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1947年7月在重庆创刊，为油印8开不定期刊。每期2至3页，有时一期出6页。内容主要是根据新华社的广播消息，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报道人民解放战争进展情况，介绍国统区各地群众斗争的经验等。遇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或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捷报，另出增刊。每期一般印800份至1000份，有时达到1200份。通过组织按系统秘密发行。

《挺进报》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是一张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发行，进行秘密斗争的红色报刊，为宣传中央政策，传播解放战争胜利消息，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团结教育党员人民的使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1947年3月5日，《新华日报》被迫撤离重庆。舆论大旗的倒下，使得重庆消息闭塞，反动谣言充斥，白色恐怖愈显狰狞，许多进步人士和群众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解放战争的最新进展，在这样的环境下，《挺进报》犹如黑夜中点燃的火炬一般诞生了。

《挺进报》的前身叫《彷徨》，是一份在国统区领有合法登记证而公开出版的杂志。虽然形式上是灰色的，但该杂志却是一份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内容，借此联系群众，深入社会青年，从而在长期隐蔽中发展聚集革命力量的红色报刊。在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当时主要的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有蒋一苇、刘镕铸、陈然等。

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突然被迫撤走后，《彷徨》失去了领导，但几个同志决定先隐蔽下来，继续坚持“灰皮红心”的方针把杂志办下去，“独立作战，在斗争中找党。”

1947年6月，蒋一苇从《彷徨》信箱中收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寄来的油印新闻稿，上面报道了解放军在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阅后交给刘镕铸，刘爱不释手，反复熟读几近背诵后便通宵将新闻稿翻印成16开的油印小报散发出去。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广泛传阅。此后他们又从自己的《彷徨》和《科学与生活》杂志的信箱中收到更多的来自香港的新闻电讯稿，于是二人同陈然商量决定，继续办这份转载电讯稿的这份小报，并命名为《读者新闻》。又出了两期后，感觉报名过于平常，缺乏战斗性。于是同新加入的吕雪棠、吴子见（盛儒）开会商议改名，会上采纳了吴子见的意见，从第3期起改名为《挺进报》。

通过《挺进报》的出版，1947年7月，市委委员彭咏梧在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和刘镕铸接上了关系。市委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决定《彷徨》停刊，将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稿的《挺进报》作为重庆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并由彭咏梧直接联系，报纸增加印数，主要交由市委发行。并建立了以刘镕铸为特支书记，恢复党籍的陈然任组织委员，新入党的蒋一苇任宣传委员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以及成员有成善谋、程途、朱可辛和张永昌等的电台特别支部。两个支部均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但严格分开，分头单线联系。电台特支由市委书记刘国定联系。同年冬，彭咏梧和江竹筠前往川东领导武装斗争，吴子见随行，《挺进报》便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维嘉（黎纪初）领导。

《挺进报》每周出版两期，版面大小为8开一张或两张，每期2至3张，由相关人员分头散发。由市委领导后，印数大幅增加，从每期约200份不断上升至每期800份至1000份，最多时达1200份。版面也随之增加，最多时有4张。该报的工作流程大致如下：每天由电台特支的成善谋抄收邯郸新华社的记录新闻以提供电讯稿，由江竹筠负责转交给吴子见整理，之后再交给蒋一苇进行编刻。报纸的印刷则在重庆南岸玄坛庙野猫溪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陈然家中进行。印好后，由熟悉沿途和各渡口特务盯梢情况且擅长伪装的陈然过江送到时事新报馆三楼，交给吴子见，然后江竹筠取走大部分，剩下的由吴子见交给刘国定，整个过程都是单线联系。后来吴子见随彭咏梧、江竹筠离开重庆后，陈然便将报纸直接送到民生路开明书局，交给刘镕铸。刘镕铸收到报纸后，通过委托转发和邮寄的方式发行。

《挺进报》的主要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战局综述，编辑人员根据收听记录到的新华社播发的新闻，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战况进行报道。第二部分是评论文章，主要刊载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对地下斗争的指导意见和地下组织发展的工作思路。第三部分是特载，全文或部分地转载一些重要的文告。如第十四期《挺进报》就节录转载了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1947年9月在波兰举行的共产党情报会议上所发表的《论当前国际局势》。第四部分是新闻简报，刊发一些国内发生的政治性的新闻。第五部分为警告并开导敌特人员的内容。如第十九期就刊载了《重庆市战犯特务调查委员会严重警告蒋方人员》等文章，用以瓦解和动摇敌人。到了1948年春，《挺进报》还增出了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大反攻》《耕者有其田》和《被俘人物志》共四篇文章，作为特刊出版。

当时受重庆市委领导的还有一个地下油印刊物，叫《反攻》，由赵隆侃、苏心韬、向洛新、张亚滨、王大昭、黄冶和文履平等负责。它和《挺进报》各有分工，《反攻》主要发表政论性文章，《挺进报》主要刊登新闻消息并配小评论，两份红色刊物在言论上互为犄角，互相支持。到了1947年底，因赵隆侃等另有任务，市委决定把《反攻》也交给《挺进报》接办。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刘、蒋等接手后的《反攻》只办了一期，于1948年1月出版，之后未再继续发行。

