻打兴元，宋军欠缺的是誓死攻坚不计伤亡的决心。但此时蜀军有了一个本土的大帅，心中有保卫大宋的决心和斗志。

除了分兵支持纽璘之外，西川的蒙军也并未全部集中在成都，颇有在各戍屯田驻守的，因此数量要少于宋军，在宋军一往无前的猛攻下，虽然依托街区，依然被打得且战且退。

毕竟巷战并非蒙人所长。

都元帅阿答胡恼怒不已，亲自冲锋，试图救场，结果被宋军步卒乱枪刺下，连人带马变成筛子。《元史》对此描述很简略——【会阿答胡死】。

一夜过去，成都城成为了一片血城，布满了蒙军、附蒙汉军人马的尸体，与积雪交融在一起，殷然灼目。

而阿答胡的首级则已被高高挂在城头。这是到当时为止被宋军击杀的蒙人最高级别长官，蒙古帝国的蜀帅。他的眼中充满不可思议的神情，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是在一场攻坚战中，被一向孱弱得如同虫蚁的宋军斩杀。

但这就是保卫家园者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百年后还将以百倍的威力席卷回来，如同滔天的巨浪，将蒙古人的凶残与膻腥彻底拍碎。

将士们都欢呼尽兴而饮，庆祝数十年未有的大胜利。

但蒲择之并不敢掉以轻心。

他的兵力不足，无法全面围城，歼灭敌人所有有生力量。虽然斩杀了阿答胡，但很一部分蒙古军已经突围出城，而且川西还有大量蒙人的屯戍，都是潜在的威胁。

但是他不得不先设宴庆功，让士卒们得到休整。大宋几百年来轻视士卒带来的老毛病，士兵们缺乏韧性，贪图赏赐，不耐久战。能够改变这一点的，除了当年的岳飞、孟珙两位名帅，再无其他人能够做到。

即便知道时间不等人，也再无别的办法。

蒲择之不知道，这时候，镇守箭滩渡的刘整已经败了。

纽璘麾下的蒙军，耐力比宋军要强得多，即便经过数月的转战，依然精力充沛。

而冬天水位下降，滩渡这样的地形，完全可以涉水通过。

刘整当年随孟珙攻打金朝的信阳，任前锋夜率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孟珙以为五代名将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刘整率军更少而取信阳，于是称呼其为“赛存孝”。

蒲择之当然对这名勇将寄予厚望。但刘整本质上是个反复之人，何况他出生在金国，南宋并不被他视作祖国。

只有孟珙能让他舍生忘死地作战，其他人的话，都必须经过利益的权衡和掂量。

在江上的小雪中，刘整打了个阿嚏，瞧着对面披着厚实皮裘的蒙古兵。

南方的冬天并不是很冷，但衣着单薄的宋兵已经有些人在发抖。毕竟我大宋的军需，一向如此。

刘整看着如潮水般冲过来的敌兵，决定不应该把自己的亲兵打光，或者带头冲向敌阵去冒生命危险。这已经不是追随孟珙大帅的当年了。

在纽璘部的冲击下，刘整部崩溃，纽璘长驱直入，抵达成都附近。

突围出城的诸王阿卜干与诸将脱林带等人，联结川西的蒙人屯戍，已经重新汇聚成抵御的力量，他们决议推举纽璘为新的蜀帅，与蒲择之决战。

蒙人未必善战，但他们极为坚韧。

当蒲择之得到消息的时候，纽璘已经和西川军火线会师，腹背两面攻打杨大渊、韩勇驻守的灵泉山。杨大渊不敌逃走，韩勇则以身殉国。

败报传来，如同从高峰中堕入深谷的宋军士卒纷纷失去了斗志。

蒲择之好不容易让他们鼓起勇气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噩耗连续传来，使得这些一向得不到很好待遇的宋军士兵们，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

