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帖是宋代政府发给民户的纳税通知书。由地方官府按统一格式印造，其上详载该户的田亩及其应纳税额，作为州县催科赋税的依据。户帖因详载民户田产，又有确认产权归属的作用，在田事诉讼中可以用作产权认证的法律依据。北宋徽宗宣和 (1119-1125) 年间给系官佃户亦发户帖，开具所佃田亩及应纳租课，作为承佃文据。南宋初年曾令州县出卖户帖，每帖依民户田产狭广从1贯到30贯作价6等，作为筹借军费的一策。
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元典章·户部三·异姓继承立户》：“今次追到 万洪 户帖查照，与各人所供相同。”《
元典章·户部三·抄数户计军产》：“有司随即出给印押户贴付各户收执。”《
明史·食货志一》：“ 太祖 籍天下户口，置户帖、
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
近年来，随着明清户帖文书被陆续发现，中国古代的户帖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不过，明清阶段已是中国古代户帖制度流变的晚期了，若溯其渊源，李唐王朝才是户帖最早孕育产生的时代。而且，唐代户帖是发给百姓用于征税派役的文书，这与明清户帖仅是登记每户人口的籍册明显不同。有关唐代户帖最早的记载见于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当时的剑南西川宣抚使
崔戎将一些按亩征收的杂税并入国家两税，然后“颁给户帖”。稍后的开成元年（836年），唐中央政府计划以后把每年的两税钱折成粟麦征收，命令京兆府，“夏季以前先造户帖”。上述户帖属于征税文书。杜牧在唐文宗年间曾经路过襄邑县，看见县令李式征牵船夫，“先行文帖，克期令至”，由于文帖直接派发给差役户，因而也具有户帖特征。可见，户帖不仅用于征税，还用来派役。
作为征税派役文书，户帖实际来自于唐代的公文帖。唐前期在正式公文中实际并没有帖，如《唐六典·尚书都省》中记载六种下行公文，即制、敕、册、令、教、符，其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都称为符，但武周时期折冲府有军帖，说明帖作为一种公文形式存在于唐代实际政治生活中。至中唐以降，公文帖渐多，像中书门下省的堂帖、州县和县乡之间的“州帖”和“县帖”。从公文程式上看，帖与符的职能有相通之处，都是下于州县乡的基层公文。如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高昌县下太平等乡的文书称符，而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则有“县帖青宁乡”的文书。北宋任广的《书叙指南》中提到宋人习惯称“民户帖曰户符”，南宋《
庆元条法事类》谈及帖时也称：“州下属县不行符者,皆用此式。”从宋人对帖的认识中也能够发现帖与符的关联。帖之所以能部分替代符，是因为帖的形式比较灵活、简便，不需要像符那样有繁琐的撰拟格式和签署规定，公文传递时间可能也没有严格限制，这也应是帖后来能够直接下发至百姓阶层的原因。唐代官府公文一般是在尚书省、州县或基层领域吏员之间传达，并不下达到百姓。帖的形式虽然灵活，但按程式也是如此。如白居易的《钱塘湖石记》云“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说明公文仅到乡一级。唐代的公文帖最终能冲破程式，直接下达到百姓层面，并形成户帖，这与中唐以后的政治、经济变革有关。唐代户帖的出现是唐宋社会变革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它适应了土地与人口等经济要素自发流动的经济秩序，为唐政府与基层农民之间的赋役征收开辟了信息渠道和制度路径，从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了社会秩序。唐代户帖的经济功能使其在宋代得以充分发展，而其沟通国家与基层民众的社会功能更使其流布明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极具价值的历史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