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尽志不至可无悔矣》一文[1]中我曾写道：“就职业而言，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应该算是我的‘业余爱好’，希望将来还有机会把我在世界经济方面的文章结集出版，以供同行批评。”当我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是否还有时间完成自己对
世界经济方面文章的收集整理工作。感谢我的妻子、医生和上帝，我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然而，让我难过的是，在这期间，我的精神导师，世界经济学会荣誉会长
浦山先生与世长辞了。浦山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气横溢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品质高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者。浦山先生的去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作为浦山先生的学生，我只有进一步做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以告慰浦山先生在天之灵。在世界经济研究生涯中我还得到其他许多师长的无私帮助。借此机会，我要特别向仇启华教授、秦国翘先生(已故)、
钱俊瑞教授(已故)、罗承熙教授、
王怀宁教授(已故)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七部分：(一) 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和重大问题；(二)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和展望；(三) 国际金融形势分析和展望、金融危机评析；(四) 国际汇率走势分析与预测；(五) 美国经济评析；(六) 日本经济评析；(七) 区域经济合作。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许多世界经济问题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变化历程。同其他经济学科相比，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尽管有所谓“保护带”顽强保护“硬核”的问题，[2]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可进行大量一定程度上可重复实验(但不是波普意义上的过于简单化的“判决性”实验)的实验室。相对来说，世界经济的理论和观点是容易被拿来同事实的发展相对照的。例如，当你根据一定的理论，断言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后，不管这种衰退是否在你所预言的期限内发生，人们是不难在事后根据事件的发展判断你的理论是否正确，或者指出你的理论遗漏了什么重要环节。在世界经济研究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你完全可以通过不断试错来逐渐改进你的理论。而这种奢侈在其他经济学科中则是难于享受的。在过去的20年间，我的研究记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的记录。但是，聊以自慰的是，在发生错误——修正错误——再发生错误的过程中，我对世界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文集提供了这样一个试错的记录，如果它对我的同事和学生有所启发，我将感到十分欣慰，而不必为一片树林因文集的出版倒下而过于内疚。
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收集、整理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信息，为计划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通过对诸如“国际价值”和“时代问题”的讨论，为中国的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对外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的介绍则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学者加强了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当年研究世界经济理论的学者按方法论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演绎学派，另一派则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归纳学派。演绎学派认为，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由
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不再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即是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而为一的突出事例)。国家(国家机器或国家政权)的“两重性”是这派学者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通过发现和分析商品的两重性推演出资本主义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以及
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演绎学派希望参照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结构，遵循“历史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演绎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经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与演绎学派不同，归纳学派并不把建立反映世界经济的沿某一方向发展的必然性的范畴体系作为研究目标。归纳学派希望通过对世界经济的纷繁现象进行概括，从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并力图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基本规律的概括与世界经济的现实的无矛盾性。老一辈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重要贡献我们将谨记在心。
从1979~1982年，作为以仇启华教授为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编书组的成员，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
资本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即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等。对于我来说，说明西方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传导机制和演变过程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这种十分具体的经济现象加以抽象、形成政治经济学范畴、并使之成为处于辩证运动过程之中的关于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范畴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尽管绞尽脑汁，我却始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一书于1982年出版[3]。虽然我的名字忝列作者名单之中，但我负责的章节因与全书风格不协调最终未被采用。编书组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把精力转向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4]。在此期间，我在世界经济方面的主要“研究”工作是西方国家经济学家的各类世界经济模型的建模方法。事实上，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世界经济模型的[5](1980年)。由于条件的限制，我终于未能真正从事世界经济模型的建模工作。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模型建模工作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取得实质性进展。
文集第一部分中的第一篇文章《走向2000年的中国国际环境和外贸政策》写于1987年。在80年代中期，根据研究所的安排，我参与了关于20世纪末2l世纪初世界经济格局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的任务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个世界在未来十几年内的变化趋势和力量对比做出预测，并提出我国的相应对策。《走向2000年的中国国际环境和外贸政策》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学者中的主流派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这篇文章认为：“在1980—2000年期间，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达到3.5%左右，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为3%，发展中国家约为5%，苏联和东欧国家约为4%。不同类型国家在今后十几年里发展的差异，决定于它们所面临的不同条件和问题。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尽管自1982年以来它们的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但还很难断言它们已彻底摆脱了‘滞胀’的羁绊。它们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各类国家中最慢的。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已有所回升，但还难于恢复到60年代以前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战后一直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后恐怕还将如此。但由于外部条件的恶化它们的增长速度将低于60年代的水平。”其结论是：“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继续增强和美国、西欧相对优势的进一步缩小，三方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经济矛盾将进一步增多。这种情况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更难逆转。到2000年时，苏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就会继续发生一定变化。它们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但缩小的速度将比过去大大减慢。苏、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相互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将会进一步削弱它们对世界事务的控制能力。这是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和集团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表现。”
现在来看，我们当初对世界经济(包括世界政治)发展方向的看法存在严重失误。首先，没有估计到
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其次，没有估计到美国经济会在90年代出现建立在IT革命基础之上的长期繁荣。再次，没有估计到日本经济在90年代会因泡沫经济破灭而陷入长期不景气。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中，世界并没有进一步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相反，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得到空前加强。造成我们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的判断作为一种潜意识，始终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判断。20世纪后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说明，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世界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远没有走到尽头。在这里，我不打算过多地从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角度来讨论造成失误的原因。我的问题是，事后来看(with benefit of hindsight)，如果我们当初能够遵守某种方法论的原则，这些失误能够避免吗?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我们当时使用了简单外推法(simple extrapolation)，而这在预测长期趋势时是不能允许的。我们预测在1980~2000年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为3%，发展中国家为5%，苏联和东欧国家为4%。其作为前提的假设是，同上世纪70年代相比，在上世纪最后20年中，各主要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做出这种假设的根据是什么呢?以美国为例，我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70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已经无法再继续获取廉价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10~20年中不可避免的将要下降。但是，“无法再继续获取廉价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这一“事实”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否会促使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价格回落?其他因素，如科技进步、制度创新是否会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在对今后20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做出判断之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首先回答的。而且问题应该不断地问下去，直到我们确信已经到达了最无疑义的无法进一步分析的“原子”事实为止。否则，我们就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当然，它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得出错误判断。但是，它却意味着我们最充分地利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我们的分析是可能得出的最好的分析。此外，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事先存在一个指导分析的理论框架，如果没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