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都市主义就是将城市理解成一个生态体系，通过景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将基础设施的功能与城市的社会文化需要结合起来，使当今城市得以建造和延展。该主义是当今城市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心是强调景观是所有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载体。

“景观都市主义描述了当今（城市建设）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先后次序的重新排列，即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当今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对许多不同专业的人士来说，景观已成为一种透视镜，通过它，当今城市得以展示；同时景观又是一种载体，通过它，当今城市得以建造和延展” [1]。虽然笔者即将出版的《景观都市主义》一书将全面阐述这一观点，为了更好理解本文的论点，这里还是有必要指出景观已从过去以审美为目的的表现技法（presentational skills如荷兰风景画）、再现手法（representational methods如中国园林、英国自然山水园）发展成为当今城市建设以及处理所有人地关系的世界观（strategies）和方法论（operational modes）

景观都市主义把建筑和基础设施看成是景观的延续或是地表的隆起（图 2）。景观不仅仅是绿色的景物或自然空间，更是连续的地表结构，一种加厚的地面(thickened ground)，它作为一种城市支撑结构能够容纳以各种自然过程为主导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和以多种功能为主导的公共基础设施（public infrastructure），并为它们提供支持和服务，这种开放的（open-endless）、能预判和参与未来需要并能够行使功能的载体（performative medium），就是我们所说的景观基础设施。

景观基础设施

在上世纪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基础设施在追求高标准的技术要求的同时，正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人们仅仅考虑它们技术方面的要求，大部分道路都是单一功能导向的为机器－汽车在设计（图3）；河道则以防洪为单一目的，被裁弯取直和硬化（图4），它们都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还应具有的社会、审美及生态方面的功能。当我们为悉尼西部的Clear Paddock溪流改造和SWA洛杉矶河的改造方案而喝彩时（图5，6），却看到我们南水北调工程在建的河道跟它们改造前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图7，8，9），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正在与哪个国际接轨！现在还是过去？”

近些年来，欧美的许多城市通过对基础设施的重新思考，人们得出城市中的任何空间都应该具有社会价值，不仅仅传统的公园和广场要有，所有城市空间都应该有人文气息。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以专项工程、单一功能为目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从拥堵、污染、噪音等对城市的负面影响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城市生活居住的一部分，并以此提升生活品质，满足公众生活需求，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升土地经济价值。设计者需要参与的景观基础设施包括有：雨洪调蓄、污染治理、生物栖息地、生态走廊网络建设；然后在这一景观生态基础上，提供丰富多样的休闲游憩场所，创造多种体验空间，这包括将停车设施，高架桥下的空间，道路交叉口等组成的城市肌理的各个层面加入景观基础设施之中[2]。景观都市主义认为要做好上述这些工作，需要各相关学科的设计者共同合作（图10），全方位地参与到城市生态的全过程，将基础设施的功能与城市的社会文化需要结合起来[10]。

1.1流动的景观

通过自然体系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关系的确立，为根据生态体系来建立景观基础设施网络的城市发展策略找到了一种途径。城市中最常见且持久的要素通常与景观有关：如地理、地形、河流以及港口和气候。能够揭示城市的地形及水文结构与城市结构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开放空间网络的建立与城市水体系统上[2]。因此我们看到人们将水系作为城市和区域绿色通道的基本框架，利用自然水系生态过程来设计，包括雨水收集、调节旱涝、水质净化、提供多样的生物栖息地等；然后在这一生态景观基底上，提供丰富多样的休闲游憩场所，创造多种体验空间以及增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体系。

在地区和城市宏观层面上，SWA 34.5平方公里崇明岛北湖区的规划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景观战略，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完整的总体规划。从低地（lowland）到高地（hightland），通过对低堰体系的建立，创造出一系列不同生境的生态体系，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和利用率，从而达到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图11）。而在美国北加州硅谷的圣何塞, 由乔治.哈格里夫斯(George Hargreaves) 设计的Guadalupe 河滨公园利用人工的波纹地形、带种植的篾筐、起伏的台阶和泄洪涵洞来掌控水位及满足游人亲水要求，3英里长的河滨公园在行使防洪功能的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亲水景观，由此带来的优美环境，深受当地居民青睐（图12）。

