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这篇文章总结了削藩失败是晁错被杀的原因。作者认为，晁错被杀，首先有七国叛乱给皇帝造成的压力和受到政敌中伤的原因，但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晁错自己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才给了政敌攻击他的机会。同时，作者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难展的抑郁心情。

晁错1

天下之患2，最不可为3者，名为治平4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5变，而不为之所6，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7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8。惟9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10为天下犯11大难，以12求成大功；此固13非勉强期月14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15；吾发16之，吾能收17之，然后有辞于天下18。事至而循循焉19欲去20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21，谋弱山东22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23，以诛错为名24；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25。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26。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27。昔禹之28治水，凿龙门29，决大河30而放之海。方31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32；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33得至于成功。

夫34以七国之强，而骤35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36？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37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38。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39。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40。当此之时，虽41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42？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43，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44。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45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46，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47？

嗟夫48！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49。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50，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51！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那个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义士们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

《晁错论》为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写就并呈与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错论》的具体写作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本文写于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试前所上二十五篇《进论》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该作品写于嘉祐六年，是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的一篇应试文章。

其一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苏轼所上策、论词理俱佳，被推荐参加秘阁考试。

其二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苏轼在制科阁试中合格，得以参加殿试。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在崇政殿亲试制科应试者，称为“殿试”。苏轼首先呈上《中庸论》、《汉高帝论》等二十五篇文章，接着答《策问》，即《御试制科策一道》，举条而对，作了五千余字，并入三等。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阖，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论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言也不会幸免于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章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下：“此篇前面引人事说景帝虽为治平，有七国之变。此篇体制好，大概作文要渐渐引人来。”

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三：“此论先立冒头，然后入事，又是一格。老于世故，明于人事，有优深思远之智，有排难解纷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十三：“于错之不将面为居守处，寻一破绽作议论，却好。错之误，误在以旧有怨于盎，而欲借吴之反以诛之，此所谓自发杀机也。鬼瞰其室矣。何者？以错之学本刑名故也。”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此是先生破尽身见，独存义勇，而乃抒为妙文。后贤且只学其刀刀见血。”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二：“错虽数言兵，然未实试之行阵也。吴、楚反，关东尽为敌国。景帝往来两宫间，天下寒心。此论云：‘晁错自将，未必无功’，愚以为书生事后之见，非万全策。万全之策惟在任人。当是时，朝廷上有一持重善兵之周亚夫不能荐，难乎其智囊矣。眉批：虚冒全篇，了无遗漏。是一格。如‘坐观其变’云云，此处既详，文中更不道及。”

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六：“吾读《应诏集》诸论至此，盖悟公之为此，直自成一家言，而占人特借以为资而已。当积驰守患之日，恬愉处堂，惮不敢发，发又催不能收，率用晁错喜事杀身以自解，公故切切然以坚忍矢志望望之，而非直为昔者垢病也。推此以观诸论，则悠意冰释。起幅雄深浑颧，独冠群篇。由其借错为影，直刺时局，自发议论，与《思治》、《策略》等相参，故能凭空横鹜如此。要于题事仍统体笼举一也。”

高塘《唐宋八家钞》卷六：“公独摘出‘使上将而己居守’一语为论柄，却是老于世故、明于人情之言。高在先将古君子出身犯难以求成功立案，则错之区区台全，先发难而不能收难，其被祸也，诚有以取之，相形益见，易足怪与？公论发人所未发多如此，其笔力则公文本色，雄快不待言。”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此篇先立冒头，然后入事，又是一格。晁错之死，人多叹息，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东坡之论，发前人所未发，有写错罪状处，有代错画策处，有为错致惜处，英雄失足，千古兴嗟。任大事者，尚其思坚忍不拔之义哉。”

苏轼（1037—1101年），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