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是中国当代作家柯云路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当代》1984年增刊第3期，是“改革四部曲”的第一部。

1982年，32岁的李向南来到黄河流域的古陵县任县委书记。泼辣干练，敢于进取，具有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的李向南雄心勃勃要改变古陵县的落后面貌。上任伊始，他便提出了鼓舞人心的改革计划。随后，他的一系列举动，赢得古陵人民的信任和爱戴，被老百姓称作“李青天”。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李向南和以县长顾荣为首的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他的改革遭到保守势力的抵触和压制。顾荣这位在古陵县苦心经营30年的县长，利用他强大的关系网，对李向南这位当年老上级的儿子展开了攻势，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调查组来了后，各种谣言也不胫而走，但李向南依然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向旧体制、旧观念发起了挑战。但是，正当他信心百倍继续投入战斗时，遇到了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压制和抵抗。李向南的改革深陷被动之中。最后，顾荣竟请动地委书记郑达理。李向南宏图未展，便被挤出了古陵县。

《新星》的创作源自于柯云路下乡插队的经历。“文革”爆发后，柯云路和十几名中学同学一起下乡到山西省绛县的马堡村，开始了挣工分、集体开伙的知青岁月，一待就是四年。插队刚开始的两年，年轻的柯云路还抱着帮农民脱贫的志向。他不仅一年四季随乡亲们在田地里拼命作务庄稼，而且帮村里创建了全村第一个集体豆腐坊、第一个集体养猪场，想方设法为村里发展多种经济。然而，经过几年的苦拼苦干，农村的状况依旧，农民的贫困依旧，“山还是那道山，梁还是那道梁。”他劳动着，思考着，还跑到周边的许多村庄进行调查，最后他发现，“农村贫困的原因不是农民自身的问题，是生产体制问题。”在调查过程中，他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和事，从农民到基层干部，从乡里的粮食收购站、棉花收购站到县里的涉农机构等。正是在绛县农村的四年知青岁月，让他对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加深了了解，进而开始观察和思考社会的发展变化轨迹，研究改变社会现状的方法和途径。后来，他把自己在绛县农村的观察和思考写进了小说《新星》之中。

李向南

李向南这个形象，反映出了一代人思想中崭新的一面。依作品所述，1982年李向南32岁，恰恰属于“老三届”那一代人。他们是遭受过极大的不幸，经历过严酷锻炼的很有特色很有能量的一代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历史变动是如此多，甚至超过其他代人一生的经达，因此他们对历史的体验也特别深。这种体验可以化为抚伤自怜的情绪，在哀伤的氛围里吟咏着埋葬过去的蓝色小曲。李向南的出现，给人们展示出了这代人的豪放和勇悍，展示出了他们理解当代生活的能力，适应当代生活的能量，以事实证明他们在文化素养、知识结构、革命的自觉性、坚定性以及对党的任务、党性原则的理解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个性气质。李向南的出现，使人们在听惯了“老三届”愤怒的呼叫、哀怨的哭泣和无奈的发泄之后，看到了男子汉的崛起，领略到了激越的旋律、豪放的气质和行进的有力。

潘苟世

潘苟世是个没有文化、不懂科学又本能地忌恨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官僚、家长式的农村干部。他的唯一的学问就是熟读了几本《三国演义》和《杨家将》的小人书，并且把看也未必看过，学也未必学懂的红字头的中央文件折成书签夹在小人书里，以及为每期墙报的头条写几句令人啼笑皆非的打油诗。他官不大，架子却不小，专门喜欢签字批示，以显示他的家长式的威严，就连谁要到公社使用电话，也必须得到他一张带“潘”字的电话票不可。他没有做地委、县委干部的奢望，但却自视为横岭峪公社最高权力的代表，他决不允许别人伸手到他这个公社的大碗里捞取点什么。他无视人民的疾苦与死活，公社七个干部占房二十七间，却不肯腾出一间做为公社小学的教室，以致造成窑洞教室的倒塌，把教师婷婷和学生钟钟压埋在土方里。但他对提拔、庇护他的县长顾荣却恩必报，百般奉迎。这类人物编织成的带有极为浓厚的封建色彩官僚势力网，无疑是改革中的顽固的阻力。