更何况，利州的汪德臣也派出了少量精兵，自嘉陵江迂回过来，支援纽璘，虽然人数不多，但战力都非常惊人。

决战是没什么悬念的，宋军士兵们身上都带了不少战利品，所以没怎么交战，就纷纷带着战利品逃窜，大军瞬间崩溃如云烟。

纽璘率军围住了云顶山城，堵住了一部分宋军。于是这一部宋军不得不投降，云顶山城弹尽粮绝，守将姚某也只能投降。

《元宪宗本纪》称【进攻云顶山，守将姚某等以众相继来降】，《纽璘传》则称【城中食尽，亦杀其守将以降】。那么，姚某可能并非姚世安，姚世安虽然参与陷害余玠，但他很可能坚持到最后一刻，被族人所杀，以身殉国了。

蒲择之率领败兵仓皇逃回重庆，扔下大量辎重物资，余玠十年的积淀，蒲择之数年的酝酿，总共接近二十年的运筹经营，将蜀中蒙军全歼以拒敌剑门之外的最好机会，全部化为乌有。

川西的成都、彭、汉、怀、绵各州，都被蒙人彻底掌控，威、茂两州的异族也遣使投降蒙古。

在纽璘的侵攻中，之前和刘整一同战败于箭滩渡的段元鉴和另一名将领杨礼一同殉国，宋理宗下令追赠为奉国军节度使。

这时蒙哥已经从草原率领大军出发，一边召集士卒，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通过大规模修建浮桥渡过嘉陵江，抵达大获山（宋军大败之后，无力阻挡蒙人绕过剑门的行动，何况，剑门以内的蒙军还能到嘉陵江对岸接应）。蒙军战兵数量是四万人（在关陇时的兵力，会合了汪德臣和纽璘的兵力后增加到七万左右），看起来并不是很多，因为其他各路还有兵马。

然而须知窝阔台派阔端攻宋时，南宋的蜀地还未被残破，正卒就不到二万，余者都是屯兵、民兵。

宋王朝不抑兼并，于是大户地连阡陌，隐瞒人口土地，抗拒税收，这个问题到了南宋越发严重，因此南宋的财政极为疲弱，在养兵方面实在不能与蒙古相比。

纽璘留密里火者、刘黑等守成都，自渡马湖(四川屏山县)，俘获宋守将制置使张实，遣张实招谕至剑门苦竹隘。张实入隘，遂与守将杨立并力据守。

而大获城的杨大渊一度诛杀使者王仲，拒绝投降，但由于他举族都在城中，面对蒙哥的猛攻，终究没能坚持对南宋王朝的忠诚（如果姚世安真的是被族人所杀，姚氏以此来保全家族的话，那么杨大渊远比不上姚世安），此后成为蒙古人麾下的一员干将。而惨败之后，蒲择之已经无力给杨大渊任何支援。

吕文德、向士璧等名将被纷纷调向重庆战区，战败的蒲择之则被剥夺了实权（奇怪的是刘整没有遭到任何处置），蒙哥率领大军，以泰山压卵之势，誓要一举摧毁南宋的蜀军，然后一头撞在了合州钓鱼城上。

一颗新的将星冉冉升起，为南宋又续了20年的国运，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蒲择之以文臣镇蜀，身先士卒，枭馘敌酋，其进攻的英勇，与取得的战果，都足以称道。虽然功亏一篑，几危全局，但是不当以成败论英雄，这般气魄，便不是韩琦、张浚这些只会躲在后方的窝囊废可比。

景定二年（1261年），【辛未，制置使蒲择之坐密通蜡书叛贼罗显，诏窜万安军】，蒲择之似乎因为私通蒙古而被贬谪。

然而蒲择之直到临安失陷之后，仍拒绝出仕元朝，隐居以终，则其人当不至如此。与叛将交通，更可能是希望招降对方，来将功折罪，但朝廷已经打算处理蒲择之战败的责任，只不过之前情况危急不便临阵贬将，此事反而让朝廷得到了借口，蒲择之也不得不黯然去职。

当然，同期大良城守将蒲元圭投降蒙军，蒲元圭显系蒲择之族人，这也可能是他去职的重要原因。

下一任本土蜀帅，是有名的“四川虓将”张珏，王坚的副将和接班人。张珏上位时，已经是彻底无力回天的局势，但他依然坚守钓鱼城到景炎三年(1278)，此时临安已经失陷整整两年！

大宋虽负蜀军，而蜀人不负大宋。只是被大宋所辜负的，又何曾只是蜀人、淮人、荆人或者陇人、秦人？

是以，大宋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