在社区微观层面上，我们开始看到利用公共空间和交通体系来作为地表水的收集和处理的基础设施。如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维多利亚公园，道路体系除了两边的行道树之外，还设置了长满植物，能够收集和处理雨水的水沟（图13），雨水最终被收集和储存到社区公园里，经过湿地处理后再作为喷泉的水源重复使用（图14）。将公共空间与水收集和处理的城市基础设施结合起来的例子还有Atelier Dreiseitl 设计的德国Ostinger 的scharnhauser公园。

让景观做功（performative functions）而不是单纯的审美摆设是当今景观的重要特质，由美国景观设计师玛吉. 鲁迪克 (Margie Ruddick)设计，坐落于成都市中心府南河畔活水园，占地24000多平方米，是一个集环境教育和休闲为一体的环境治理的成功案例。公园形状是一“鱼”形，是整个规划中的点睛之笔，象征活力和健康。游人往往从鱼嘴而入，走向鱼尾。水净化系统由一系列溪流、池塘组成，贯穿全园，其中人工湿地处理工程的核心的塘床酷似一片片鱼鳞，由6个植物塘、12个植物床组成，污水在这里经沉淀、吸附、氧化还原、微生物分解等作用，达到无害化，成为促进植物生长的养分和水源。其间种植的几十种水生植物与自然生长的多种鱼、昆虫和两栖动物等构成了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栖息地。既有分解水中污染物和净化水体的作用，又有很好的知识性和观赏性。该园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让景观行使功能的庞大的水处理工程（每天有200立方水从河中抽出除去细菌、重金属后再回到河中）的同时，寓教于乐，游人市民在游赏全景的同时还能亲眼目睹水由污变清的自然进程。（图 15）。

1.2运动的景观

也许对景观基础设施的建立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看似普通的城市交通设施。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有着复杂的功能要求，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公共空间的禁区。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停车场都是城市肌理，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满足公共空间的要求，必须与其它有效的城市体系：诸如公共交通，人行体系，水系统，公共设施以及生态体系连为一体。结合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施展。交通设施设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取得景色和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具备激励和支持新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能力[3]。

在欧洲，“绿色” 基础设施的口号已成为主流，得到了政治及公众的广泛支持。各国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政策。从而景观都市主义的实践及相关项目在政府对交通设施（特别是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图16）投资力度的加大以及对建造公共空间的大力支持中获益非浅。

景观设计师阿德里安.戈伊茨（Adriaan Geuze）和他所在的荷兰鹿特丹西8设计事务所在他们设计的不同尺度的项目中，揭示了在当今城市建设方面景观所承担的不同角色，进而成功解决了景观与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将它们分开，而是将他们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景观基础设施。

作为这一策略的一个成功案例是位于Zeeland 的防浪提，该项目所在的海滨地区是由填海造田而形成，上面分布着基础设施、农田、废弃的工业用地及沙堆。Geuze采取的是一套“自然选择”的生态体系。利用当地蚌类产业剩余物－黑色和白色的贝壳，创造一个黑白相间的圩田景观，用来做为吸引深色和浅色的海鸟的觅食地。从驾车者角度看，该项目与周边大尺度的景观相呼应，交替且重复平行出现的黑白相间贝壳带看起来极富视觉冲击力，像是周边基础设施的延续，从而将整个区域连成一个整体（图17）。用Geuze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景观总是能在事物转变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从而将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因素联系成一个连续的空间。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在市政建设方面的最大区别就是巴塞罗那更好地利用了国家为举办奥运会在交通设施方面的投入，在公共空间和道路新建和改造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包括在Joan Roig and EricBatle等多个项目中，我们看到设计师用景观的手段将基础设施嵌入到城市的肌理之中，把公共空间与作为交通的基础设施融合到一起（所谓公共基础设施），从而将传统上单一功能的市政工程融入到更加综合的城市公共体系之中

