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55年。

该小说的背景是美国全面侵入之前的越南，当时的越南已在胡志明的领导下，结束了越南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和80多年来的外国殖民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但以法国为主的殖民主义者却不甘心放弃越南，而是想方设法加紧重占越南，继续它的殖民梦想。

该小说主要以倒序的方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人到中年的福勒是英国伦敦时报的一位资历深厚的驻外记者，他自愿申请到越南这块被炮火蹂踊却充满热带浪漫气息的土地是为了逃避生活、放逐自己。英国国内工作的单调乏味、与妻子婚姻的名存实亡、一个个情人的离去，使他感到对生的厌倦。幸运的是，福勒在西贡这个美丽的城市重新找到了自我。他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叫凤儿的越南舞女。凤儿不计较他们年龄的差距，甘愿做福勒的情人。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是快乐和满足的：他为她提供安全、舒服的生活，她则让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感觉。福勒沉溺于与凤儿的爱和鸦片烟中，对工作缺乏热情、草草应付。身为记者，他老于世故，不对任何事件采取立场，只是报道他所看到的。

福勒在西贡天堂般的生活随着一个叫派尔的美国青年的出现被打破。32岁的派尔漂亮、热情、充满幻想，还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他是作为美国经济援助团的成员来到越南的。几乎是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爱上了凤儿，并声称与福勒展开公开、公平竞争。福勒在这场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除了他年老、不富有外，还有他在英国的笃信天主教的妻子是不会和他离婚的；派尔则不同，不仅年轻，且“手头有着无限的体面”。凤儿在她势利的姐姐的鼓动下，自然选择了派尔。失去凤儿的福勒是痛苦的，虽不甘心，但也只好接受现实，原谅了天真、单纯、做事不考虑后果的派尔。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自行车爆炸、小汽车爆炸使福勒惊讶地发现派尔绝不是那个在别人印象中的单纯、无知、文静的美国人，他是这一系列爆炸事件的策划者。他的真实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特派员。他来越南不是为了给陷入战争泥潭的法国提供援助去对付共产党，而是谋划在越南扶持亲美的第三种力量，一种既不依附于法国又反对越共的力量，以便在法国被迫撤出印度支那地区时，美国能够顺利进入和占有越南，把越南变成美国的新殖民地和侵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派尔对约克·哈定的第三种力量的理论深信不疑，固执地想把它变为现实。他幻想着用这套理论就可以把越南解放出来，变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他自己也由此成为捍卫民主的斗士。然而，他的自以为是和过分理想化使他对越南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不仅夺去了许多越南无辜平民的性命，也白白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出卖他的正是他的老朋友和情敌福勒。

格雷厄姆·格林一生酷爱冒险，少年时代就参与俄罗斯轮盘赌，这是一种危险的赌博游戏，参加者轮流持只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然后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扳机。格雷厄姆·格林这种酷爱冒险的性格，使他到过很多局势动荡、充满战争和不安定因素的地区，比如茅茅运动时期的肯尼亚、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宗教迫害盛行的墨西哥和经历着第一次越南战争、史称法越战争的越南。这些冒险经历刺激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创作欲望，以第一次越南战争为背景的作品《文静的美国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文静的美国人》是格雷厄姆·格林创作于1952到1955年间的作品。

福勒

英国伦敦时报驻越南的新闻记者。福勒年事渐高，阅历丰富，事事采取中立态度，在英国有一个因为宗教信仰不能与其离婚的妻子。在越南，福勒辛辛苦苦追求到年轻美丽神秘沉默的越南美女凤儿，凤儿的存在是福勒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天不遂人意，年轻文静、充满理想色彩和政治幻想的美国青年派尔闯入福勒的生活，爱上了凤儿。派尔年轻、体面、有责任心，能给予凤儿一个婚姻的承诺，成功的将凤儿从福勒身边带走。岂料派尔突然被谋杀，失去依靠和承诺的凤儿重新回到福勒的身边，福勒远在英国的妻子也终于同意与福勒离婚：福勒自派尔死掉之后事事如意，而不为人知的真相却是正是福勒通过越盟的人谋杀了派尔，可是这一真相却无人知晓，包括凤儿，凤儿正在为终于能成为第二任福勒太太而欣喜若狂。