高良杰

高良杰不是个思想道德品质坏的基层干部，而是一个在旧的道路上走习惯了、抱着旧观念生活和工作习惯了的思想落伍者的形象。他在部队多年搞政工工作，回到地方又被借用在县里搞了几年专案工作，后来是自动要求回村里领着学大寨。他白天黑夜地干，冬天领着修渠搞水利，几次累得吐了血，塌方把肋骨都砸断了。他从不多吃多占，还要把自己的转业费也贴到集体事业里去。高良杰对凤凰岭山区的贡献是大的，他上任的第一年就给三十个自然村的家家户户装上了广播喇叭，第二年就用上了电灯，照亮了世世代代点油灯的昏暗山村。但是，就是这个曾被誉为“最有政治水平”的大队书记所理解的“一元化”领导就是一切都要“集中统一”，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集中。因此，他一上任，不仅把十四个小队核算搞成大队核算，把几个大队干部集中到他的高家岭来集中居住，而且连一家一户鸡下的蛋也集中在他的统一领导之下。不以极左为非，反而真诚地以为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高良杰辛辛苦苦十几年为“集中统一而奋斗，而山区的农民却是愈来愈穷。新时期农村经济政策一放宽，实行了包产到户，他由于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新的农村政策而惶惶不可终日。吃苦、耐劳、严正、廉洁、沉稳、坚定的高良杰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中的阻力。

追求政治现代性的困境

《新星》将国家社会的改革投影到一个亟待发展出新局面的小县城，将笔触从横向的政治、经济、教育、环境以及人事部门的改革，延伸到乡镇、县、市、省的纵向关系上。在这一改革历程中，需要一位划时代的改革家，他不仅要有无私奉献和敢于担当的精神，还要有破釜沉舟的信心和勇气，最为重要的是他要具备改革者应有的能力和素质，有敢于开辟新局面的能力。然而当时的现实是除了来自保守者思想上的抵抗和行动上的阻挠之外，还有旧体制的束缚和相关利益者的压力，真正的改革实践异常艰难。所以只有从彻底地摈除旧体制开始，进而从制度、思想、行为上一步步改变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李向南认为“抱着铁饭碗有恃无恐的官商作风”要不得，原县委书记顾荣的儿子走私贩运大宗银元，触犯法律却一再被权力包庇护佑；有着先进生产管理理念的朱泉山只因为与前任县委书记有过争执，他的发展致富方案便得不到批准；作为公社副书记的潘苟世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利，干预百姓的个人工作与生活，让年幼的孩子在潮湿阴暗的窑洞里上学而将豪华的办公室闲置，在人命关天的时候都要求普通百姓必须拿到他亲手写的“电话票”才可以打电话。这种陈腐的官僚主义作风使权力变成少数人手中的工具，这种特权和便利性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阻碍了法制的进程，也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作者对于这种以顾荣为代表的统治者手握权力实行衙门作风深恶痛绝，并对缺乏制约与监督的“人治”进行否定与批判。作者将政治的现代化想象通过具有铁腕手段的李向南实行的一系列改革表现出来，是极力想要表达对权力斗争的痛恨、对民主法治建设的渴望，对公平正义社会的追求。

作者将一种理想的政治诉求通过理想人物李向南来向读者叙述，但李向南所践行的政治现代化是否真的值得思考。一个颇有学识和能力的改革者在落后的古陵县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是相当艰难的，他要面临巨大的改革阻力和舆论的压力，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中，他不得不通过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进行人事的撤换和提拔，而事实上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对官员的职位变动，应该是由严格的制度监督和行政审核体系共同约束和把关的。然而古陵县或者当时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是已有的行政制度失效、监督体系失语，依靠现代性的方式无法进行改革只能被传统的保守者利用，根本无法开拓新的局面，也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作者的现代性书写给了李向南一定的优先权，李向南是反对官僚主义，在革新体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改革，却也不得不依赖这样一套体制。在横岭峪公社考察时，被撤销职务的小胡因接到了地委书记的安抚电话而自喜，此时的李向南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人事调动反思，而是将电话打给了更高一级的省委书记，以此来打击对他不甚满意的反对者的嚣张气焰，也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企图用更高一级的权力和背景使对方服从和妥协，从这一行为可以看出，李向南的政治改革的方式依旧没有脱离传统的模式，可见改革者的现代意识与传统思维模式同时存在于李向南的身上，理想意义上的政治现代性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小说的最后李向南也因为这一困境要再次出发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实现经济现代性的失落

