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对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但一方又反悔，不履行协议的，人民法院可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如果和解的内容已全部实现，或申请执行期已过，不予恢复执行；如和解的内容只实现一部分，一方当事人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可恢复对原生效判决的执行，但要扣除已履行的部分。

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大力推行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减少执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执行实践中执行和解却不像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调解那样，得到普遍的推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法院内部也对执行和解褒贬不一，争议很大。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当前法院内部片面强调全执结率，忽视了执行和解的重要作用。二是存在大量和而不解的现象，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造成社会对执行和解的不认可。以上情况说明，有必要对执行和解的适用进行探讨，规范执行和解的适用程序，真正让执行和解制度得到广泛推行，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

执行和解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执行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自愿性，即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是本着互谅互让、自愿处分的原则进行协商的，任何人（包括法院在内）都不能强迫当事人进行和解，在非自愿基础上或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下达成的执行和解都是无效的。

2、合法性，即和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人的合法利益，否则协议同样是无效的。

3、灵活性，即和解协议的形式灵活，《执行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比较，多了一项书面要求，但这也只是将人们在执行中的普遍作法予以确认。民诉法和《执行规定》都不苛求和解协议的形式，当事人口头协议的，执行人员将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即可。

4、非强制性，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已经达成的和解协议，法院只能依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不能对该执行和解协议予以强制执行。

执行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

执行和解是执行程序启动后的一种有别于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特殊制度，它既不是执行程序的前置程序，也不是执行程序中的必经程序，所以它在案件适用范围上具有特定限制性。根据执行和解这一执行方式的特性，它只能适用于那些当事人对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具有完全支配权或独立处分权的案件。据此，执行和解主要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民事经济案件、非国有主体为被害人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因为，在这些案件中，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均为一般民事权利，且权利人对其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具有完全支配权或独立处分权。具体而言，适用于执行和解的生效法律文书主要包括：

（1）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支付令；

（2）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有关民事权利义务部分；

（3）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

（4）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

（5）经人民法院承认的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和国外仲裁裁决；

（6）经人民法院认可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院判决、裁定和仲裁机构仲裁裁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可适用的案件范围中，那些涉及人格权利、不宜于强制执行的案件，如探望权案件，执行和解的适用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执行和解原则上不得适用于行政案件和国有主体为被害人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首先，在行政案件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国家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只是依法代表国家作出职务行为；依法履行行政职权既是其权利，又是其义务。不同于民事权利的是，对这种行政职权，行政主体不具有独立处分权，它不得放弃，更无权承诺对某人免为行使。同时，行政案件中的有关国有主体，对国有权益只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或经营权，并不具有完全支配权和独立处分权，它们无权抛弃这些国有权益。其次，在国有主体为被害人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害国有主体或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检察机关，对被损的国有权益均无完全支配权或独立处分权，无权擅自予以抛弃，因此，也不能以执行和解的方式予以执行。

行政案件不适用执行和解并不是绝对性的，根据行政法理和司法实践经验，在案件明显带有民事性质或行政相对人有权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下列情形中，执行和解可予适用：

（1）行政相对人自愿放弃行政赔偿权利的；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机关赔偿行政相对人财产损失的生效法律文书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自愿协商，如果行政相对人全部放弃或部分放弃应得的赔偿数额并达成和解协议的，应予允许。

（2）执行行政赔偿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执行依《行政诉讼法》第67条规定和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而制作的行政赔偿调解书，允许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3）补偿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对以行政机关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付行政补偿为内容的生效裁判文书，由于不涉及行政管理职权，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执行和解适用的条件以下几条：

执行和解只能在执行程序中适用；

执行和解的主体在通常情况下是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在和解协议变更履行义务主体和情况下还包括第三人；

执行和解必须出自双方当事人的自愿；

和解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参加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必须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当事人如果没有诉讼行为能力应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参加。

执行实践中出现的和而不解的情况，其主要原因，一是执行法官为了结案避免案件超期限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不审查和解协议是否能够落实，造成和而不解。二是被执行人为了拖延时间，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往往主动找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而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被执行人不履行，造成和而不解。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是加强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全面审查的责任。

执行和解的效力以及对和解协议反悔的处理。

和解协议只要具备上述条件，即产生执行程序的效力。但是应当注意，该和解协议不属于法律文书，不具有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效力。也就是说，在一方当事人对该协议翻悔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不得将和解协议作为执行根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或者翻悔可按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执行过程中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翻悔可按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批复》中，已经明确规定了根据不同情况所采取的不同的措施：

（1）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或者翻悔的，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按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

（2）如果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当事人又申请按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是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

〈规定〉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

我国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为贵”的理念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而执行和解的本义也体现了这种“和为贵”的理念，能够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之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依据该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采取以物抵债、以劳务抵债以及其他更为方便的途径实现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平等协商达成的结果，在平等协商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通过沟通，交换彼此的思想达成了和解协议，使原本存在的矛盾得以化解，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

减少强制措施实施：

节约司法资源。执行和解中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靠双方当事人的自觉履行的，自然就不用法院再采取强制措施，从而节约了原本有限的司法资源。

为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执行和解也是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一部分当事人通过在执行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实现了自己的正当权益，使一部分执行积案得以顺利结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的压力。

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是否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经审查执行和解协议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要向当事人说明和解协议无效，案件执行程序继续进行。

二是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具备履行和解协议的条件，是否存在被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逃避执行的可能。

具体做法是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执行法官要责令被执行人说明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和条件。被执行人不能说明其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又不能提供执行担保的，法院不认可和解协议的效力，执行程序不停止。法院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要记入笔录。

为保证执行和解协议的落实，还要加大对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制裁措施。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和解协议甚至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恢复执行后要严肃追究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的法律责任，采取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情节严重的，要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拒不执行的刑事责任。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执行法官要告知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法律后果并记入笔录。