根据道路的不同功能进行组合设计是西班牙巴塞罗那1992年完工的Ronda de Dalt和2007年完工的Gran Via 道路设计的一个亮点。以Gran Via 道路为例，按照交通功能和社区服务功能要求，Gran Via 道路设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层的混合式结构模式，使不同功能的道路有不同的地面标高来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图19）：地域性的过境高速路被安排在地下中心部位，两侧是地下铁和地下停车场，市区道路和服务路被布置在地面，并与城市的雨污水管道，公共交通，停车设施以及其他诸如自由市场，临时展览场地相连系，从而打破了高速道路体系线性的生硬的边界，将它与周边的城市肌理融合成一体构成一个功能分布合理的开放空间，它是被遗忘了的上世纪20年代展示联系性、方便性、和机动性的美国公园大道（Parkway）的现代版（图20）。

作为墨尔本城市人口的标志，建造师登顿·马歇尔 (Denton Marshall) 设计的在景观中逐渐展开的的雕塑元素丰富了司机的驾驶经历，加强了他们对城市的记忆（图21）。同样在墨尔本，由Tract 顾问公司设计的东部高速7公里延长线，在为司机提供了一个愉快且难忘的驾驶经历的同时，在地区层面上，通过乡土植物和本地石材的广泛使用，将开放空间与雨水收集，净化水系结合为富有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市区内交通不繁忙的路段为人车共享空间的设计提供了可能。还是在墨尔本，设计师成功将一条1,640英尺长的滨海大道设计成人车和谐的巨型广场，色彩斑斓的横向条纹打破了线性道路的单调感，通过丰富多变的公共空间将墨尔本中心与港口连接成一体。这里景观是一个连续的整体，道路只是成为地面上无数条纹的一部分Koog aan de Zaan是阿姆斯特丹郊外一个小镇（图25），一个景观工程将一个被高架桥分割了30多年的小镇重新连接为一个整体。一系列充满生机的公共空间取代了昔日高架桥下面被废弃、被遗忘的阴暗角落。在这里景观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它作为城市载体的连续性

停车场景观化也许是最具挑战性和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西班牙巴塞罗那Ronda del Litoral 大道是建造在地下停车场之上的景观大道。出色的设计来自于设计师对地域环境与文化的思考。穿插的植物种植块和桔红色与黑色的沥青组合，在打破狭长单调屋面的同时，又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运动休闲的去处。那面向大海抬起的平台过道给人以本地建筑阳台的联想。

由笔者老师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的Field Operations事务所设计，最近建成并开放的纽约高架线公园（Highline Park），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新思考。基地是一个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废弃的高架铁路，锈蚀的铁轨被生机盎然的野草所淹没，杂草丛生取代了昔日繁忙的交通设施，在这里自然以一种顽强的方式展示了它的高调回归。设计者从这种自然过程中获得灵感，创造出所谓的“农业－建造”（Argri-Tecture）（图29），就是部分农业（景观），部分建造（景观）的设计理念，从100%的铺地到100%的绿化，在这里自然与人工：象征农业（景观）的乡土杂草与象征建造（景观）的铺地相互交融；没有了园路、广场、绿化的限制，以一个完整且自然的地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游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的去处（上述案例充分说明了将工程与生态景观结合为一体的可能性）。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重新审视，我们看到了一个超出单纯满足技术及功能要求的、将可持续性的生态、地域特色与文化特征纳入到一起的景观基础设施。如果我们把景观看作为城市其他体系的基础设施的载体，而不是将其等同于单纯的自然或生态，我们将为城市多功能体系的建立获得更广泛的操作界面（框架），这种景观基础设施的框架将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能够将自然生态体系与地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永久性机制。正如澳大利亚景观设计师Richard Weller 所说的：“景观本身就是一个载体，所有生态交替都要从上面穿过，它是基础设施的未来” [9]。

景观的城市（City As Landscape）

Koolhaas在描述他眼中的美国亚特兰大时这样写道：“亚特兰大不具有传统城市的特征，它密度不高，而且分散，人口也不多，是由某些小块区域超级组团组合而成。它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植被和基础设施：森林与道路。亚特兰大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遍景观” [4]。

