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社会或称明代社会，主要介绍的是有关明代的社会情况。

明代社会风俗的变化，大致可以正德时期作为分水岭。自正德以后，社会风俗出现了一个历史转向，诸如从俭朴转向奢侈，从淳朴转向薄恶，最后出现了风靡全国的流行时尚。明代风俗的演变，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又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明代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

沙勿略在向欧洲教会报告亚洲传教状况的书信中是这样描述中国的：“ 中国幅员广大，人民爱好和平，遨堕业 。 吸，全国统于一尊，臣民对皇上非常顺服。中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家，各种物产非常富饶。中国和日本相距不远。中国人民都很勤奋，聪明好学、长于政治、重视伦理道德。中国人肤色白哲、不蓄须、忠厚温良、不好私斗、境内无战争...。”“...中国邻近日本，日本的各宗教派别都来自中国 。中国是一个疆域广大，旦势强 盛的国家，境内没有战争” 。据曾经到过中国的菊人记载：“中国是一切讲公益、公道，甚至超过信仰基督的国家。迄今我在日本见到的中国人， 极高，远胜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物产丰富，人口繁盛，大城林立，建筑精美，部分采用康石。人人皆说中国盛产绸级。境内有许多风俗不同的民族，有的信奉伊斯兰教或犹太教；是否有人信奉基督教， 却没有人敢确定。”

而克路士在其 《中国志》中则十分推崇中国的物产，他说“ 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 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极充足， 原因 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粮极丰富，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麦子⋯⋯有很多法国豆和其 他豆类，有大量牛肉和类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无数的猪⋯ ”’

中国人重视教育、科技先进。关于教育，门多萨是这样描写的： “ 这个国家的百姓适时 地关心子女的教育， 免得他们沉溺于恶习 或淫行。这种关心使得这样一个大国比 其他小国的罪行要少。” “ 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钱设置有书院或学校，他们在里面学习写、读和算，及至学习自然或道德哲学、占星学、国家律法，获其它奇特的科学。在这些学校教书的人都是学有专长的，特别在读写方面更无匹敌，为此人人都学读写，哪怕再穷的人，因为不能 读写的人在他们当中被当做是不体面的。” ，对于教育的重视也是门多萨所极力赞颂的。而关于科技，门多萨说： “ 中国人使用炮远早于我们这些欧洲国家⋯⋯这个国家印刷书籍的方式及历史远早于我们欧洲的印 刷术。”然而， 历史虽早， 在科技的应用上当时的中国却己经无法与欧洲相比了。

利玛窦关于中国礼仪的描写 “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 对于他们来说， 办事要体谅、 尊重和恭敬别人， 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尽管中国人拥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和海军，要征服邻邦，轻而易举。但皇帝和人民，都不曾考虑，对外发动反侵略战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和欧洲人真是截然不同。欧洲人成天只知道对外扩张。老想着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利玛窦也发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存在着致命的畸形。中国幅员如此辽阔，边界线如此悠远绵长。但他们缺乏认知和见识。对天朝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以至于，人人都认为，天朝上国，无奇不有。”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城镇已出现“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质的萌芽”，不仅工商业者地位提高，而且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这种“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揖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

明代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明初到晚明，极端的皇权专制走向破碎的自由，严厉的禁海政策走向民间贸易的失控，官场的冷酷逐渐被丰富多彩的市场所腐蚀，文学艺术在曾经的冰天雪地上蓬勃兴起，蔚为大观，封建社会走到了末期，社会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

明代士大夫群体，“有的还在坚守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矢志不渝，甚至不乏有人成为殉道者；有的面对社会的变迁，物欲的横流，不免显得彷徨；而有的则迎合时代潮流，不再固守传统，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进而引领时代……”这些明代士大夫的个人生活乃至私德，有的依然故我，坚守“孔颜之乐”，不为物欲所动，“显得有些古板甚或道貌岸然，不过这也是他们的真性情”；有的咋犹犹豫豫，既想恪守一贯的道德准则，却又不面对新生活心生羡慕之意，“戴着一顶假帽子活着”；有的干脆抛弃旧的生活准则，充分享受物质所带来的快乐，“生活总是那样活泼泼的”。

