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宗”是任国杰先生在《童子问易》中提出的概念，其“五圣同揆说”指出：大易有“揆”有“宗”。揆与宗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伏羲、舜帝、文王/周公、孔子五圣同揆阴阳、三才，五圣又各有所宗：“伏羲宗‘阴阳’、‘三才’观”；“舜帝‘测阴阳’，法先圣，重生、尚中”；“周室尊德、重礼，讲辩证”；“孔子‘道阴阳’，立‘三极’，求和谐，谋长久”。

《童子问易》指出，大易有宗，并将今日易学的概括为：“乾坤一元、阴阳相倚、终始兴替；三才印心、德道同形、数理比翼。”“乾坤一元”反对“乾元”、“坤元”二元论；“阴阳相倚”是说独阳不生，独阴不存；“终始兴替”指《易经》不是讲循环论，而是讲唯物辩证法；“三才印心”是指“天地之心”与人心相合，三才之心是“德心”；“德道同形”是说“德”是一种“道”。从《易经》而来的“德道”是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之道。“德道”是形而上的；“数理比翼”是说《易经》本旨无象数派、易理派之分。象数、易理为大易的两翼，不可或缺。

古老中华文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始终把人放在应有的、突出的位置。自我们的“创世说”盘古开天地起，分判“混沌”，立于天、地间的就是大写的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伏羲氏洞悉天、地、人三才背后的阴阳本质，“仰观”、“俯察”、“近取”，以作八卦引为日用。五帝时代，人们已经发现宇宙运行是有序的、合规律的。以颛顼、共工大战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为背景，得出了“天道左旋，地道右迁，人道尚中”的规律性结论。舜帝“测阴阳之物”，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他的“中行”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德道思想的基础。不可否认，当时人们依然还停留在天、地、人“各行其道”的认识水平上。而到了《周易》时代，周人发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和天道、地道、人道可以会通的规律，掌握了辩证地看世界、看问题的方法。孔门的《易传》进一步道出了“所以然”，揭示了宇宙（乾坤）的运行机制，洞见天地“德”心。深刻地指出：德道的力量可以改变命运。号召人们知常明变、法天正己、开物成务、建功立业。

《童子问易》强调易宗，就是告诉我们：宇宙（内、外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才组成的，而无论是“立天之道”的阴、阳，“立地之道”的柔、刚，还是“立人之道”的仁、义，都是在揭示事物内部运动的矛、盾属性。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发展又是辩证的。大易可以医国、医人。医国的方略就是来自《易经》的“德道”；医人的法宝就是仁、义、礼、智、圣五行（五种德行），其中仁义、礼智是两对矛盾。“圣”是指具有会通“三才之道”的能力。

古往今来，由于《易经》“弥纶天地之道”，人们对于《易经》见仁见智，做了各式各样的诠释，但好多解释不仅支离不切，而且将其引入迷信的歧途。

《童子问易》易宗学说的提出，对于破除迷信，对于恢复《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和高明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于《易经》现代化、国际化，对于我们树立核心价值观、建设“万国咸宁”的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