规范执行和解还要明确执行和解协议的风险责任的承担。执行和解协议从其性质上讲是建立在民事权利自治的基础上的，它实质上是债权人、债务人针对如何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重新订立的合同。被执行人在履行和解协议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情况发生变化，而丧失履行义务的能力，或其化原因造成执行不能的风险责任只能由当事人承担。对此，执行法官应告知申请执行人并记入笔录。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执行案件如何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7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一般应当在6个月内执行结案，但中止执行的期间应当扣除。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执行程序实际处于中止状态。如果和解协议规定的履行期限在6个月以内，案件可裁定中止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做执行结案处理。如果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在6个月以上，由于超过了法定的6个月的结案期限，法院可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向申请执行人发放债权凭证，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可凭债权凭证重新立案执行。

设立履行债务鼓励制度：

在执行当中，追加第三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在异地执行中。第三人提早代为履行义务肯定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其无利益可得，当然缺乏履行义务的积极性，而往往逃避、甚至抗拒执行。设立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鼓励制度。在被执行人向法院隐瞒对第三人享有债权（到期或未到期）的情况下，第三人经得法院的同意，以少于本应给付被执行人的金额替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

当然，具体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债务金额应占多大比例合适、如何使被执行人受到一定的惩罚而又不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在此只作原则性论述。

废除申请期限：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申请执行的期限，当事人在此规定的期限内未向法院申请执行，便丧失了申请执行的权利。这不仅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在实践中，反而产生了负面效果。从现实来看，不少案件的权利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的申请执行期限内，并不急于向法院申请执行而更愿意保留申请执行权，以随机应变，但由于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申请执行期限，使不少案件的权利人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权利人基于自身或义务人的原因觉得在申请期限内申请执行不是很适当，而暂不想向法院申请执行；另一方面，权利人又担心在申请期限内未向法院申请执行，以后法院不再执行，义务人在没有法律威慑力的情况不履行义务。权利人权衡利弊被迫选择申请执行。

这样，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增加了法院和当事人的负担。由于规定了申请执行期限，导致了有些本可消极和解不需要法院执行的案件，不得不申请到法院执行。而且，即使申请执行，有些案件义务人无履行能力，法院也只能中止执行，待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这样，增加了法院和权利人的负担。特别是分期分批申请执行的案件，如每年给付一次金钱的，当事人可能每年都要申请执行一次。第二，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在中国公民法律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不少被执行人认为，法院来执行是权利人有意使其难堪，破坏其社会形象，于是对权利人抱有成见，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特别是一些如赡养、相邻纠纷、继承纠纷案件中更为突出，权利人依法向法院申请执行，但义务人不能正确理解，使亲人朋友关系非常紧张。因此，应废除申请执行的期限。这样，既可以威慑义务人惧于权利人可能会申请法院执行而自动履行义务，又可让权利人灵活处分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

废除主动移送执行：

应当认识到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法院的执行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规定审判员移送执行，实质上是赋予了法院启动执行程序的权力。民事权利属于私权范畴，国家不应随意进行干涉。所以，法院无权启动执行程序。即使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到国家利益和行政机关的权威，也得在行政机关申请的情况下，法院才可进入执行程序，而不能主动启动执行程序，何况，是民事权利。执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当事人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放弃权利，或暂时不愿意实现权利，那么，法院就不应当强迫当事人而为之。因为，存在当事人申请执行这一充分保障权利人实现权利的程序，法院主动移送执行也完全没有必要。甚至，移送执行还可能吃力不讨好，使法院陷入执行困境。

规定“准执行”阶段：

“准执行”阶段是法院进入执行程序的前置阶段，当事人在裁判文书生效后，“准申请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等经济方便的形式（如，电子邮件、打电话）向法院告知拟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准被执行人。”此阶段，当事人双方可以和解。如“准被执行人”在法院告知后没有履行义务，或双方不能达成和解，“准申请人”可向法院申请执行，则法院直接进入执行程序，不再通知被执行人，也就是取消民事诉讼法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的规定。“准执行”阶段的程序比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送达执行通知书更加简便易行。规定“准执行”程序作为申请执行的前置程序，是为了减少当事人和法院的成本，给予当事人和解或自动履行的机会。

在执行案件中，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一旦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法院的执行工作实际上就处于一种暂停的状态。待双方当事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法院就进行结案处理。对此，实践中没有争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并没有严格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履行，而是在履行期限之后才履行完毕。由于其内容完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所以，法院仍以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履行完毕结案。这种情况实践中争议也不大。

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但没有完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容履行，或是根本就不履行。对于这种情况，中国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也作了一些规定。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依法，是否恢复对原审生效法文书的执行，需全部满足以下条件：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不超过申请执行期限。

如果在执行中，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却没有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而且在超过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后，申请执行人也没有向法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理论界存在争议。

实践中，造成上述情形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事人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权利，以致造成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二是有些当事人错误地理解了申请执行期限。程序法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后执行期限的计算方法是以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一些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一致，其计算方式为最后一次实际给付的日期，因而错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应严格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因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不能单独强调要保护权利人一方的权利，而是应严格依照相关的程序法处理。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出现时，终结案件执行。所以，对于上述两种没有法定申请执行期限中断事由的情形，法院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终结执行。

此外，就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来说，其不具有强制执行依据的效力。因为法院据以执行的法律依据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虽然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执行中自行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有关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但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已经不完全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能否履行、如何履行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双方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合理的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法院的执行机构不能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当事人自行缓解矛盾的方式。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他们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执行人员应该告知他们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执行和解确定的方式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对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告知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恢复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法院不会、也不能依职权强行恢复。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申请人没有在法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那么，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还是可以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可以持执行和解协议，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内，另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