从历史上来看，明朝服饰有其自身特点。明太祖朱元璋要求服饰“上承周汉，下取唐宋”，依此制定了明朝服饰制度。如《明史·舆服志》记载的相关服饰制度条例，仅在洪武年间的三十年中，就颁布有数百项极为细致的规定，从帝后将相到庶民百姓，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类人等，甚至细致到服饰式样、衣料与图案花色。朱元璋还亲自参与编订服饰条例，明确衣服及至冠履、首饰等类穿戴要求，无所不及，可谓细密而具体。

与唐宋元前朝相比，明代首饰的品种增多，样式多变，种类极为丰富，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知道金银首饰的分类在明代很细致，仅头部的首饰就可分为䯼髻、金丝髻、网巾圈、挑心、掩鬓、压发、围发、耳坠、坠领等，从假发套到头部妆饰，再到耳坠，都是很有讲究的。

在明朝的首都南京，从明代达官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金首饰，种类繁多，“有金冠、金簪、金钗、金钿、金栉背之类的发饰，金耳环、金耳坠之类的耳饰，金手镯、金钏之类的腕饰，金戒指类的指饰，还有霞帔上的金坠子、金四件、金佩之类的佩饰，仅项饰一类所见不多。用于头发装饰金簪根据插在头发各个不同的部位专门制作，有分心、挑心、鬓簪、顶簪等多种形制。金首饰的制作也极为精湛，有锤揲、錾花、拉丝、累丝、掐丝、炸珠、镂空、焊接、范铸等工艺，特别是设计思路的拓展，工艺技术的精细化，更是特色所在。”

明代耳饰的款式有珠排环、八珠环、四珠葫芦环、梅花环、佛面环、琵琶环、圆环等多种。这个时期的耳坠实物，以北京十三陵中明神宗定陵出土的孝端、孝靖二皇后的首饰最为精美。

明代耳饰的款式有珠排环、八珠环、四珠葫芦环、梅花环、佛面环、琵琶环、圆环等多种。这个时期的耳坠实物，以顺天府十三陵中明神宗定陵出土的孝端、孝靖二皇后的首饰最为精美。

制造精良，工艺精致，工匠精神，让明代的首饰制造达到一个高峰，并且留下了很多工艺精品。《金瓶梅》从艺术描写方面记录了明代头面（首饰）在人们生活中的形态，审美倾向，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

西方来到大明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时间达到几十年之久， 比如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讲当时中国上层士人请客，请柬需要发三次，第一次发在宴席开始日期之前三四天，写的较为正规，注明宴席主人，用餐时间和地点。第二次则在宴席当天早上，催促务必赴宴。第三次请柬发在开宴前两个小时，为的是在半路上迎接客人，以示礼遇。而等到宴席结束后一天，赴宴的客人同样要向主人回帖表示感谢款待。

那时的大明和当下一样很讲究饭局交际。也有和现今不同的地方，例如：当时有身份的人赴宴，常常采取的是分餐制，即每个人都有一张单独的桌子，特别尊贵的人会有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一张供吃饭，另一张供摆杯盘。在明朝，最豪华的宴席中用的筷子是象牙的，其次是乌木或檀木，而且在筷头会镶上金银。达官贵人家中会备有大量这种筷具，如嘉靖四十四年严嵩被抄家，家产中就有乌木、象牙筷子近万双。

摆筷子的方式也是礼节，必须得让主人家来做，主人会将碗放在碟子上，双手捧着小心放在桌子上，然后接过仆人手里的筷子放在筷架上。等到正式开席，全体参宴者需要跟随主人的动作，一起慢慢举起筷子，然后同时放下夹起菜肴。客人必须注意筷子不能放回桌子上，因为这是主人的特权。当主人放下筷子，是给仆人的暗号：该替大家斟酒了。

在饮酒的时候，上流社会宴席同样讲究，是主宾一起动作，主人带头双手举起放酒杯的碟子，慢慢端到嘴边，一小口一小口的啜饮，然后再放下，通常一杯酒要这样重复几次才能喝完。

利玛窦所见的，仅仅是上流社会的宴席礼节。比他晚来华几十年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注意到在不同的省份，平民宴会情况会有所不同。在南方宴席上礼节会较多，菜肴较少较精致。席上彼此交谈很多，酒水从开席就会送上，一直到客人吃米饭时被撤下。而北方几省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北方宴席上的菜分量足碟子大，可却没有酒水，让客人吃到饱。最后等盘碟被撤下，客人以为宴席已经结束时，才会送上一些咸肉和舌头等下酒菜，这时宾客们才开始正式喝酒。

