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歌》是抗日战争时期
新四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军歌，创作于1939年，
袁国平受命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集体作词、
何士德作曲。这首歌不仅是新四军的标志性音乐作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红色经典之一，展现了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革命理想。
1939年2月，
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他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叶挺提出：“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映这个方针，让全军将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
副军长
项英当即把任务交给了
袁国平，说他是作词的行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袁国平曾作《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战斗力大大增强。项英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第一，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第三，军歌应该是进军的号角，能催人奋进勇往直前。”
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着手开展歌词征集，为此《抗敌报》还专门刊登了征稿启事。很快，朱镜我、朱克靖及袁国平本人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初稿。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
袁国平向负责谱曲的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还强调，“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重复两次。”之后，又经过两次修改，终于达到了要求。
1939年7月1日中午，在云岭附近的新村文化队礼堂，何士德指挥军部文化队的歌咏队试唱了《新四军军歌》。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项英当即叫好，并说：“你们唱得好，唱出了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唱出了新四军的英雄形象。”然后，袁国平当即代表军部郑重宣布：“通过！”并将军歌正式定名为《新四军军歌》。
当年在皖南采访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指战员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她在听了袁国平的介绍后，称《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提笔将歌词译成了英文，传到了国外。
新四军军部首长对《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和学唱非常重视。在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即1939年10月12日之际，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联名签署命令，在正式公布《新四军军歌》的同时，强调以军歌为教材对全军指战员进行党史、军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命令全文如下：
兹审定并公布本军军歌（附后），仰全军一律遵照采用，全体指战员应在最短期内，唱诵纯熟，兹根据军歌解释，深入教育，使人人深切了解军歌意义，以军歌之精神为全军之精神，并贯彻此精神於我军战斗中，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去。军歌应在集会时歌唱，唱时必须全体肃立，庄严郑重，并不得任意修改歌词与歌曲，此令。
命令所附《新四军军歌》在注解中明确指出 “此系最后修正之歌谱，以后各部队均以此为准”，命令还特别强调“不得任意修改歌词与歌曲。” 这为统一军歌的词曲，提供了最准确最可靠的标准，也为确保《新四军军歌》不被演变，规定了铁的纪律。其后数十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新四军军歌》就这样以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或作曲转载在诸多刊物上，传唱中华大地，经久不衰。
当年在皖南采访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指战员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她在听了袁国平的介绍后，称《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提笔将歌词译成了英文，传到了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史沫特莱在奔赴北京途经英国时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托朋友将她的歌词手稿等遗物一起寄给了她曾采访过的朱德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