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传达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示开始的。它是在“四人帮”煽动下由毛泽东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11月3日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

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197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加快经济发展，重新启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他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与江青一伙斗争时，他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发生。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可以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的，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这样的决议。邓小平不接受，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不仅是邓小平，而且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11月初，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看作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认为他们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批评了邓小平。后来，毛泽东扩大了打招呼的范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让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

1975年1月中旬，凭借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之后他又在总参谋部对团职以上军官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指出：“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接着便开始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之举特别重要，它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

邓小平在解释《决定》的会议上指出：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

在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的整顿下，只用一个多月就解决了铁路交通的“老大难”问题。此举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也使人们感到文革以来的多年积弊是可以改变的，故而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当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月4日，他又一次强调：当前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9月中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作了系统阐述：“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指实现四个现代化——编注），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这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开始好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5%，农业总产值增长3.1%。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

铁路整顿、钢铁整顿、财经整顿、国防科技整顿，扭转了这些部门的混乱状态，进一步明确了整顿的指导思想，丰富了整顿的措施。一批敢于斗争的干部和群众站到了反对派性、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行列。大胆地抓生产、抓业务，使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得以恢复，生产和经济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已经在社会上成为比较强烈的呼声。

1975年年中，毛泽东病情加重，由侄子毛远新担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在1975年11月1日向毛泽东汇报说：“1975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提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对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天，毛泽东表态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认为文革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1975年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指控信的批示，这封信指控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而对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的要求，邓小平婉拒之。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在原则上不让步，遂使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遭到邓小平的拒绝毛主席决定停止让邓小平统管全面工作，让其“专管外事”。

11月下旬，政治局召开有一百三十余名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问题，此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邓小平从3月开始的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因此中断。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发动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2月2日，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2月5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向全国普通群众印发。2月25日，华国锋总理主持召开各地方、军区一把手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对邓小平的点名批评。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说：“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会议要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求大家“转好弯子”，“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批评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之后，江青亦责骂“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提出“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下放。不要一棍子打死。”3月3日，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同时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强行展开。

此后，全国各家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全面揭批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将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为批邓造势的大批文章中，江青集团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称周恩来支持邓小平掌权是“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同时还论证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以此再次对周邓集团实行镇压。在这个运动之中，一些地区武斗重起，停工停产，铁路枢纽瘫痪。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4月5日，四五运动爆发，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将其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总后台。1976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之后，以梁效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批判组对邓小平一致展开又一波的大规模批判。

8月，中共中央将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反面材料，称作“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动批判运动。这导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升级，极左思潮泛滥，国民经济再次跌入谷底。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华国锋常务副主席在中央军委的支持下，一举拘捕了“四人帮”全体成员。但华国锋继续推行“两个凡是”，继续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表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拒绝陈云、王震提请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要求，称如果让邓小平复出，就会导致“四人帮”复辟。但是，此时以叶剑英为首的大批军队和老资格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同意邓小平的复出。

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正式宣布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结束。此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策划下，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彻底击溃了“两个凡是”理论。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公报，决定撤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件。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彻底否定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