1948年初，负责领导川、康、云、贵地下党活动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分局下达指示，川康地下党组织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敌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为了能有效按照此项斗争策略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挺进报》在内容上做出调整，除了继续大量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以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用来对敌人发动思想攻势的文章。并在发行方针上作出改动，从第十五、第十六期起，该报开始大量地邮寄给敌方人员。《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周密地考虑了邮寄方式，所使用的信封都是印有机关头衔的，包括重庆警察总局和中央银行在内的共有四五十种，都是平时通过诸如索取印刷样本等光明正大的渠道和方式搜集来的。承担此项工作的同志们在书写信封内容时十分注意经常变换笔迹，而且在寄送时频繁变更寄出地。这些谨慎而细致的措施使得敌人很难追查。就这样，一封封“亲启”信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大小敌特头目的手上，里头的一份份《挺进报》令敌人惊骇万分，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的眼皮之下和要害之处，地下党竟有如此强大的活力。《挺进报》像一把插入敌方心腹的利剑，既起到了震慑敌胆瓦解斗志的作用，也引起了敌人的高度重视。

1948年4月初，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市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而被捕的主要领导人中意志不坚定者的迅速变节，尤其是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冉益智和市委书记刘国定将所知情况的全数出卖于审讯特务的无耻行为，给《挺进报》带来了惨重的损失。4月负责电台支部的成善谋被逮捕，原定3月就应遵循组织决定撤离重庆的陈然因为担心工作无人接替，在屡次收到地下党同志告警的情况下依旧在危险的环境中坚守岗位，于22日晚在家中被捕，同时被查抄的还有未印完的第二十三期《挺进报》，第一代《挺进报》被迫停刊。

由于各种原因，这次国民党对地下党组织的疯狂破坏行动被称为“挺进报事件”，然而不仅是《挺进报》，整个重庆和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因此同时遭受了灾难性的破坏。据解放初期的统计，从1948年4月至1949年1月，受“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沪宁8人。133人中，被直接杀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一般是秘密杀害）的38人，脱险和释放的仅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杀害的4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挺进报事件”中，大批同志被捕，大量组织被破坏，并出了少数危害深重的叛徒，但大多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监狱里，在法庭中，在刑场上，面对死亡，却是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连审讯的特务都叹服为：“慷慨悲歌之士。”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在我党的新闻史和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荣而悲壮的一页。

虽然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但留下的同志们迅速集结起来，继续牺牲者未竟的事业，仅仅三个月后的1948年7月，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就做出了要恢复《挺进报》的决定，随即成立“挺进报小组”，由李累任组长，负责收听电台，记录新闻电讯稿，并进行编辑整理，由唐祖美、吴宇同和廖伯康负责刻印，程谦谋负责发行。1948年9月，在第一代《挺进报》被敌人查获不到五个月后，第二代的《挺进报》又出现在了重庆。

新的《挺进报》接过了前代的宣传任务和斗争精神，也适当调整了自己的办报方针和内容，为此邓照明曾对第二代《挺进报》成员郑重交代：“要吸取前届《挺进报》的经验教训，不能再搞对敌攻心，要以党员和进步分子为主要阅读对象，也不扩大发行范围，内容以战局报道、政局评论为主。也可适当加些地方局势的分析。”于是该报采取不定期出版的方式，通过党的各个系统内部发行，每期刊印三百份至四百份，只在地下党的和进步群众内流通，不再邮寄给敌特头目。在新第二期中，该报编辑室曾发出启事：“这是我们自己的报，不可靠的朋友别拿给他看。自己看后，不要乱丢，最好把它烧掉，免得落入敌手。”这一系列调整是对原《挺进报》被破坏的教训的反思和吸取，也是对中央给逐渐恢复起来的重庆和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这一指导方针的遵守和贯彻。同年十二月程谦谋被捕，李累和唐祖美等被迫转移，《挺进报》第二次停刊。

1949年初，邓照明又与马华滋、董遐民和宋志开等组成新的《挺进报》班子，交由重庆社会大学支部书记朱镜直接领导，第三代《挺进报》很快又送到了地下党和群众的手中。1949年7月17日朱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挺进报》至此终刊。

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挺进报》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而且道路曲折屡遭重挫，但其影响范围之广，宣传鼓舞作用之大，是无法被历史忽略遗忘的。该报除了由中共重庆市委主持刊印发行外，川东临委各级组织和周边地区的中共党组织也在积极传播翻印，有的地区如合川、垫江等地还专门组织力量油印再版，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发行网。从重庆、川东各地到周边地区，甚至贵州思南地区和中共黔东北游击支队活动的九个县，都可以看到《挺进报》活跃的身影。浓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挺进报》是一面高举的战旗，起到了传递信息、宣传政策、打击谣言、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重大作用。不仅是重庆市委和川东临委对其高度重视，该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也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当时的情势下阅读进步报纸是有危险的，但百姓们一拿到《挺进报》就爱不释手，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传看和翻印，很多人将其看成是“小《新华日报》”，足见该报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党史专家为了准确地表达概念，把1947年7月创刊至1948年4月的《挺进报》称为第一代，把唐祖美等人刻印的《挺进报》称为第二代，把1949年2月至7月由朱镜领导出版的称为第三代，把1949年8月至11月出版的没有《挺进报》刊头的《挺进报》称为第四代。许多人没有弄清《挺进报》有这么四代，因此常常叙述起来云里雾里，读者也会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