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
香江之畔，
金庸继《明报》之后，又创办了其姊妹刊物《明报月刊》（“明月”）。《明报月刊》自创办之日起就致力于
文化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加之其一贯坚持恪守“
独立、
自由、
宽容”的信条，因而有关文化领域的各种声音，无论派系，都可以在“明月”上找到。创刊40余年来，《明报月刊》在海内外华人心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
明报》的都市报章性质不同，《明报月刊》创办伊始就被赋予了极强的学术性质，类似大陆的《
读书》杂志，金庸更是希望这本后来被亲切地称为“明月”的刊物能成为
海外华人沟通的桥梁。当时，香港的刊物对大陆
上层建筑领域并不关心，《明报月刊》可算最早关心大陆
文学、
学术、
文化、
思想的杂志。
在金庸看来，自己一生活在
中国文化中，除其糟粕可以，但要破除中国文化则是万万不可的。为了这个理念，金庸甚至许以生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中国文化而死，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但是“明月”绝非一份有鲜明倾向的
激进杂志，这也正是源于其“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首先，“明月”的着眼点还是在
文化上，因此文化和
学术领域的探讨是其主线；其次，从发刊之日，“明月”便明确，即使探讨
政治，也决不做任何势力的传声筒。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章文晋的夫人张颖曾经在
外交部新闻司任副司长，据她回忆，当年在外交部是能够看到《明报月刊》的。“香港那边用一个纸盒寄过来，因为是寄往外交部的，因此
海关没有扣下。”当时，张颖正负责文化、出版方面的工作，因此对“明月”比较关注。“这份杂志标榜其客观、不属于任何党派，在政治上也没有鲜明的立场。它刊发文章，但是并不表态，大陆也有人将不能出版的文章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它发表。”据张颖介绍，“明月”刊发一些言论之后，也并不抵触与之相对立的言论。
“明月”出自《明报》，但金庸却强调，二者实为相互独立的刊物，“明月”除了名称上与《明报》有关系，立场和内容必不受《明报》干预。而用《明报月刊》这个名字，也只是为了说明，《明报》愿意为一份不赚钱的学术刊物所亏累。然而，“明月”创刊伊始，虽未为《明报》盈利，但却将其声誉提高不少——后来《明报》从一个颇重
武侠、
马经之类内容的市民报章转而为
知识分子阶层所看重，“明月”可谓功不可没。
“明月”能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某些学术话题的长期探讨：“比如‘
红学’、‘
中医与
西医’，《明报月刊》探讨了几十年，至今仍在坚持，有时候可能是小一些的文章，但是这种探讨一直没有中断。”作为一本非专题类的刊物，能将这种传统持之以恒，编者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明报月刊》是金庸于1966年创办的，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金庸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因而创办了《明报月刊》，希望藉此传承
中华文化的薪火。《明报月刊》创办到今天已有56年历史，是海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化杂志，对推动中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着不可取替的作用。创刊后，金庸自任总编。后
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将《明报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1991年，
潘耀明开始接手主编《明报月刊》。
《明报月刊》则是华人世界最
文人化的刊物，其对
大中华的大关怀，在所有的月刊里，是办得最好和最公正的。《明报月刊》作者名家如云。中国最初的
伤痕文学、
陈若曦写的如《大青鱼》《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都是70年代在《明报月刊》发表的。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因政治原因被腰斩，也在《明报月刊》全文登载。此外，60年代后期，在内地的无名氏（
卜乃夫）辗转托人把《金色的蛇夜──续编》带来香港，于1979年9月至1980年5月在《明报月刊》连载。
《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说：“台湾《
联合报》曾连载
聂华苓的《
桑青与桃红》，因为里面牵涉到台湾政治一些敏感问题，就被腰斩了。这个作品后来在香港《明报月刊》全文登载。”
金庸曾撰文指出：“我们创办《明报月刊》，目的就是希望尽力保存中国文化。《明报月刊》的基本风格、基本使命，还是维持到现在，我觉得《明报月刊》在海外跟中国文化事业上，起了一定作用。《明报月刊》的作者几乎包括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
白先勇认为，《明报月刊》“树立了一种特有的
人文精神。直到现在，她的优良传统都得以薪火相传，一直是世界华文读者的重要精神粮食”。
吴思远说：“《明报月刊》是一直亏本的，但还是在坚持，是现在香港唯一一份比较有学术性的刊物。”“《明报月刊》从第一期到现在我全部看过，一期都没拉过，因为真是有水平的，是知识分子办报。有人就说，你们香港有什么杂志拿得出来？我就说《明报月刊》可以。因为它不是发表政论，而是讲学术。所以我觉得查先生创办《明报月刊》非常有远见，而且是一个文人办报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