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男，河南商丘人。四大名校旁听哥，复旦朗诵男。2008.09——2009.08,于复旦大学旁听 2009.08——2010.06,于北京大学旁听 2010.06——2011.06,于清华大学旁听 2011.06——2012.07,于中国人民大学旁听。

与一般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只能上一所省内的普通本科高校，怀着进京求学梦想的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不久，张文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在混日子，抽烟、喝酒、打牌、翘课、通宵上网，“我不想被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张文作出一个决定：退学。“荀子五十游学终成硕儒，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三千。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2000多页的课堂笔记，还加入100多个社团。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肆无忌惮”地提问，“大学里就是要主动，就应该积极参与课堂，主动与老师交流。”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周围同学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之后的课堂，张文一发不可收拾。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在上午同时选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再跑到另外两个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夜深了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来继续听。北大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坏了3支。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在前面讲得激情满怀，下面鸦雀无声，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人大浑身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人大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热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而人大密集的讲座也让张文大开眼界，“好多外国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人大讲坛，真是应接不暇。”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大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在操场上跑前跑后，拉桌子，摆板凳，爬树扯横幅。在社团负责人看来，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自己做得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冰雪覆盖，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原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在校园里，张文热衷于和学校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个学校首先要认识校长。　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大胆地跑到杨玉良校长办公室请教问题。他在北大的论坛上堵到周其凤校长，就让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还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清华顾秉林校长写信，顾校长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对张文影响最深的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张文听了钱理群在北大的一场演讲后，就慕名前去登门拜访。钱理群对张文的游学方式不无担心：“你游学，到各地听课，这很好，但是没有正规的学历，就业会出现问题。你可以不在乎文凭，但你一定要在这几年之内增长学识和能力。”他还建议张文参加一些志愿活动,“这样可以了解社会，立志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益国家的人。”　当张文彷徨时，钱理群把自己的书——《我的精神自传》送给他并鼓励他：游学贵在坚持，不可半途而废；而当张文亦步亦趋遵从钱理群的每一个教导去读书时，钱理群又提醒他：“张文，我觉得你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你总希望别人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然后照章办，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学术上可以找人指导，但人生道路要自己探索。”

目前张文在给—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每个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人大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慢慢地，董事长了解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所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