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档案：世界最大泄密事件内幕揭秘》是2014年4月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哈丁。

故事的一切始于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的头条新闻披露，威瑞森电话公司用户的通话记录被美国政府监听。次日，神秘的爆料人在香港亮明身份，斯诺登从此名噪天下，而作为被独家授权的英国《卫报》，也和他一起卷入了风暴漩涡。

据斯诺登爆料，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之名，对公众的电话、电邮、短信等信息进行监控，监控范围波及世界各地，甚至德国总理默克尔约闺蜜看音乐会都会呈报到奥巴马的办公桌上;美政府让公众隐私无所遁形。斯诺登和他供职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正是这一切的操纵者，他自爆参与“棱镜”、“星风”、“五只眼”等一系列计划，而他也是这一切的抗争者，他把美国政府的丑陋、对民众隐私权的践踏展现给全世界。他，敢于背叛最强势的美国情报机构，被全球追杀，逃亡俄罗斯;他，一个狂热的电脑黑客，却从坚定的反泄密者变成最大的泄密者;他，和善内向，却秉持是非观念不做沉默的大多数;他，拥有待遇优厚的工作，却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曝光惊天丑闻。

本书追踪了“斯诺登事件”的前因后果及详细过程，曝光了美英等国监控全球的种种内幕。本书由最早采访和报道斯诺登的《卫报》精心策划，专人撰写，总编辑作序推荐，是全球首部解密该事件的权威著作。

读完本书，你会知道：他是叛国者、名利狂、精神病，还是正义使者、全球英雄……

序

开场 接头

1“真实的呼哈”

2 公民抗命

3 线人

4“迷宫”

5 屋中人

6 独家新闻!

7 世界头号通缉犯

8 无时无处不监控

9 你们都玩够了

10 不作恶

11 航班

12 狗屎风暴!

13 储物间

14 迁怒信使

尾声 流亡

致谢

英汉词语对照

先是维基解密(WikiLeaks)，再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近年来的泄密事件如海啸一般汹涌而来。这有时给人以一种感觉：我们对美国外交官和间谍的行为已经无所不知。从事侦听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前合同工斯诺登的爆料，影响远远超过最初由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公布的政府部门文件。

斯诺登泄露的文件不仅保密程度更高，而且他头一回揭露了“五只眼睛”(Five Eyes)情报联盟的紧密结构和牢固网络。“五只眼睛”是二战后最为神秘的组织，联合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的情报机构。斯诺登的文件大量披露了该机构的运作情况（如监听国家领导人，以及为搜寻恐怖分子目标而收集的海量数据），以至于仍在不断泄露的新资料失去了震惊世人的能力。

从许多方面看，NSA试图颠覆互联网本身，监听为谷歌(Google)和雅虎(Yahoo)等美国科技巨擘传输数据的海外光缆，并且操纵电信系统，试图进行远程访问。难怪华盛顿方面如此担心中国监听华为(Huawei)等电信公司制造并行销世界各地的设备。但凡是美国人指责中国和华为做的事情，他们自己也能做，而且拿手得多。

《斯诺登档案》出版不久后，由律师转行当记者、受斯诺登委托发布文件的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将于今年4月出版一本叙述NSA丑闻的书。《卫报》(The Guardian)记者卢克·哈丁(Luke Harding)对斯诺登爆料一事的参与晚于格林沃尔德。他采访了与斯诺登共事过的人，但没有采访斯诺登本人。对于曾经担任情报机构IT专家、但因为幻想破灭而成为泄密者的斯诺登，哈丁的描写难免有瑕疵——鉴于本书成书速度如此之快，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从斯诺登最初爆料到本书出版只有8个月。

对于情报机构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盯住正当的目标，哈丁绕过了一些棘手的问题。类似地，为泄露情报机构越权违法的细节提供理由的论点，不一定能支持暴露敏感的数字谍报技术，从而让俄罗斯和中国等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手得益。然而，本书对此探讨甚少。

作者顺带进行的比较也显得傲慢：在他看来，美国媒体胆小怕事，而英国媒体英勇无畏。但是，美国媒体有时自认为重要的慎重很难算得上是自我审查。是谁将《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是美国国防部对1945年-1967年期间美国政治、军事介入越南的评估报告——译者注）和水门事件(Watergate)公诸于众的？近些年来又是谁将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囚丑闻和美国情报机构渗透伊朗核计划的详情大白于天下的？

不过，作为在普京主政期间被俄罗斯驱逐的记者，哈丁至少能从另一个角度承认，关于斯诺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困惑：此人以言论自由之名逃离美国，却前往一个威权国家寻求庇护。

斯诺登本人仍然难以捉摸。他曾经在聊天室里厉声反对泄密，到头来却成了也许是情报史上最大的泄密者。斯诺登——的确，还有许多曾与他合作的人，尤其是格林沃尔德——不仅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公民自由主义者。哈丁提到，斯诺登曾捐款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Ron Paul)，后者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一直是国家安全机构的公开反对者。与此相似，格林沃尔德也表示赞同保罗的理念。

本书最出色的是前半部，其描述相当扣人心弦：斯诺登对他眼里的体制内部越权行为产生愤怒，决心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电子盗窃，下载NSA及其合作伙伴的最敏感文件，将其交给同意在香港见面的记者。哈丁精彩描述了《卫报》发表第一篇有关斯诺登报道的时刻，故事紧张刺激，既不乏高尚的新闻热情，又洋溢着公布敏感信息的兴奋。

斯诺登不是贪杯的金·菲尔比（Kim Philby，冷战时期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暗中为克格勃效力的间谍——译者注），这一点是当前时代的特征。在新的信息时代，没有了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情报机构早已不再使用树下秘密情报传递点。但某些方面没有变化：英美战后情报项目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苏联人和中国人，而是其内部对体制虚伪性的反感。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正是以描写该题材的小说为职业。

从许多方面看，9·11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推动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扩充情报机构，鼓动它们绕过法律）与斯诺登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白宫不断敦促情报机构拿出它想要的有关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分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上任后似乎被动地接受了手头强大的情报工具。白宫表示总统不知道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电话被监听，这点很少有人相信，但不好说是奥巴马本人坚持要监听默克尔。不论如何，奥巴马坚定地站在间谍一边。

评价泄密的后果不在哈丁这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但考虑到斯诺登泄密的内容，迄今后果小得惊人。默克尔等少数人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少数机构得到承诺：他们将不再是监听目标。除此之外，奥巴马没有做什么让步。就此而言，斯诺登和本书所展现的，并不只是英语国家安全机构的触角，还有其惊人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