传教士们还特别注意到一些中国的特产食物，如常见的柿子，其实到19世纪才传入欧洲，在16、17世纪的传教士们看来非常稀奇，被称为中国无花果。利玛窦评价它：很甜很好吃，但只有制成果干后才能吃。而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则记载：马六甲的中国人把用芝麻油炸的豆腐块当成无上美食，在中国，从皇帝到平民都喜欢吃豆腐，不少人宁可吃豆腐也不吃鸡。中国人只要有豆腐和蔬菜配米饭，就不需要别的食物了。

而当时的普通中国人也并不排斥冷饮，在京城，每条街都有售卖冰的手推车，明朝人把冰放在各种饮料里做成冷饮。在整个夏天冰的消费量很大。

传教士们记录的中秋节也别有一番风味，传教士安文思写道：阴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人欢庆的盛大节日，从日落到月升，直到午夜，他们要和亲友到街上、广场、花园及高台上观看月亮中的兔子。为此，他们在节前几天互相赠送小甜饼。饼是圆的，最大的直径约有两掌宽，中央有一个用胡桃、杏仁或其他原料制成的兔子。他们在月光下吃月饼，富人身旁有美妙的音乐伴奏，而穷人则在用棍棒敲打锣鼓助兴。

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构成，大抵可以分为基本收入与额外或业余收入两大类，且呈现出极强的社会等级性。基本收入是明代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维系家庭生计的基本物质保障;业余收入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额外收入。在基本收入大体稳定的情况下，生活质量的改观，无疑有待于业余收入的增加。

对明代黄册体制、大明律例，以及当时明朝所指定的户籍档案的管理工作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了解到，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户籍档案管理制度非常重视，并为此设立了多个管理部门，配备了相关管理及工作人员，以保证更好地完成户籍管理工作。

参见：明代建筑

明代社会保障政策主要由荒政、养老、存恤孤贫以及优抚军人等方面 组成。其社会保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诸如救荒政策不力、养老政策受惠者极少、养济院经营奸弊百出及优抚将士差距甚殊等，导致了明末社会严重 的流民问题。这些揭示了明代社会保障政策的不健全性以及明代政权更迭的深层原因。

《明史·食货一》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农历新年、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阳。对于现代瑞午节来说明代比较重视这个节日。“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

明朝县官：正七品每月俸禄7。5石或一年45两白银。实际月收入7.5*188。8*1.75=2478元。每年约3万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隶4个、马夫一个，这5个人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40两修理费。看起来七品县官45两白银跟马夫40两白银年俸差不多，（明朝的公务员工资很低的，历朝历代中明代公务员工资收入算少了。）但是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两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多余。马夫就没有那些好处了。

学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考上了秀才每人每天给一升米约2斤，（刚够两人吃）给鱼肉油盐。（注：明代10升=1斗；10斗=1石。）明代优待秀才时甚至可以拿到每月1两白银的廪膳费。不过明代的学生概念不是现在的学生概念，现代的学生只能算做童生，童生考成了秀才入了县学才算是廪膳生，才可以“食廪”，所以明代秀才不干活也可以生活，只是不干活只吃“廪膳”会很穷，所以有穷秀才之称。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是照顾弱势群体，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政府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

城隍信仰起源较早，唐代张说、张九龄、杜牧皆有祭城隍文，但唐以前有关城隍的史料并不多。宋元时期祭祀城隍者日渐增多，有大量史料记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祭祀城隍，应在明初加封以后。清代定鼎，沿用明制，对城隍神崇祀有加，城隍庙的规制更加完备、突出，使得城隍信仰成为地域社会中的重要内容。研究城隍信仰，对揭示明代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有着重要的考据价值。

明代社会的儿童礼教是一个攸关儿童个体、家族与王朝治道的重要问题，通常在家庭、社学中广泛展开。儿童所习家礼、乡仪、学礼虽多取自先儒经典。

明代中国保持着帝制政治体制，同时又已卷入全球性大变迁，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皆发生巨大变化。在此情况下，社会组织的方式与状态是否发生了新异性、不可逆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