凤儿

越南舞女。与福勒和派尔相比，凤儿这个人物显得苍白，用福勒的话说，“我们在谈到她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仿佛她不在场似的。有时候，她像和平一样无形无影”。她的沉默使这两个爱她的人没法弄明白她的思想，她的思想深藏在“他们不懂的语言里。”凤儿的美丽、飘逸、神秘象征着越南这块饱尝炮火蹂踊但关丽沉静的土地;她的沉默不语象征着她表情坚毅、极具忍耐力、不屈不挠的民族同胞。她对派尔说出的“不”字，似乎不仅仅是对想拥有她的两个男人的否定，也是她的国家、她的同胞对以“保护”、“解放”为借口侵占这块土地的外来势力发出的一声拒绝。

徐小姐

凤儿的姐姐。徐小姐是小说中唯一精通英语的女性，她能和福勒等西方人交流沟通，但在福勒眼中，徐小姐是个贪婪虚伪，精于算计的女人，她力图从凤儿的婚事中得到利益。凤儿年轻，一切事情都由她姐姐把关。

格林在《文静的美国人》中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分析判断力准确地预言了美国日后将介入越南的可能性和战争的必然失败。格林在小说中所作的预言给惯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美国敲响了警钟。他通过文学的形式给予世人这样一个启示：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强加于另一个国家是危险的，不仅损害了别国人民的利益，也给自己招致灭难。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应当学会理解和共处，求同存异，而不是消灭异己。

小说开篇便遵循传统侦探小说中多以“死尸”展开故事的模式，并按“案件发生—侦探介入调查”的套路展开情节，些微不同之处在于《文静的美国人》中的侦探一角是由一名警探代之。随着案件的发生，小说重要人物在开篇第一章便悉数登场，侦探—维戈特、被害人—派尔、嫌犯—福勒和凤儿。派尔的意外死亡使读者的视角转向案件的侦破过程，期待“淮做的”、“怎么做的”等疑云的揭开。然而，格林却一改迎合读者的态度，使读者的期待受到挫败。小说接下来的章节并未如传统侦探小说那般细致如里地分析侦探如何在若隐若现、扑朔迷离的案件中搜寻线索，反而借用小说主人公福勒的口吻，回忆起他与被害人的过往经历，讲述时还会不时的穿插评论和抽身回到案件本身。这样的情节安排乃是格林刻意为之，他将案件破获的线索隐藏在福勒的叙述之中，而不急于揭示真相，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时间来思索整个案件和观察涉案人。例如破案的关键物证——派尔的狗在福勒的叙述中曾多次出现，为后来的侦破理下伏笔。这时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是侦探与凶手的关系。换言之，案件的侦查过程在小说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使得读者不至于对小说严肃的内容，和主人公貌似离题的“赘述”产生厌倦感，反而会在福勒的娓娓道来中找寻线索。事实上，格林真正关心的是侦探小说中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即“为何要做”。通过福勒的讲述，读者很容易得出答案，而小说的主题一也寓意在答案之中。

侦探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是侦探和罪犯。而《文静的美国人》中，格林巧妙地塑造了双重侦探角色，一个是传统意义上负责调查案件的侦探——维戈特，另一个则是“罪犯”福勒自身。全书戏剧独白式的回忆正是福勒找寻线索、自我发现之旅的展现。他在“自我拯救”中扮演“心灵侦探”一角。正是通过他自己的回忆和剖析，才使得读者了解事件真相。小说结尾处，福勒也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罪过，原来他对派尔的死难辞其咎。然而在现实派尔之死案件中，真正的侦探一角——维戈特的调查取证过程却未获得实效，因为从始至终，“罪犯”福勒都未亲口承认涉案。事实上，格林并不关心“罪犯”福勒是否承认罪行，而是福勒的“赎罪”是否是自愿的，纵使这一过程充满了痛楚。格林设置侦探维戈特这一人物的功用在于帮助“罪犯”重塑整个事件经过、帮助福勒完成“自我发现”和赎罪。《文静的美国人》中维戈特与福勒每次谈话的日的在于帮助福勒卸下肩头沉重的包袱，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的负罪感，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他愧于承认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总是妄图置身事外。

《文静的美国人》在美国成为大学选读越南战争史与政治学课程者的必读书，而且被改编成同名电影，2002年11月在美国首映。

1955年，该小说在英国出版时，受到了普遍的赞扬，但是当它下一年在美国出版时，得到的反映却是毁誉参半，很多美国评论家指责格林在小说中流露出反美情绪。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格林于1904年生于伯克汉斯泰德，1929年即他改信天主教后3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内心人》，但直到1932年《斯坦布尔列车》一书问世，评论界才开始承认他的作品。

格林在小说中十分注重探讨信仰危机和犯罪问题，其受欢迎程度历久不衰。包括《布赖顿硬糖》和《第三者》在内的许多小说已被拍成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