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是分两期进行的：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1年半时间。第一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干部，共约4、5千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间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计1万2千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6、7千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时，中央党校是空前地扩大了，全校共分为6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总学委，毛泽东为主任委员；总学委下设分学委。此时，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常务副校长。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做了思想动员。

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规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

当时，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毛泽东也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延安整风，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第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毛泽东个人意识与全党意识相统一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1930年他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显露思想萌芽。在经历和总结“左”倾教条主义指导革命实践遭遇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的观点。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写发刊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对党创建以来的历史进程、党的建设基本问题以及经验进行阐述和总结。1941年5月，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然而，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前的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认识上还远没有确立。这一状况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得到改变。1942年任弼时在笔记中谈自己参加整风运动体会时说：“过去的二十一年，虽然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但是真正自觉地认识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当时任弼时已是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又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认识很能说明问题。

在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第二，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

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

中共党史著作一般都以遵义会议作为毛泽东全党领导地位确立的标志，符合历史事实，但事情又远不是这样简单。首先，领导地位和领袖地位不完全一样，历史资料显示，用“领袖”一词来称呼毛泽东是到1940年以后才出现在延安的报刊杂志上。该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其中说到毛泽东是“公认的领袖”，但在前面加了“在党的工作中”的限制词。1941年4月，《解放》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对我党当代政策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昭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讲，坚守思想阵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至为重要。当前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需要高度重视与警惕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面对着长期执政和对外开放的新的复杂环境，能不能够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和始终不渝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及其反动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侵蚀；能不能够彻底地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的伎俩实现其破坏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经历“文革”动乱，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之后，我国知识界一些所谓“资深学者”和“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带头在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抹黑风”、“栽赃风”和“翻案风”，充当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吹鼓手”和“急先锋”。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随心所欲地往毛泽东头上泼污水，百般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实践；竭力鼓吹在我国实行私有化，千方百计地美化资本主义制度；颠倒黑白地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林彪等人翻案，在党内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回头想一想：苏联是怎么垮台的？不就是因为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苏联的知识界带头刮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和丑化苏联光荣历史的狂风恶浪，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从而在短短30多年时间内，就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惨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

延安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要求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历史经验，树立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说过：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过好“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三大“关口”。“战争关”和“土改关”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关”是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废除私有制，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头脑中树立了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同志，才能过好这三个“关口”。所以，彻底改造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上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任务。当我们党和革命在前进征途中遇到巨大困难和遭到严重挫折，尤其当发生如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有些人便会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彷徨、动摇和分化。在此形势下，其中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也会有少数人依然顽固坚持其旧有的立场，而与党分道扬镳。

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是一辈子都要坚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必须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风运动的好传统，好作风，我们必须代代相传，并不断地发扬光大，使之永远成为我们党的传家宝。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编了《六大以来》一书，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行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整风运动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指导和推动了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整风。

1943年下半年，毛泽东又领导纠正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中反 特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1943年10开始，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总结提高阶段，即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的阶段。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 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贡献，公认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