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
靳以真的是
现代文学编辑史上的一对最佳搭档：靳以是天生好编辑，他做事认真，有气魄，有能力，担当了主要的编辑工作，而巴金则是文学声望在靳以之上的名作家，巴金不管具体编辑业务，但在关键的时候，不仅参与了积极的意见，而且敢于担肩胛。靳以也处处尊重巴金的意见，从未有过因多做事而声望不及巴金而心里不平衡。……我们从两人的编辑的风格可以看出，他们既不随波逐流地跟着市场潮流呼风唤雨，也不因为正义的冲动而像左翼文艺那样狂呼乱叫，他们只举起一面旗帜，就是纯粹的文艺与人道的力量。这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开创的传统，也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重镇《
收获》杂志的风格上看到其流风所至。承上而启下，这就是我说的这三家期刊所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创作主流的意思。
1936年底，巴金和靳以合编的《
文季月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后，两人又在筹划新的文学期刊，次年春天，第三本以“文”字打头的期刊《文丛》又创刊了。《文丛》第一卷第一号1937年3月15日出版于上海，靳以主编，由巴金任总编辑的
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经售。从《文学季刊》到《文丛》，靳以和巴金等人所主办的文学刊物已经形成了自己非常成熟的风格和追求，他们紧紧地揪住人生和时代的衣角，用朴素的文字表达出一个时代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表达出为摆脱这种痛苦所付出的努力和艰难。他们没有粉饰人生，也不曾玩弄技巧，但他们是以对待人生和生命严肃态度来从事文学创作的，所以在这些作品里有一股严肃、坚定的正气，却找不到柔软、颓靡和享乐的游戏笔调。《文丛》自创刊至1937年?月15日第1卷第5期出版为止，为第一卷。在这之后，抗战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许多文学刊物不得不停刊，《文丛》也在其中，但巴金和茅盾等人，以《文学》《中流》《文丛》《译文》等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于此期间联合出版了一个小刊物《呐喊》(后改名《烽火》)，巴金作为主持者一直在为它而奔忙。1938年3月，他和靳以从上海经过香港到达广州后，一面恢复《烽火》的出版，一面协助靳以恢复《文丛》。当年的5月20日，《文丛》第2卷第1期在广州出版，它带着战争年代的烽烟重现在读者面前：丰子恺的漫画《任重道远》为中的国人们鼓劲，而巴金的《火》和靳以的《前夕》两部长篇小说将文学牙塔拉到了严峻的现实中，洋溢在作品中的昂扬情调迅速缩短了文学传的距离。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像钱君匐《战地行脚》这样的战地通讯。写下的《五月的话》作为刊首语，它也奠定了《文丛》后期的风格；不忘国耻唤自由，号召大家投入到争自由战斗的行列中去。《文丛》忠实地记录下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人民的生存本相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进神。在烽火中写下的带着血和火的文字，至今仍炙烤和打动着阅读者，让你感受到一个大时代中，生命的重量，自由的分量
更为感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定和韧性。想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山，人们连逃命都来不及，而靳以和巴金这些手无、十铁也无金钱的文人们割带着稿子、带着校样、带着刊物的纸型在日机的狂轰乱炸的中排版、印刷、邮寄，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又需要怎样的“定力”啊! 日军攻入广州的前夜，巴金才撤离，他除了带着简单的行李外，还有《文丛》的纸型。后来到
桂林才将这期杂志印厂出来，在《写给读者》中，巴金坚定地写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我们有着广大的丰腴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将跟随着我们的人民和土地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这种对文化的抉著、信心和热情，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面对这样一群人；谁还好意思谈他们的动摇性、软弱性或者什么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也知道生命的可贵，也知道幸福和欢乐的含义，但更强大的责任压倒了一切。巴金曾切实地描述过在轰炸中过日子的感受：“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但是，“‘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广州在轰炸中》)。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履行“生”的责任。在战乱中，文化显得是那么脆弱，一份刊物的操持完全不是在和平年代所能想象的：“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的出版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刊物的排印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脱期是常见的事情了：“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在轰炸中过的日子》)这在抗战中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今天重新翻阅老杂志时，我的眼前却频频出现前辈文人们高大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