Koolhaas这里所说的景观被形容为城市的第三种模式。回顾城市的发展历史，第一种模式出现在新石器的农业时代，其形式是狭小的格局，城市中心的周边被防御设施所包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这种核状的限制性结构被打破，城市的中心向外扩散，取而代之的是较为宽松的第二种模式，这种城市规划模式强调几何形体，如用方格网、轴线以及放射线来组织城市网络，随着城市无休止地向外蔓延必然会带来中心与边缘、市区与郊区、内部与外部的区别，这些区别已无法解决当今城市的复杂性。而现代工业革命后的第三种形式被称为有机模式，一个更开放的，紧凑的、多功能的、小规模的社区组成的多中心城市。塞德里克.普赖斯(Cedric Price) 将城市比作为鸡蛋，他用鸡蛋的三种做法来形容城市的三种形式（图 32）。Price形容第三种现代城市形式是炒鸡蛋，原本在中心的蛋黄被分散到周边各个部分，这种自然回归和高度开放性的有机城市、生态城市形式就是景观的城市，城市的生长和转变的动力被解读为大尺度的生态组团，区域性的水域与复杂的生物网络间的相互作用[5]。我们所熟悉和了解的城市可以被解读为这些自然力在地表的加剧：“隆起而形成” （图 33）[6]。因而城市就是景观，是自然过程的混凝土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不一定是“绿色”或“软的”这些被大家所熟知的景观特征的形式。“城市和基础设施与森林和河流一样生态” [7]，城市就是一个生态体系。它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土地利用范围， Koolhaas描述的由于城镇景观（town-scape）与乡村景观(land-scape)分界限的淡化所形成的无边界城市(edgeless city)，说明了城市与乡村不断融合，反映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无边界景观(limitless landscape) [8]。

由景观设计师领衔，多个学科设计师共同参与完成的280英亩加拿大多伦多港口城项目，通过将能行使雨洪管理及为人们提供持续生态服务的生态基础设施（图 34）和绿色快捷的公共基础设施（图 35）（由人行步道、自行车道组成的系统且连续的游憩网络及公共交通所组成）相结合的基础上，即本文所提到的景观基础设施，创造出不同特点（DNA），多样化的综合社区，进而形成一个生机盎然可持续的“绿”城（图 36）。同时，该项目还向我们展示了前面瓦尔德海姆所说的景观取代建筑，城市设计，城市规划而成为城市建设主导学科地位的可能。

深圳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创新的前沿，城市规划设计也不例外。去年完成的龙岗中心城城市设计国际招标就是其中一个大胆的尝试。该设计以龙城广场为核心，包括龙岗街道办的龙平地区、南联地区、吉祥路地区以及龙岗河的部分地区，总范围约11.8平方公里。由英国Groundlab中标的方案综合了上述案例所展示的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加厚的地面，从龙岗大桥到龙岗广场，加厚的地面向我们展示一个包含了公共活动，地下出入口以及CBD的停车设施在内的系统化叠加式的城市公共领域，一个连续而完整的地球表面，从而提高了土地及公共空间利用效率（图37）。

（2）景观基础设施的建立，将基础设施纳入到城市公共空间之中，摒弃了传统城市中基础设施将城市空间划分得支离破碎的现象。通过对龙岗河的合理规划利用，增加了河流的流经区域，不仅增强河流的可见度和观赏效益，更起到了河流对城市雨水收集、水质净化、防洪等功效。以景观基础设施为框架的战略，使生态在城市中蔓延，不仅仅使河岸及周边区域，更使整个城市从中受益，从而创造出连续而系统的自然生态与游憩运动相结合的网络生态走廊体系（图38）。

（3）因子参变模型，该规划的另一个亮点是通过一个建立在城市各相关因子相互关系上的计算机模拟模型，根据建设规模大小，地形特征，计算机可以很轻松地为设计者和决策者实时提供多种选择，从而为评估界定最佳的空间组合和多样化城市类型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图 39）。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景观都市主义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把城市建设成看起来象景观一样，（即国内片面强调表象的美化环境的所谓“生态城市”或“园林城市”），而是从建筑物体与地面(figure-ground)对立组合的城市模式转变到将城市表面构想成一个能行使功能的设施，它能够汇编所能涉及到的城市各个系统间的动态关系。[9]”

