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刻书多，刻书机构比唐五代、宋金元更多，刻书地点可说是遍地开花，难以详举，是中国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发展的极盛时代。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几种。官刻本中有内府本（包括经厂本）、国子监本以及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刻的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在版刻特点上，既有对元朝继承的一面，又有所创新。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繁盛时期，印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发明了饾版、拱花，套印本和插图本大量出现；印刷专用字体形成并广泛使用；除雕版外，活字印刷 也得到了应用，木活字本、铜活字本也成为明本的一个特色；印刷地域、规模、品种都有较大的突破；线装取代了包背装，成为古籍的主要装订形式。明本书无论在 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技术、刻书范围、民间书坊数量上等都远胜于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

内 府本即皇家刻本，现存南京内府刻本尚有《元史》《大明律》《大诰》及续编、三编，等等。迁都北京后内府刻书由宦官掌握，即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书多为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纸墨考究、书品宽大，但校勘不精，错讹较多。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以南京国子监刻书多且好。南京国子监 接受了元集庆路儒学和元西湖书院所存的书版，印书约二百七十余种；北京国子监刻印不到百种，以经史为主，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因而有 “南监本”和“北监本”之称。明皇子皇孙受封建藩的有许多人，据统计有四十多藩府。他们喜好刻书，刻了约五百种书。藩刻本校勘精审、纸墨讲究、刻印精良。 家刻、坊刻分布极广，除江浙一带和建阳仍书业发达外，北京、徽州、苏州、湖州、南京等地也兴盛起来。家刻有郑氏兄弟刻业师宋濂的《宋学士文粹》，由同门刘 刚、林静、方孝儒手书上版，字体精雅、版刻讲究；苏州陆元大翻刻宋本《花间集》；袁褧的嘉趣堂刻书也很多，传世的有《世说新语》《六臣注文选》，吴县黄氏 兄弟刻的《论语》《山海经》《水经注》等；顾春世德堂刻的《六子全书》，洪梗清平山堂刻的《清平山堂话本》等。后期大藏书家毛晋，其家刻书品种之多超过任 何一家坊刻，甚至超过北监，因毛晋的藏书处叫汲古阁，其刻本被后人称为汲古阁本，最著名的为《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坊刻则大量的戏曲小说、医书等通俗 读物，北京岳家的《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上图下文，建阳熊大木的《全汉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余文台双峰堂刻的《新刊京本编辑二十四帝通俗演 义西汉志传》，南京富春堂《编刻演剧十本》、文林阁也刻了《还魂记》《荆钗记》《绣襦记》等。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明代刻书字体，前后期变化较大。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洪武至正德年间刻印的书，多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个别人刻书虽有颜、柳、欧三家的余味，但仍以赵体字为主。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体，如正统间所刻的《汉书》，好利者常将其书口割裂，重加装饰，冒充宋本。但若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间有些刻本，大多承袭元末字体和刀法，颇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写刻软体，横竖撇捺皆不呆板。1977年12月我在山东省图书馆和博物馆看到的一些明刻本，以及1978年4、5月间在江浙各图书馆参观时所经眼的一些明刻本，无论是官刻、私刻和坊刻，由于赵孟頫的身世、地位和高超的书法造诣影响所致，从明初至正德前后，其书法多宗赵体。当然，版刻上的赵字，也只是就大体而言，至多也只能说是某些方面像。经厂内设有“中书房”，专司代写书籍敕文。“中书房”的人员，都是从聪明稳重的太监中选出的。这些人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才能应职缮写。他们写字所临摹宗法的，大都以赵孟頫为准。所以要看比较标准的赵体字，明代的经厂本是典范。