《新星》有着作者对经济的现代化想象。在《新星》中，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李向南首抓经济建设，他“希望古陵县更快地富起来，最好富成全国第一”，在这样的目标下，他主张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发掘有利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产业，改善交通条件，积极引进外资，走向国际市场。在经历了精神疲劳和物质匮乏之后的人们听到这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无疑是一种价值观的革新。而这也正是作者对国家经济现代性想象的体现。现代化管理靠落后的思路和传统的经验来指导是不行的，要善于学习，学会用科学方法、科学组织和现代化工具进行指导。在黄庄水库的考察时，李向南提议建立渔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技术中心，在卧龙庄大队调研时，他肯定了专研技术，指导农民培育杂交水稻中的秀秀，鼓励了这种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走向致富之路的行为。作者笔下的古陵县面临的发展任务之艰巨和繁重即体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迫切与渴望，而作者关于经济方面的现代化想象和认同的依据和基础就是富国强民，柯云路将个人的富裕与国家民族的富强相结合书写改革小说即是对现代化想象的一种积极表达。

然而，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焦虑。当经济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凸显出来，会导致伦理道德的丧失甚至要付出更为严重的代价。在《新星》中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村民成立黑市卖树，乱砍滥伐，捕猎野生动物，当闷大爷来劝阻时，他们埋怨“我们就是因为砍得太晚了，所以才没有富起来”，这种现代化发展便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所以在改革中会产生这样一种的现象：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完成现代化的任务，而牺牲掉未来利益，偏离了长远的经济效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又导致了单纯追求速度和数字掉进了利益的陷阱里。

书写思想现代性的焦虑

《新星》中有着对现代性过程中人心现代性的积极讨论。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的背后是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表现出改革者面临的艰难处境和现代性进程中的复杂局面：保守势力陈腐落后的观念意识，固有文化中的难以根除的“熟人文化”与关系网络，愚昧无知造成的偏见陋习和矛盾都会使得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华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历史痼疾，而正是这些痼疾正导致了现代性进程的艰难。如身为领导干部的潘苟世虽然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却仍旧是愚昧麻木的封建思想，他的语言和行为仍旧停留在专制社会的樊笼中，类似这种不觉悟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现代性的实现；如果说潘苟世是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没有接受先进知识而造成的荒蛮与无知值得人们同情的话，那么，以顾小莉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固执便更值得人们深思，小说中的林虹因为过去遭受过伤害就必须要背上生活不检点的罪名和“破鞋”的骂名，也必须要失去追求幸福的权力，这显然有悖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

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思想上的焦虑，中国的改革者参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促进工农业社会的改革，敢为人先的改革者成为时代的先锋，在作家的书写过程中也被塑造为具有先进思想意识和高度责任感的形象，然而，在作家浪漫想象的背后并不仅仅是被批判的传统文化的桎梏和因袭多年的政治体制与人性矛盾。在改革小说的背后还应该有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的真正思考，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是否都要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现代化的实践，是否可以在稳定的文化结构体制内“因地制宜”地向前。这一点在小说末尾处致力于家庭社会考察的詹姆士夫妇与李向南的对话中得以体现。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他们欣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丰富性，而拥有优越、完整、协调体系的中国却全力以赴地向西方学习，致力于国家民族的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希望“引出”建设未来文明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连续性和丰富性使得李向南的抱负无法施展，阻断了他的改革之路。

1986年4月，《新星》获首届人民文学奖。

2019年9月23日，《新星》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986年，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的电视剧《新星》在央视播出，由李新执导，周里京、鲁非等联合主演。

柯云路的《新星》把视角对准了改革开放初期县城的基层干部和百姓，以充沛的政治激情，描写了改革之年的斗争，作者倾力塑造的李向南这一改革干部的形象，不仅体现了他对社会的认知，也浓缩了社会对于改革的热切期待。（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评）

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夜与昼》以宏阔广大的社会生活、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以及人民内心的热切期盼，是具有史诗品格的时代画卷。（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杜学文评）

《新星》首次发表于《当代》1984年增刊第3期，1985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柯云路，本名鲍国路，中国当代作家。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三千万》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又以《新星》《夜与昼》《衰与荣》《龙年档案》等经典改革文学作品为读者所熟知。在文学以外，作者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生命科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文化人类学专著《人类时间》，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心理学专著《焦虑症患者》《破译命运密码》《心灵太极》，教育学著作《情商启蒙》《中国孩子成功法》《把孩子培养成学习的天才》，婚恋研究专著《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婚姻诊所》《交换爱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