总结

景观是各种自然过程的载体，这些过程支持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同时，景观又是多种功能（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载体”，它为催生和协调（自然）环境与（工程）基础设施之间提供相互融入和流动交换的界面。

Landscape Urbanism一词的创造者Charles Waldheim,是建筑师和建筑学背景的景观设计学者，让景观都市主义在全球掀起波澜的是建筑学教授Mohsen Mostafavi及其当时领衔的英国AA 建筑学院，在全球推波助澜的学者和实践者或多或少都与AA 关。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是建筑学和建筑师从他们的角度发现了景观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建筑师屈米和库哈斯的巴黎莱维莱特公园设计（前者的方案获得了实现，后者只是方案，但两者异曲同工），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最早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不但建筑师主导了一个公园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这个公园在组织城市和人们的行为体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景观在这里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园”本身，而是开放的、组织城市形态和功能的空间结构和触媒。

但建筑学对景观的发现果真是新的发现吗？我所听到的、流行于北美各大学的街坊议论则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景观设计师或景观设计学背景出生的学者们开始都不屑一顾，因为从美国景观设计之父奥姆斯特德开始，到Charles Eliot，再到McHarg，景观设计的先驱们早就这么认为了。从波斯顿的蓝宝石项链作为城市形态的基础结构，到大波斯顿地区的自然系统规划奠定大都市圈开放空间网络，再到“设计遵从自然”，开启城市生态规划之路，景观设计的杰出先驱们无不把景观作为定义城市形态、满足城市居民游憩与生活的基础设施，这是景观设计学有别于传统造园或花园设计的根本之处。更远地说，熟悉中国和其他古代城市规划历史的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古代的城市从选址到布局，无不是基于自然地形和山水格局的，因此才会有杭州的山水城市，苏州的水网城市。古代南美的印加帝国也是如此，著名的马丘比丘古城遗址，生动地展示了古代印加人以自然景观为本，将人类工程巧妙地结合在自然中去的智慧。因此，在行家们看来，景观都市主义在提法上没有创意，在内容上也不新鲜，其实践更是缺乏生态的基础。

而后人们却发现景观设计学专业的学生们对Landscape Urbanism趋之若鹜，谈起来甚至兴奋之至。道理很简单，景观设计专业终于自豪地面对横行于设计领域、特别是城市设计领域的建筑师及其学生说“不”了。景观都市主义给了年轻的景观设计学生们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学生是未来，无论景观都市主义是老醋还是新酒，让景观设计学及其学生们重新发现自己在城市设计中的主导地位，总是一件快事。自麦克哈格之后，景观设计的从业者们几乎都陶醉于做一件作品，做一个花园，沉湎于成为艺术家的工作中去了，而北美大学的教授也常常只对大牌设计师们及其作品津津乐道，却把景观设计学真正的使命和景观设计先驱们所定义的领地丢掉了许多。景观都市主义，犹如窗外的惊雷，让景观设计学陡然惊醒：景观不是花园，景观不是园林，景观不是街头艺术品，景观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更确切地说是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是生态过程而非固定的形态。这是对由来已久的建筑都市主义的一种反动，一种“反规划”和“反设计，”也是城市设计对景观的应有的回归。

而今，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都已入主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势必对景观都市主义有更积极地推动，影响势必更加深远。有必要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另一个更全面和更新的“主义”已经在哈佛开启，那就是“生态都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它不但继承了景观都市主义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将生态的内涵构建其中，并有志于更全面的融合。今年四月在哈佛隆重上演的生态都市主义大会，以及即将出版的会议文集，可以看作是这一“主义”的正式登台亮相。

因此，无论是景观和景观设计学的再发现，还是建筑师和建筑学在革自己的命,景观都市主义给了建筑学、景观设计学一次大融合的机会。它敲打去长期以来学科之间的藩篱，给城市设计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反思；更重要的是，给景观设计学的发展带来了机会。当然，它的理论还远远没有成熟，它的论点需要更多的实践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将为景观都市主义的发展创造最大的机会，必将做出最大的贡献。