明中叶是指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前期。屈万里和昌彼得先生在《图书版本学要略、鉴别篇》中说：“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关于明中叶时期的字体，我认为：自正德开始，不论是复刻或者新雕，都极力仿南宋的浙本，改用欧体，但又和南宋的浙本不一样。南宋浙本的欧体是书写体，很逼真，从艺术上讲似乎比嘉靖的方板整齐要美观一些。今天印刷厂最常用的宋体字，就是从嘉靖本这种字体发展而来的。至于稍前的正德字体，一般地说来，比嘉靖本要厚重点。稍后的隆庆本则比嘉靖本更方整，从而向万历本字体过渡，个别的嘉靖本字体除方板整齐外，还用古体字，即把小篆楷写，如许宗鲁刻的《韵补》、《吕氏春秋》等。换句话说，凡旧刻本中用这种古体字的，一定是明嘉靖朝刻本。

明朝自朱元璋时起，就以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必修课程，并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教导诸生。还规定八股取士制度，确定八股程式，并规定士子只能依朱熹的注释加以阐述。这样就把整个的学术思想桎梏在狭小的天地里了。与此同时，在文学方面则由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统治文坛。他们的诗文虽然空洞无物，极其平庸，但对当时人们的影响极大。明朝前期刻书风格之所以百余年间变化不大，正是这种社会思想长期僵化的曲折反映。然而明代社会发展到弘治、正德时期，统治阶级已十分腐朽，社会政治更趋腐败，文化学术空气更加沉闷，整个社会蕴育着一场变革的风暴。从文坛开始，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打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向统治文坛多年的“台阁体”和形式主义的八股文取士法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潮流。这种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也一洗前期旧式，全面复古。文学上的复古是复汉、唐之古，刻书风格上的复古是复宋之古。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刻书，保存着许多唐五代旧本的面貌，版刻刀法剔透，白口大字，端庄严肃，古朴大方，被历来的版刻家尊典范。明代正德以后，特别是嘉靖一朝，无论是官私雕刻，不但把宋元旧籍照样翻刻，而且在版式风格、款式字体上亦全面仿宋。翻开嘉靖时期所刻的书，绝大多数都是横轻竖重、方方正正的仿宋字，并且纸白墨黑，行格疏朗，白口，左右双边，颇有宋版遗韵。前后七子之后，虽有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公安派”、以及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先后起来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但他们实质上却是推崇宋代的一些大家，继续给刻书上的全面复宋鸣锣开道。故嘉靖至万历近百年间，刻书风格虽也时有不同，但从总的方面看却都是白口仿宋字。字画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严谨，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成为真正的方块字，但和真正的宋本相较，尚缺乏流利主动之态，只能说是相似，而神髓已经失去。此类刻本，可以正德间江阴朱承爵朱氏文房所刻《樊川诗集》，嘉靖间袁嘉趣堂所刻《世说新语》、顾起经奇字所刻《王右丞诗集》作为典型代表。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明刻木用纸情况，胡应鳞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产纸，余不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胡应鳞谈的，仅就纸的产地而言，如就原料而言，则苦竹斋主在《书林谈屑》中说：“明刻用纸，亦分黄白两类，白纸复分白棉与白皮。白棉纸色纯白，质坚而厚，表面不如开花之光滑。白皮纸白中微带灰黄，颇似米色，不如白棉之细密，亮处照之，尝见较粗之纤维，盘结于帘纹间。黄纸复分黄棉与竹纸。黄棉与白棉略同，而色带灰黄。竹纸则类多脆薄易碎，故藏书家购求明版，必以白纸为贵。又有所谓黑棉纸者，余所见明冯天驭所刻《文献通刻》及嘉靖刻薛应《四书人物考》两书用之，其色灰白，似经薰染。盖明人喜翻刻宋元旧椠（qiàn，书的刻本），书法版式，一仍其旧，黠估即将纸色薰染，冒充旧刻出售，非精于鉴别者，不易辨识也。”明初时候虽然还有少数黄白麻纸，但主要的还是用黄、白棉纸、竹纸、罗纹纸、毛边纸、毛太纸。一般说来，官刻本、家刻本多用白棉纸。白棉纸颜色洁白，质细而柔，纤维多，韧性强。白棉纸在南方又称皮纸，是嘉靖朝刻书用纸的一大特点。黄棉纸呈黑黄色，韧性稍差。嘉靖以前所产棉纸比较细薄，隆庆后就略显粗而厚，用棉纸印书就大为减少。若按时期来分，明初多用白麻纸和黄麻纸，用竹纸的极少。明中叶多用白棉纸，间有用竹纸者。但明代竹纸，帘纹只一指宽，与宋元竹纸全不相同。晚期多用竹纸，且易脆易破，时间久了，一翻就掉小的片子。除竹纸外，间有用棉纸、毛边、毛太纸者。陕西刻书晚明时期大多还用棉纸，这一点与其他各省皆不相同。时代仍和宋元时期一样，偶尔也把钱粮册子纸反折过来，利用空白的背面重新印书。

