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种思潮。1923 年胡适创办《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提出“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的口号，提倡以所谓科学方法从事“国故学”，并拟定一近 200 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称青年排队游行，高喊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要安心独坐图书馆，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此主张遭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人士的反对。

“整理国故”是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其后经胡适提到“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方针。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整理国故运动”。

胡适在1919年7月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的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他认为，这种“评判的态度”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作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这三方面的重新评估，与中国旧有的学术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这三项中，“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不讲究学术渊源和思想的前因后果，“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有种种武断的成见”和“可笑的迷信”。针对这些，他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四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对于“保存国粹”的主张，胡适作出激烈批评：“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几年后他写道：“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这些可说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亦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存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因此，人们不应指责这是复古、守旧，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更不应以“全盘、激烈、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来批评胡适。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还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

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朴学仅把义理之辨的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像的狭窄范围，将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古代各类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三教九流”与这些经典一样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就使研究对象极大地丰富，并且必然填补许多研究的空白。

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提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这种专史研究又细分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这十个方面。也只有分专史研究，国学研究才能深入。

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即要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则，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在胡适的倡导下，从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身体力行，不遗余力。他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国学研究，写下一篇篇扎实深入的研究论文、书评、序、跋；创办《国学季刊》，并发“宣言”；推动古史讨论，拟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向广大青年大力推荐……整理国故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

胡适二十年代初起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研究考证，就以其方法的的新颖和论证的严密确当，竖立了一种新的学术典范。在《水浒传》研究中，他采取对某一历史“故事”的演变作历史追踪的方法，对有关民间传说、野史、话本等等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形态追本溯源，指出该书是经过几百年民间传说后，由托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总其成的。《〈红楼梦〉考证》可说是胡适这方面的代表作，影响之大直到如今。他以书的内容为对象，广泛搜罗有关著者的时代背景和各种版本，经过细致研究，推倒了近百年来关于这本“奇书”的各种“索引”与“附会”，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部书只是作者的自叙传。此论一出即引起轰动，为学界接受，并开创“红学”研究的新方向，被称为“新红学”。此一学派至今仍常盛不衰，为“红学”中的主要学派。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较早地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这部著作首先将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中心地位，强调民间而不是士大夫是文学的最深、最基本的根源，并且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可将此作为社会生活的史料。这些在当时都是划时代的。

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初衷本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先秦名学史·导论》），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

整理国故运动作为20世纪20年代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民族文化传统顽强生命力的要求。不管在史料保存与挖掘上，还是它体现的学术氛围上，都是对我国史学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