明代还生产一种防蠹纸，纸呈红色，俗称“万年红”。只要将该纸装在图书扉页、封底等处，就能防虫。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明崇祯四年（1631）刻的《梦溪笔谈》，就是因为衬有这种防蠹纸，至今仍完好无损。明代所谓的白绵、白皮、黄绵等皆属于树皮纸。明经厂本《道藏》所用的白边四纸，黄连四纸、蓝毛边纸、黄毛边纸、白户油纸，都属于竹纸类。明代纸的品类虽然很多，不外乎就是树皮纸和竹纸两种，且价格差别也很大。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第二，同一时期所刻之书，也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洪武起，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图书版本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为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经厂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从弘治、正德起风气逐渐改变，以宋本为模范，黑口变为白口，个别书出现左右双边、上下单边。版心上刻字数，下刻刊工，有时将书写上版人的姓名也刻上，卷末书尾或序目后边也多刻有牌记。叶德辉《书林余话》下谓：“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同多从宋本翻刻，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言简意赅，所言甚是，不仅对宋元版口进行了概括，也是对明初、明中叶版式黑口、白口的一次总结。万历以后，仍然是白口为多，黑口为少，单栏双栏两样都有，无甚突出。最突出的是把书名刻在鱼尾上，鱼尾下则刻卷数。这种情况由嘉靖上至正德只偶尔为之，再往上，绝对不见。有时在卷首著者署名的次行，刻上明×××校一行，这种情况在过去比如嘉靖时期虽已有，但到万历以后才大盛。并且这时还开始在古书上加刻小评点。除建阳坊刻本还保留书牌子而外，从万历后开始以内封面代替书牌，一般分三行，中间一行大字刻书名，右行顶格刻×××著或×××鉴定，左行下方刻×××堂藏板之类。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还好，万历以后，多用煤烟和面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烟易于脱落，有时一个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团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难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明刻本》中针对用墨的弊端大发感慨，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版书，墨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明初的刻本还有蝴蝶装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装，内用纸捻钉之，封面好的用青绿绫面，普通则用青绿纸面。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几乎都是包背装。若以时代而论，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才逐步变为线装。线装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眼针装”。明和清前期无论“四眼”或“六眼”，中间的三段总是长短平的，清中期起，最中间的一段缩得比上下两段短一些。近代则缩得更短。

明朝前后七子掀起的文学复古运动，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但就冲破文坛桎梏，活跃学术空气，改变因循守旧等局面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到李贽者出，则更打出离经叛道的旗号。与此同时，农民起义也此伏彼起，终于汇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而统治阶级对社会思想更加严格控制，对人民反抗镇压更加残酷。明末三个皇帝兴起避讳皇帝御名、嫌名的旧习，正是加强思想钳制和强化封建统治的具体方映，折射在刻书风格上，又出现了讳字。

明中期以前建本少见刻书序跋题识，多有牌记。嘉靖前后，有的在版心下方刻有牌记。万历以后牌记几乎不用，出现了内封面，一般分三行，中间一行大字刻书名，右边一行顶格刻纂著者，左边一行下方刻某某堂藏版一类词。汲古阁本常附有毛晋跋语，较易识认。

明中期刻本有些有刻工姓名，如苏州刻的一些书。

明初经厂本都加圈断句，初印本往往在每册首页上端钤印朱文“广运之宝”大方印。

明代从万历以后开始在书上刻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